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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氏研究018】深藏故宫的宜宾乡贤薛启棂背后的那些事

2020-3-26 21:44:03 | 2738125次阅读 | 来源:薛氏文苑

薛元敬


远在广东中山执教的文友陈伟平老师电话告诉我,他在查阅史料时,意外查到晚清四川总督吴棠给同治帝《为题请四川宜宾县已故封职薛启棂入祀乡贤事》的奏折条目,盼我能查其内容,为我正在探索的《洋务先驱薛焕》再添佐证,为家乡推出这乡贤楷模。

乡贤,是本土德才兼备、声望显著的社会贤达。凡入祀乡贤祠并载入史册者,既要深孚众望,还需超乎常人的贤能事迹。唐《史通杂述》所载“郡书赤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即指此。而吴棠奏折中所说薛启棂,是晚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的父亲。在那普遍将闭关自守视为“爱国”,将学习西术视为“媚夷”,将洋务外交视为“事鬼”的时代,薛焕身为清廷首任专职洋务大臣,被时人误读极深而“为垢天下”。其父纵使是德才兼备的乡贤楷模,受其影响要想入祀乡贤祠也极难。四川总督吴棠竟奏请薛启棂入祀乡贤祠,实在出我意外。
读史重在求其真相而以史为鉴,为此我竭尽所能,多方托人寻找这奏折内容。皇天不负有心人,经挚亲么飞三赴故宫多方努力,总算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浩瀚的史料中找到这份奏稿。
这是一份由四川省宜宾县举人龚景芬等人根据薛启棂事迹申请,经宜宾县知县姜凤仪“查明造其事实册结”,认为符合入祀乡贤祠条件后,由永宁道张舒萼移据、叙州府知府朱潮转据,再由四川布政使英祥查核属实,最后由四川总督吴棠联合学政钟骏声覆查无异,合詞具題的奏折。呈报日期为清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三日,同治帝于当年十月初一日硃批“该部议奏”。真想不到,这薛启棂入祀乡贤祠,竟需如此繁杂的程序。
这奏折开篇即称“已故封职薛启棂,清白传家,谟猷裕后。孝友睦姻任恤,行俱法夫周官……信作一乡之矜式,宜邀旷典之褒荣。” 这是说,已去世并得朝廷诰封的薛启棂以清白传家,为后人筹谋远利,处处以周礼规范自己,是一乡贤能的楷模,适宜呈请前所未有的典制之旌表。而所附宜宾县举人龚景芬等所呈薛启棂的事迹,是一篇极富文采的骈文。文中所称薛启棂“没世名称,要有可凭之实行”,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
一、 以清白传家并以周礼严格规范自己,为后人造福。
二、 乐善好施,屡捐资助教。
三、 因家乡野多断桥,艰于行旅,常捐资修桥补路。
从第一条看:据《蜀南薛氏家谱》载,薛启棂的入川始祖薛甲,明嘉靖进士,由江南江宁府由宦入川为叙泸卫兵备佥事,泸州钟鼓楼即其所建;二世薛俊杰,岁贡生,金堂县训导;三世薛维翰,增广生,雅州府清溪县训导;四世薛纬,岁贡生,仍为清溪县训导;五世薛锦奇,增生,未出仕;六世薛澐,增生,重庆府训导。历时六世书香传家,多为教职。到七世薛启棂,已发展为宜宾县黎汤乡(今叙州区赵场街道)一大望族。
薛启棂四兄弟,长兄薛启模渍学早逝,二兄薛启楷以廪贡生出仕乐山县训导,弟薛启材以岁贡生出仕重庆府训导。薛启棂考取秀才后,本有机会出仕,但因兄弟皆在外为官,他必须在家伺奉致仕回乡的老父。自古读书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良相治国安邦,良医治病救人。薛启棂唯有在家一边尽孝,一边为族中子弟蒙课,一边行医。
在薛启棂培养下,三个儿子都很争气:长子薛煐以廪贡生出仕黔江县教谕;三子薛熏以廪贡生出仕华阳县教谕;最争气的是次子薛焕,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举后,由金山知县一步步擢升为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钦差洋务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等,并因三战上海“力守海滨以待援师之功”得赏头品顶戴。七世书香加三个儿子在朝为官,薛启棂也算“谟猷裕后”了。
从第二条看:在叙州区赵场古木湾薛家大院遗址旁,有地名“祠堂田”,其名源于薛启棂在三个儿子入仕后,为颂“祖德流芳”出资修建了薛氏祠堂,同时还捐出部分田地作祠堂产业,其收入专供族人祭祖与办丧事,以及补贴本邑穷家弟子读书费用。遇上灾荒年,薛启棂还在祠堂前搭粥棚赈济穷人。确实“乐善好施,屡捐资助教”。
对第三条薛启棂修桥补路善举,留下的痕迹更多。我第一次去赵场古木湾寻根时,当地人即指着湾前一条小路对我说,这儿原来是宜宾通向云南方向的大道,是薛家人出资修建的,只因后来改道才荒芜了。在小河石桥边,有人还到田间拔了把稻草,蘸水擦去桥梁上的青苔与污泥,让我看上面“薛家桥”三字。
这三点“可凭之实行”,虽符合道德传家的乡贤楷模标准,但仅凭这三点,薛启棂要迈过儿子薛焕因“事鬼”为国人所鄙那道坎,进入“美其邦族,名垂青史”的乡贤祠,是极难的: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廷被“西夷”的洋枪洋炮打开闭关自守的大门后,焚毁传统文化独尊上帝的太平天国战乱随之而起。长期内忧外患加天灾人祸致中国饿殍与盗贼遍地,还没认识闭关自守弊病的士大夫们,竟为此不分良莠地恨透了“西夷”。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是同治帝的老师理学宗师倭仁,宁愿故意从马上摔下来自残告病回家,也不愿到与洋人打交道到的总理衙门任职;二是兵部侍郎郭嵩焘即将奉旨出任清廷首任驻英使节时,士大夫们不但纷纷指责,还撰联以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士绅们更认为郭嵩焘“事鬼”是丢了湖南人脸,要开除他的湖南籍,参加湖南乡试的学子们甚至集队去烧毁郭嵩焘住宅并掘其祖坟。
而自清廷因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不得已签下屈辱的《中英南京条约》后,上海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式开埠与“西夷”通商,上海官员必须直面“夷酋”处理棘手的“夷务”。薛焕长期任职上海,他那令“夷人畏服”(御史蒋志章保荐薛焕语)的外交才干,使清廷感到“另派他人,不悉夷情,断断不能措施合宜。”(清咸丰九年六月上谕),将他由上海道一步步擢拔为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而他,竟敢 “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举国上下恨透“西夷”的时候,不但在上海三抗圣旨,创建了中国第一支使用洋枪的常胜军,还将“西夷”出入的通商海关发展为国家财源重地,成了中国具体实施“师夷长技”的第一人,及首任专职洋务大臣。他这“不容于尧舜之世”的“事鬼”官员,一边必须摆足“天朝上国”钦使的架子与“西夷小国”交往,一边又得在那些打了胜仗而盛气凌人的“夷酋”面前承受“弱国无外交”之辱;一边要面对那些以“口舌争胜”的清流们攻击,一边还得承受着不明真相的百姓们唾骂。
而一些大臣自己不愿“事鬼”,又不满仅举人出身的薛焕因“事鬼”而步步高升,就常拿他“贪庸误国”在皇上面前说事。清廷也曾派大学士桂良、两江总督曾国藩查核过他“贪庸”各款。虽有桂良奏章“(薛焕)素为夷人信服,办事亦甚为得体”,以及同治帝谕“至薛焕巡抚任内被参各款,前此业经曾国藩查明覆奏,尚无实据。惟办理通商事务,颇为熟悉……”证明了他的清白与能力,但在那些将“醒眼看世界”与“崇洋媚外”混为一谈的大臣面前,薛焕总是被攻击的对象。以致在同治三年,薛焕因针对朝廷官员多吸食鸦片现象,参劾通政使王拯吸食鸦片时,虽参劾属实,仍被清廷以“逞私攻讦”罪“着实降五级调用”。背负处分赴天津与葡萄牙使臣换约时,又因发现该条约会丧失国家主权拒绝换约,让钦差已签署只待用玺的《中葡和好贸易条约》废弃。虽破灭了葡萄牙让澳门独立以“合法”占领计划,却得罪了签约的钦差恒祺王爷,致他在京处处掣肘。紧跟着,又在编修蔡寿祺参劾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那大政潮中受到狠狠一击,不但恭亲王被罢去议政王职从此一蹶不振,薛焕也不得已在同治四年以母病为由吁请回籍终养。他那些被人参劾的事,在民间几经转播后,也变得面目全非。就连明媒正娶的继室浙江平湖才女金氏,因生得秀丽且一口吴侬软语,乡邻听不懂,就到处传说她是侵略者为打进中国与薛焕交换海防图《梅花桩》的一个外国美女。以致四川总督骆秉章在致军机处首席章京朱学勤信中也不无感叹:“薛觐翁(薛焕字觐堂)到省,弟晤谈数次,议论皆有见识,何至为都人所不容?实不可解!”其父薛启棂,更是气得病倒在床。
薛焕这些事,在今天看来是为复兴中华打破闭关自守走向世界的前奏曲,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他只能“负天下之重而任其谤”,慨然致书好友郭嵩焘:“吾两人以洋务为垢天下,其庶几奠安国家,一滞斯言乎?”(《清朝碑传全集·3册·诰授光禄大夫薛公墓志铭》)
虽然,在薛焕回籍期间,随着国门打开,醒眼看世界者越来越多。连一度视西术为“西夷淫技”的湘军大帅曾国藩,在接任薛焕的两江总督后,也认识到中体西用的必要性而着手洋务。而李鸿章从薛焕手中接过江苏巡抚之职后,对西术的兴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饱受内忧外患且又闭塞的乡民心间,洋人仍是红眉毛绿眼睛杀人放火的强盗,与洋人交往就是卖国。薛启棂有这么一个“事鬼”儿子,怎能以“清白传家,谟猷裕后”入祀乡贤祠?
为找到促使宜宾士民举荐薛启棂为宜宾乡贤楷模的动因,我唯有查各种史料多方佐证。
按常规,薛启棂入祀乡贤事在光绪版《叙州府志》应有记录。但翻遍《叙州府志》,从古至清的宜宾县乡贤虽有十来个,就是没薛启棂名字。
不过,我在《叙州府志·卷三十三·人士》中,意外找到举荐薛启棂入祀乡贤祠的宜宾县举人龚景芬事迹:“道光壬辰(1832)举人,南充县训导,例满截取知县不就。生平廉洁端方,事亲尽礼。设教数十载多所成就。又尝为济田置廒,义田置业,及创修文昌宫正后殿,创议乡囤积榖皆赖其力……”令我特别意外的是,这龚景芬事迹竟与薛启棂差不多!
我思路不由洞开:这“济田置廒,义田置业”与“创议乡囤积榖”,让我想起《清续碑传集·卷十三·薛公行状》中,有段关于薛焕在同治六年保宜宾备荒粮的记录,而薛启棂在荒年赈济灾民传说,正在这期间: 据《巴蜀全书》编年大事载,自李永和与蓝大顺的云南烟帮于咸丰九年(1859)打进四川后,五十余州县惨遭兵燹,民不聊生。历时六年,四川好不容易平复了李蓝之乱,却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先是在同治三年(1864),“岷江上游水涨,内江进水太多,成都水灾,街道可行舟”;紧跟着在次年八月,“岷江发生大洪水,冲决都江堰,淹没沿江各县农田数以万计,再次导致全川大饥。”水灾后紧跟着大旱,民不聊生的四川,竟“时有饥民食人事件。”
查四川清朝职官表,那年的四川总督,正是薛焕辞官回籍时为之不平的骆秉章。而负责钱粮的布政使,也正是咸丰九年三月向咸丰帝保荐薛焕“焕有胆略,任上海道时,洋人畏服”的御史蒋志章。
将《清碑传》、《巴蜀全书》、《叙州府志》结合起来读,薛启棂的事迹,竟如电影蒙太奇一幅幅感人画面出现在眼前:
同治六年(1867)夏,薛启棂去世前一年,赤地千里的四川,兵燹、洪水、大旱、龟裂的土地、饿殍遍地。不少逃荒的灾民走着走着就饿倒在地上,亲人去扶,也紧跟着倒地不起。
此时,一碗粥也可救一条人命。
酷暑中,薛家大院前通往云南的路旁,薛启棂强撑病体,正在粥棚内指挥着家人向逃荒的饥民施粥。然而能拿出的赈济粮毕竟有限,看到饥民们为争夺一碗稀粥大打出手,薛启棂正自着急时,同乡举人龚景芬“创议乡囤积榖”,统一救济宜宾饥民。
薛启棂与本邑的乡绅们积极支持,居然“集榖万余石备荒。”
正缺粮饷的四川官府得知这一消息,竟欲将这救命粮调充军饷。
筹办义仓的宜宾绅民欲哭无泪,薛启棂气得卧病在床。府县官员虽着急,却因官小职微不敢反抗四川督府。
致仕在家的薛焕站了出来,冒着三伏酷暑赶往成都,与四川总督“力白其非”,宜宾百姓救命粮保住了!
《清续碑传集·卷十三·薛公行状》很清楚记录了这事:薛焕回籍后,“杜门不与外事,然地方利害之大者,无不为当道言之。宜宾民集榖万余石备荒,大府议以充军饷,府县不敢言,冒暑至成都,力白其非,事得止。”
不过,薛焕这“力白其非”,既伤及四川督府不顾百姓死活,又伤及宜宾府县官员为保顶子不愿为百姓事反抗上司。光绪版《叙州府志》在以《薛公行状》为据节录薛焕条目时,竟删去了这段。但府志虽讳而不言,作为当事人的龚景芬等宜宾士民,却感恩薛启棂不但在大灾之年开仓赈济饥民,还在病危时支持薛焕远上省府为民请命。在薛启棂去世后,龚景芬等力主入祀乡贤祠。只因顾及官府面子,对这事仅用“狼峰甫急之時,鏹常散白”一笔带过。
到此我豁然憬悟:在政体腐败、外强横行、民生涂炭的晚清,薛焕为“奠安国家”,虽“以洋务为垢天下”,但宜宾士民们在薛启棂父子赈济灾民,为保饥民救命粮不惜得罪官府过程中,已认识到薛焕不但不是传说中的贪庸误国者,相反如川督骆秉章一样,认识到薛焕是一个为国家与民族的崛起忍辱负重的洋务先驱。在薛启棂去世后,呈请清廷将其入祀乡贤祠,并强调其“清白传家”,既是对薛焕那些流言蜚语的否定,更是对薛焕“以洋务为垢天下”的澄清,及其“奠安国家,一滞斯言”的肯定。
而清廷在内忧外患与天灾人祸过后,欲复兴其“天朝盛世”,就必须针对糜烂的官场,提倡“清白传家”,针对被败坏的民风,重塑周礼以敦风化。将“望隆本邑,清白传家,诚属光明磊落之人”的薛启棂入祀乡贤祠,既可敦风化,又可为动员薛焕重新出山埋下伏笔。
而薛焕在灾情过后,目睹饥民们无心恢复生产,仍习惯地跑来“吃大户”,且为争食大出打手,一番善举竟带来一片戾气,他感到任其下去只能培养懒汉而非善举。与其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在第二年老父去世后,就撤去了粥棚,除保留老父创办那供族人办丧事与补贴穷家弟子读书费用的“祠堂田”外,卖掉了祖上所积田产,携款上成都,联合翰林院编修伍肇龄等,广邀川中缙绅捐资,寻找时机在四川创建一个学以致用的尊经书院(今川大前身之一)去了。
由此看来,清廷将薛启棂入祀乡贤祠,不但是对他“清白传家,谟猷裕后”的肯定,更是从侧面体现出闭关自守的晚清官民开始放眼世界的转变。







作者简介: 薛元敬,男,1954年3月生,1971年参加工作后一直从事财经管理工作,国家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先后曾担任十余个中小企业及国家大型建设项目财务负责人、宜宾开发区财经管理处处长、宜宾开发区财政局局长等职务。2014年于四川临港开发区财政局调研员位上退休。其专业论文曾连续两年获四川省政府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业余爱好文学创作,先后在国家、省、市出版社与刊物发表各类题材文艺作品百余万字。退休后,倾力发掘地方历史文化,其《我与中华古籍的不解之缘》一文获光明日报与国家图书馆联合征文三等奖(一等奖缺)。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FjDTM5XYMQJm7vCWP5u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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