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校门之后，便鲜有动笔。屡次心中有感而欲现于纸面，只因笔头生涩，思绪混乱而作罢。然对于薛公炜清的强烈思念使我断然拿起千钧之笔，即使聊聊几句也是一种慰藉。
我与薛公因修谱而结缘。2010年我受一位老先生的启发，知道了家谱的重要意义，发愿续写江阴薛家巷家谱。回老家禀告家父后，得到了家父的赞成。遂和家父先找村上族人商谈，几次跑下来，赞成的人不少，就是动口不动手，他们觉得困难重重。的确在当时对家谱的认知以及如何修家谱是没有一点头绪的，也没人愿意做“出头椽子”。所谓万事开头难，几次三番事情不得进展后，我和家父想到江阴塘头桥去寻找老谱了解情况那里是我们记忆中祠堂所在地。一路打听来到了塘头桥，有村里人告诉我们有一位老人可以帮忙。心情激动地找到老人，说明来意。老人家很客气，告诉我们，他儿子才帮得上我们但他儿子不在家，当时我心里直打咯噔。好在老人家背出了他儿子的电话，我当场就拨打了电话。电话那头是略带沙哑却很有力的声音，我向他说明来意，又让家父把祖辈情况说明了一下。他说，马上查一下。正当我们在回程路上时，电话来了，他向家父核实情况，感觉到家父越说越激动，我也受感染，热血澎湃，眼眶湿润。“终于找到了！”
三天后，电话那头的他联系我说，已把我们这一支的世系表画好要交给我。这时我才知道他也住在苏州，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天下午，我穿戴整齐，上门拜访。开门只见一位长者，中等身材，五官端正，头发曲卷，小肚微挺；上身汗衫，下身大短裤，脚着拖鞋。虽然衣着随意，但不影响他的威严之气。坐定下来，发现长者耳垂硕大丰满。等谈到家谱时，他两眼炯炯，似有光出。我原来准备了个红包，想以此表示感谢。结果长者板起面孔断然拒绝。“威胁”我说，给红包就不给世系表；给世系表就不给红包。我真诚地向他鞠了三躬，他才面露欣慰。这是我跟薛公的第一次见面。虽然这一面已经快十年了，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如此清晰。
对于炜清宗长的称呼，开始我按年纪称他“老伯伯”，后来才知道按辈分他大我五辈，是我高祖父。后来也叫过“部长”、“老师”但能表达我崇敬之意的，还是“薛公”二字。我也一直这样称他。
有了薛公的这份世系表，我们家谱的骨架就有了。我和家父开始搜集我们这一房的资料。如果其他房系的族人不参与，我们准备单就我们这房家谱续修。其实头一开，文章就好做了。村里其他房系的族人看到我们真干了很快就参与进来，场地和资金也很快落实了。这时我又请薛公到我们村里给编委会人员作具体指导。在搜集资料期间，薛公先后三次到我们村里去做部署工作。等资料搜集完毕，我把整理好的资料带到薛公家里请他帮忙校对，结果每一页薛公都逐字逐句地校对，凡需修改的都用红笔勾圈点画，有的还写备注，如此一稿二稿三稿的校对。当资料定稿送到印刷厂排版时，我又请薛公去印刷厂校对排版，先后又是三次。我们家谱共5册，其中有2册内容全部是由薛公提供的，其他3册内容薛公都直接参与了编写，甚至发谱仪式都是薛公传授的。所以我们村的家谱圆满玉成薛公是第一功臣。但薛公从未以功臣自居，只是默默地为我们村做事，从不张扬，更不收任何报酬。
因为我们村修家谱的经历，让我认识了薛公。为薛公的人品魅力所吸引，我心甘情愿地追随薛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因为这短暂七年的追随，让我对薛公有了更多地了解。
薛公一生简朴。由于家境贫寒，作为家中子女中的老大，他不仅要替父母分担劳作，还要照顾弟妹。从小养成了省吃俭用的习惯。上学路上为了减少磨损布鞋，他宁愿赤脚走路。乃至上大学时，他还光脚穿打补丁的裤子。我经常到他家，天热时能看见他穿破了大洞的汗衫，天冷时能看见他穿的毛衣有漏洞。七年里我没有看见薛公穿过新的外套。两双球鞋也是他儿子穿过的。薛公一个人在家时，经常是一碗绿豆粥充饥。现在每每想起，忍不住掉泪。薛公对自己节俭却从不待亏别人。来拜访他的薛家人，一定会得到他安排的好菜好饭。我和克荣经常跟薛公一起吃饭，多数是薛公付的账。不是我和克荣不愿付，实在是抢不过他。
薛公脾气耿直，刚正不阿。文革时，因不愿做违心事，说昧良心的话，薛公受了批斗，也影响了他的前途。工作期间，薛公洁身自好，敢于直言，宁愿罢官，也不说假话。为了薛家文化思想不受污染，敢于直面相对。宁愿得罪人，也不随波逐流。
薛公对于学术的研究做到了一丝不苟的严谨，他所阐述的每个观点都是引经据典，有根有据的，绝不道听途说。在他的书房兼卧房里，堆满了各类书籍，连单人床上也有一半让给了书。进入他的书房只有一条小小的过道。薛公习惯边思考边抽烟。他书房的天顶及四壁都被香烟熏得焦黄焦黄，书上都有烟草味，一本康熙大字典被翻得支离破碎。正因为日夜浸炼，薛公对于薛氏一脉的历史渊源、人文事物、掌纹典故了然于胸，往往是脱口而出，滔滔不绝。
然而最让人尊敬的莫过于薛公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薛公在位工作时，已经开始留意薛氏文化资料。经常利用出差机会了解当地薛氏文史资料。等他退居二线时，开始沉淀提炼这些资料。到了退休年龄，薛公放弃一切高薪聘用，放弃安逸的退休生活，着手编写《暨阳思孝堂薛氏宗谱》。当时没有葫芦可以用来画瓢。不管是思想认识、经济来源还是史事资料、家寻户觅、采访登记、文稿编撰、印刷装帧、玉成弘发都要靠薛公一个人去倡导、去摸索出来。他所受到的阻力、所遇到的困难、所经历的艰辛、所品尝的辛酸，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从2002年初开始起修到2010年10月家谱弘发，历时九年半，他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夜以继日，默默坚持，任劳任怨。九年半时间里薛公自己为修谱花费了20多万元。而他所有的付出仅仅是因为“为薛家做点事”这个信念。后来《暨阳思孝堂薛氏宗谱》获得了江阴市优秀谱牒样板称号，也成为毗陵薛氏一族家谱的母本。没等宗谱弘发结束，薛公就开始筹措兴建江阴薛氏总祠---崇礼堂。并准备把祖屋捐出来作建祠堂用。后来由于毗陵薛氏多个支脉族人呼吁要薛公带头编辑《毗陵薛氏家族志》，薛公想着“为薛家多做点事”，就暂时搁置了修建崇礼堂（崇礼堂仅限于江阴薛氏）。从2011年3月起薛公开始着手编辑《毗陵薛氏家族志》后更名为《毗陵薛氏文史丛书》。毗陵薛氏族人遍及沪宁一带以苏锡常为主，建祠立谱的有39个支脉，约10万多人。欲立新志必依旧谱，所以编辑丛书之初薛公想方设法寻找旧谱。一旦打听到哪里有家谱，不管是在深巷小弄，还是破房旧屋，薛公带上两部以上相机就上门去拍照留存。遇上热心的宗亲，薛公以礼相待；遇上不热心的宗亲，薛公以诚相待，一次上门不成，就上门两次，三次，直到感动对方为止。保存在各地图书馆的旧谱，薛公就自费复印。拍了照的旧谱，薛公回家先要导入电脑，然后再打印一份。虽然旧谱是编辑的基础，但薛公也不完全迷信旧谱。他会把各支旧谱相互佐证，去伪求真，融会贯通的资料才会采用。这些年薛公共收集了毗陵薛氏清末民初的旧谱24部，新谱18部，国内外没有一个人能收集得这么专而多。也由此可见其工作之繁重。《毗陵薛氏丛书》到2017年3月最后定稿时，共725万多字，差不多是思孝堂宗谱字数的2倍。但这一次仅仅用了6年时间。这6年里，薛公几乎每天清晨3,4点起床开始在床头电脑上工作；到6,7点烧早饭，吃好洗刷完毕上街买菜，回来又开始到电脑上工作；中午他一个人时就随便凑合一下，下午继续在电脑上；到傍晚烧个饭菜，吃完收拾好就继续在电脑上；到夜里12点之后才会休息。他已经完全进入痴迷疯狂状态中，一天工作17,8个小时，远远超出正常人的工作极限，更何况他是位将近七十年的古稀老人。后来他孙女长大一点，他会花些时间去幼儿园接送孙女。除了参加宗亲联谊活动、学术交流或者帮忙编修家谱外，薛公几乎谢绝了其他活动，也没有什么个人爱好。似乎就是为了薛家事业而活着。随着他身体每况愈下，他反而愈加拼命工作。每次劝他休息一下或悠着点，他都说：“赶快为薛家做点事”。当他咳嗽不止，全身乏力时，薛公仍坚持工作拒绝检查治疗，亲人求他都没有用。最后还是借考察印刷单位的名义把他骗到如皋送进医院。然而为时已晚。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薛公没有一丝恐惧，依旧乐观，无怨无悔。虽然无力坐起，但躺在病榻上还支起电脑工作。当书稿最后一次校对完毕，薛公就停止了呼吸。那一刻，薛公的生命得到了升华。
面对薛公的相片，我恸哭不已，久久跪而不起。手抄了一部《心经》化在他坟前。薛公生前曾许愿：等停歇了，每天抄抄《心经》，修身养性。好长一段时间里，我耳边会响起薛公喊我名字的声音。我无法接受薛公如此匆匆地离去，他曾告诉我，他还有十年寿命，他还有祠堂要建。
薛公走了，我失去了一位亲人、挚友、导师、楷模。这一年多来，我不想也不愿参加薛氏家族的活动。近日无锡智明会长提醒了我，才觉得我应该醒过来，应该要弘扬学习薛公“实实在在为薛家做点事”的精神。
谨以上文寄托哀思、纪念薛公。
毗陵薛氏32世孙薛陈芳
2019年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