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财说：

2017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薛兆丰做出了决定：从北大辞职，成为所谓“自由职业者”。他对《财约你》说，当时的自己面临围城内外的抉择：要么给围墙内的学生讲课，要么给围墙外的学生讲课，而在外面他可以做的事情要多得多。走出“围城”的薛兆丰开始了自己的新冒险。他成为综艺《奇葩说》上的导师嘉宾、宝藏男孩，成为经济学者中的流量明星；他更是凭借《薛兆丰的经济学课》在得到平台上吸引40万的付费听众。

在聚光灯背后，薛兆丰坦承：我是非常不讨好的人，但是如果能让更多人看到经济学有趣的地方，被人骂也值得。

薛兆丰的新冒险

离开北大，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马腾：

2017年12月29号，是当年度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你那天决定离开北大。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薛兆丰：

我觉得很清楚。

马腾：

你想清楚了什么？

薛兆丰：

我当时面临的选择是围墙内、围墙外。要么你在围墙里面跟围墙里面的学生讲课，一个是跟围墙外面的学生讲课。我觉得外面可以做的事情要多的多，所以我选择外面。

马腾：

我想把你从书斋、从讲坛上走出来叫做“薛兆丰的冒险”。

薛兆丰：

为什么？

马腾：

您不觉得是冒险吗？

薛兆丰：

不太觉得。

马腾：

人生充满了莫测，也充满了惊喜。你有没有打算过你人生的下一步？

薛兆丰：

现在的人寿命都挺长的，所以我觉得在50岁、60岁的时候，在你第一份长期工作快要结束之前的10年、20年，你就要开始打算你下一份工作，你要有中学生和大学生找工作的心态。因为你不可能60岁以后退休以后什么都不干，一直等到90岁、100岁，你可以完全开始一个新的职业，一个新的生活。跟原来越不像越好，对不对？

面对红，我有点不知所措

马腾：

土耳其作家帕穆克有一本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小说的名字其实特别适合现在的你，你是现在中国互联网上最炙手可热的经济学者，想请你跟我们聊一下你眼中的“红”？

薛兆丰：

我觉得有点不知所措吧，因为我以前也有写文章，也有写专栏，也受人注意，但是通常批评的声音比较多一点，今天你说的红好像是喜欢的声音多一点，我还没有适应过来。

马腾：

你之前在北大教书，后来到得到上开音频课程，线上线下的教学方式其实挺不一样的，当时你是怎么说服自己要接受这种改变的？

薛兆丰：

罗振宇老师邀请我做的时候我首先是拒绝，谈都不用谈，我就拒绝见他。因为我知道那个工作量，它是每天10分钟，正常的语速是300字一分钟，大概是3000多字。

我曾经有很长的写专栏的历史，每个礼拜写一篇专栏，那都是非常煎熬的经历，就是一个礼拜里面只有一天是心情舒畅的。

马腾：

就像我们交完稿那一刻是很开心的。

薛兆丰：

写专栏的时候就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时候一个礼拜一篇，现在要改为每天一篇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拒绝。后来见到罗振宇老师，我说你找错人了，我不是你要的人，我普通话说得不准，说话也不流利。他说我找人去北大录过你上课的音，我听过，我觉得可以。这是第一个，罗振宇老师说他听过我的录音，我觉得我最弱的地方他也知道，他还是邀请我。第二点，他说你别看我们现在求你，但是如果你做的质量不够好的话，我不会让你上线的。我一下子放心了，觉得可以全力去尝试。第三，他说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作品，那正好符合我的心愿，因为我一直写专栏，然后在北大教了7年书，积累了很多素材，总想着做一本经济学的教科书或者讲义，从来没有时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一天3000字，我经常说车轮滚滚，就是你必须每天都准备好稿子，不然那个时间，那个压力就过来了，你必须完成，不能直腰。就像你弯下腰去割小麦，你不能直腰。你起来直第一次腰就有第20次，就有第200次。

马腾：

从教授到现在成为一位走向民众的经济学传播者，你经历了很多。你说要上《奇葩说》是一个很冒险的决定，现在回头来看，你怎么来评价这个决定？

薛兆丰：

我觉得是幸运吧，当时接受马东老师的邀请，首先一开始我是觉得他可能也是找错人了。

马腾：

跟罗振宇老师一样找错人了。

薛兆丰：

一样找错人了。

最早的时候我知道他订阅我的专栏，后来他的团队里面的同事就跟我联系，说让我做他们的顾问，参与选题。

后来就没有再联系我，过了很长时间，我们终于见面了。我们还没有点喝的，他就开门见山说，要请我做《奇葩说》的导师。

我意识到导师跟他原来说的顾问是两种身份，原来是要出镜的，所以我就说行吧，我这样子可以吗？他说没问题。然后我说，我是个学者，我不能穿你那样的衣服，我看过一个片段，知道他们大概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他就用40分钟的时间告诉我说会保护我的形象，就是我原来是做什么的，我就继续做什么，不需要做什么改变。

马腾：

让你觉得有安全感？

薛兆丰：

对。让我觉得有安全感，所以我就答应了。

马腾：

能用经济学的角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你为什么上《奇葩说》吗？

薛兆丰：

我觉得我想认识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当然也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经济学是一门非常有趣的，跟他们息息相关的学问。

我说冒险，是我觉得我是非常不讨好的一个人。我从观点、从声音（我不喜欢我的声音）、相貌，我觉得都是非常不讨好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如果我能够说出一些经济学有趣的地方，让那些有心人能够看到，我觉得哪怕是被人讨厌，被人骂也值得。

我当然是严肃的知识分子

马腾：

你认为你是个严肃的知识分子吗？

薛兆丰：

是啊，当然是啊。

马腾：

你怎么来定义“知识分子”？

薛兆丰：

他的产品是知识的工作者吧，他的产品是思想，是观点。

马腾：

我心中的知识分子他可能更多的有一种责任，以前我们老讲“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就是知识分子更多的有一种社会关怀在里面，你觉得呢？

薛兆丰：

可能吧。因为很多人觉得知识分子他们的道德情操要特别高，特别关心别人，特别有爱心，但我从自己的学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挺怀疑这一点的。

马腾：

为什么呢？

薛兆丰：

我挺怀疑有些人真的比别人能具有格外不同分量的爱心。在我自己看来每个人的爱心都是非常有限的，他能爱的人是非常少的。他面对的除了个别小圈子里的亲人、朋友以外，大多数的都是陌生人，那么他跟这些陌生人互动的时候，他们遵循的都是跟陌生人打交道的规则。

所以我不相信有谁的爱心是特别地比别人多，而这个爱心又能够起什么作用的。我更关心的是我们提供的知识。比如说经济学这一门科学，它提供的是关于事与愿违规律的科学，它告诉人们，在陌生人互相打交道的社会里，有一些基本的客观规律、因果关系。当他告诉别人以后，我觉得他就尽了责任，不需要他有额外的爱心去行善或者做其它的事情，因为他其实做不到。

商业才是最大的慈善

马腾：

有一位经济学家写了一篇文章，反思为什么那么多人做经济学的普及干不过薛兆丰。他就找了一个原因，觉得他们是在用公益的逻辑在做经济学的普及，但是薛老师是在用商业的逻辑，你觉得这个原因对吗？

薛兆丰：

当然，当然。我的课程里面讲过商业是最大的慈善。你检查一下自己享受的福利有百分之多少是来自于别人的爱心，是因为他们爱你给你提供的，有多大的比例是他们不认识你，他们想要挣钱而给你提供的？

我觉得90%、99.9%、99.99%都是来自商业。所以真正能够提高你的福利的是商业，而慈善的作用往往被高估了。我认为做慈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难在很难有一个很好的反馈机制。相比之下做商业要容易得多。

有一位经济学家叫威廉·伊斯特利，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世界银行是帮助穷人脱贫致富的一个国际组织，他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后来出来成为纽约大学的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叫《白人的负担》，里面有两个段落是做对比的。

他说在过去50年西方给非洲的援助超过了2.3兆美元，很多的钱，但是却不能够给每一个儿童打一针预防针，不能让死于疟疾的人数减半。你这边给了好多好多的钱，但最后真正落到穷人孩子身上的是很少的，可见慈善的效率是很低的。

但他说2005年的某一天，西方的图书市场在一天内把新一版的《哈利波特》送到900万的读者手里面。你想想看这边是生与死的事业，但是做的效率很低。这边是娱乐事业，只是一本小说，它能够有效地送达。送小说的人从来没说他们是慈善，但是却这么有效。这个对比你觉得有意思吗？

视频 | 商业才是最大的慈善？薛兆丰：没有利己就没有利他

世界上不存在免费的信息

马腾：

我所在的新闻行业随着技术信息的发展，发生了颠覆性的一个变化，收费的新闻媒体越来越多了，您怎么看新闻信息收费的现象呢？

薛兆丰：

不存在免费的信息，不存在没有成本的信息。哪怕是免费得到的信息我们还要经过大量的工序、清洗、梳理、评判、传播、存储等等，这些都是要花钱的，总得有人付钱，不是这样的方式付钱就是那样的方式付钱，这是定律。

所以重点不在于免费还是不免费，关键问题就是怎么付费。我认为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如果是用者自付的话，供应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就越直接，这时候他们的产品的品质就更有保障了。

马腾：

有一个问题，我直接向消费者、向受众来收费这种模式，它限制了信息的传播。但是，传播的广泛又是信息机构所要追求的，这是一个矛盾。另外新闻机构有公共属性，需要传播这些信息，让公众有知情权，收费就把一部分付费人群隔绝开来，你怎么来看这两个矛盾？

薛兆丰：

我们有多种的商业模式，只要这些多种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和互补的格局能够保存的话，就是不需要太过担心某一个局部，某一个具体的公司，某一个固定的时期采用哪种实现方式。免费的新闻有啊，只要有人愿意提供。愿意提供的人，他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把这个钱收回来。我觉得不应该去过多的干涉各种新的尝试，因为确实有些新闻，它是深度的采访，他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资源。有些好的报道半年才出来，一个记者他一年只要出两篇报道就可以了。那这样的报道你说要付钱吗？

马腾：

你觉得吗？

薛兆丰：

当然总得有人付，但不一定是要受众付。当然，受众付有受众付的好处。

马腾：

好处在哪？

薛兆丰：

你的东西好不好，让消费者来评判，是最难的。你要讨好消费者本人是最难的，一篇报道出来，你让个人喜欢是容易的，让负责拨款的那个官员喜欢比较容易。但是如果不从拨款的官员那里来，你要跑到市场上要卖给成千上万的观众，要说服成千上万的观众都给你投票，用钞票投票，每人投你1块钱买你这个新闻，那是很难的，哪一种方式能够更逼着你把新闻做的更好？我觉得长远来说是后面这个模式。

马腾：

跟随这个问题有一个关于你个人的问题，你在网络上有很多粉丝，非常喜欢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去迎合他们吗？你怎么平衡这个和知识分子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呢？

薛兆丰：

我不平衡啊。

马腾：

为什么呢？

薛兆丰：

我不迎合的，我在北大上课的时候从来不看课评，我只服从我内心的标准。

马腾：

那现在做了线上课程之后呢？

薛兆丰：

也一样，我觉得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品质，如果你顺着人家去做，你会越来越没有自我。

互联网让我们变笨了吗？

薛兆丰：我不喜欢这种批评

马腾：

特别有意思，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们想消灭纸张，没有想到我们在逐渐的消灭我们的思考能力”。

薛兆丰：

会吗？

马腾：

你觉得呢？

薛兆丰：

我不觉得。

马腾：

为什么？

薛兆丰：

没有纸张就没有思考能力吗？

马腾：

很多的人觉得我们从网上得到的知识，第一它是碎片化的，第二可能就是非常轻飘的就过去了。

薛兆丰：

我不喜欢这样的批评，老一代人总是批评年轻一代人，我们自己也曾经被老一代人批评过。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当心，我们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不觉得这是对的，人学习的方式有很多，过去那种方式学习只不过是因为受制于技术和成本，今天有新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尝试新的可能。

有一种知识是给“有教养的门外汉”

马腾：

你觉得在课堂上讲课和在网络上讲课，作为老师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薛兆丰：

是挺不一样的。在北大上课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首先是所有的同学求学是他们的天职，他们必须在课堂里面找到他们想要学习的内容。我自己的经验是越高年级的同学是越容易教的，因为他们的责任心越强， 年级比较低比较难教，因为他们的自我驱动比较弱，知识储备可能比较弱。到网络上就更弱了，他不是非听你不可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把真正的、有用的知识告诉他们。

其实知识分两种，我经常觉得。有一种是用来筛选学生用的知识。它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你学了以后可以用它来教下一代的学生。

马腾：

它更多的是工具型的是吧？

薛兆丰：

有点像传销的商品，一个一个的传下去。另外一种知识是关于世界运行规律的基本的因果关系。这些知识是任何一个有教养的门外汉都喜欢去听的，有兴趣去知道的。我说的是有教养的门外汉，指的是他有自己的专业，受过训练，能够掌握别的知识，有求知欲，有一定的准备。这时候他看别人的领域的时候一定会喜欢掌握的。我觉得我在网络上教的课程一定是这种，对别人，对有教养的门外汉有启发的内容才值得给他们讲。

马腾：

你讲这个我就想起慕课教育（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了，它现在看起来比较遇冷了。它教授的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第一类知识，而不是一个普及性的知识？

薛兆丰：

教育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多维的工程。如果单纯的慕课教育有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根本不用等互联网，当年的电视大学就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我自己做语音专栏有一点体会，第一点是我觉得慕课教育可能不够成功的地方就是它有所谓的流量思维。它不是真的想要向学生收费。

第二，它是个简单的搬运思维，它把线下的课简单地搬到网上去，他以为这就是现场教育，当然回过头来我刚才还说任何的教育方式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应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汇集起来，实际上只有非常少的人能够接受好的教育，能够接触到好的知识。但是今天互联网或者各种线上的教育，包括慕课教育也能让今天许多人接触到很多从来不可能接触到的知识，这是它的长处。

我年轻时也喜欢假扮高深

马腾：

你最早是学数学的，但是逐步走向了经济学的道路。我很好奇，为什么一个学数学的人会对经济学那么感兴趣？

薛兆丰：

以前我们学数学的时候，老师怕我们找不到工作，所以安排了挺多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课，把我们的专业改成软科学性，虽然我拿的学位还是应用数学专业，我那时候就接触了很多经济学。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逃课，上课的同学回来跟我说今天老师在经济学课上面说，人类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是：火、车轮和中央银行。那句话让我觉得特别受震动，火和车轮可以理解，中央银行何德何能跟火和车轮相提并论，因为它是经济的设置，一种机构，一种机制。它能够起到火和车轮一样的功能，非常好奇，就开始学经济学。

马腾：

去年6月份你的新书发售选择在三源里菜市场，你说经济学应该回到经济学的原点。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经济学的原点是什么？

薛兆丰：

这就是我一个信念，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求学的人包括你说的知识分子，甚至是任何一个求学的人，他最难学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熏陶他自己对知识这种产品的品位，什么才是好的知识，什么才是不好的知识。我以前读大学读高中的时候也假扮高深。

马腾：

假扮高深？

薛兆丰：

说一些听不懂的话，做一些人家想不到的比喻，或者引用很多名人名言，说一些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好像很有深意，若有所思发出来的感叹。但随着时间的变化你会知道，你可能会改变，反正我改变了。

马腾：

你为什么改变了？

薛兆丰：

我就觉得知识它有另外一面，它能够真的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回答生活当中的问题。哪怕是再高深的哲学，它都是要回答一个具体的生活上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普通的问题、个案，也可能是非常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什么是经济学的本源，就是要回到生活，它背后都是有问题背景的，而不是像今天有一个经济学里面有一个不好的发展趋向，很多学者他善于解决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

衡量学者，有时要看他没说过什么

马腾：

你曾经说你心目中那两个特别敬重的经济学家一个是弗里德曼，一个是阿尔钦。你说你不会乱说，也不会乱写，因为你说什么，写什么的时候，你心里面总是会想到这两个人？

薛兆丰：

想到一帮人。

马腾：

你现在还是这样的吗？

薛兆丰：

那当然了。

薛兆丰：

这就是一个学者的职业道理，他不仅要说自己相信的话，而且他不说自己不相信的话。所以你衡量一个人，看一个学者，不仅要看他说过什么，有时候比较难的是也要看他没说过什么，很多话，我从来不说的。对股票的预测我从来不说的，对股票的预测，对具体的房价的预测是不说的。

马腾：

其实是不可预测的。

薛兆丰：

不可预测，这里面经济学道理很有意思。如果你看我的课，你就会明白，因为它的三段论是这样的，只有对未来的预测才能影响价格，预测变了，价格就会发生变化。但新的知识会影响我们的预测，新的知识顾名思义，是不可以预测的，如果它可以预测就不会新的知识了。新的知识出现的节奏是随机游走的，所以价格的波动，也就必然是随机游走的。哪怕是有人工智能，哪怕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快的计算机，这个问题都不会解决，这个结论都不会被推翻，因为你计算机再快再快，是不是总有一些计算结果是要明天才知道，今天不知道，一定有吧。

那一部分变量就会导致价格的变化，而今天是不可能知道的。

马腾：

有点像休谟的不可知论。

薛兆丰：

不可知论，对，随时游走的，最好的经济学家会告诉你这个结论。

薛兆丰的另一面

“聚光灯”下还有“书桌”

马腾：

薛老师你看，我们聊着聊着就下雨了。人生特别像天气，充满了莫测，其实也充满了很多的惊喜。

薛兆丰：

下雨好啊。

马腾：

为什么下雨会特别好？

薛兆丰：

你会觉得房子里面更宁静啊。现在我也有自己的书房，书房里面有沙发，我觉得好的书房包括图书馆一定是有大量可以让人睡觉的地方。因为你要随时能够舒服的睡觉你才会马上醒来就可以继续看书，如果弄的很整洁，很正襟危坐，很有仪式感的话，那不是一个很好的读书和思考的地方。

马腾：

前段时间香奈儿的老佛爷去世，老佛爷有一句话说，做创意的人必须有独处的时光，因为他不可能老在聚光灯下，没有独处的时光，他觉得对于创意工作是不可想像的，那我觉得做学问也是这样的，就是需要非常有一张非常安静的书桌，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您更多的是走到了聚光灯下。

薛兆丰：

我挺喜欢独处的，其实我不喜欢社交的。

马腾：

更多的走到台前，更多的人被人所关注，会不会挤占你研究学问的时光？

薛兆丰：

不会啊，首先我自己对时间的使用是很吝啬的，我最讨厌的一种人就是约会迟到的人。我从来没学过怎么打牌，这是我最好的理由，我会拒绝所有的打牌的社交。当然麻将也不打，很多社交我都不参加，我非常喜欢独处的时光。

马腾：

所以我在想，你是一个经济学者，经济学给人的感觉总是非常理性的，甚至有些时候可能会比较的高冷，但是我们看到薛老师也有喜欢下雨的这一面，也有非常诗意的一面。

薛兆丰：

当然，你以为呢。

视频 | 薛兆丰：我从不迎合粉丝

人为什么喜欢看悲剧？

薛兆丰也没有答案

马腾：

李诞曾经说您曾经给他出了一道题，一道难题，他没想清楚，然后他的答案你也没有认可，这是一个什么题呢？就是你问他，人为什么会喜欢看悲剧？

薛兆丰：

我也没有答案。

我只是觉得好奇，因为我们经济学里面讲效用，讲幸福程度，但是世界上竟然有悲剧这回事让我觉得很意外，但是我想说的观点只不过是说，人的需求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琢磨的。人在很穷的时候饥寒交迫的时候，他的需求是比较确定的，我是能猜到他想要什么的，但当他吃饱了，喝足了，休息好了以后，他的需求是什么？是很难预测的。

马腾：

你什么情况下会落泪？

薛兆丰：

有一个情节，我觉得真是挺感人的，就是里根总统他得了老年痴呆症。

马腾：

他只能记得起南希的名字是吗？

薛兆丰：

还不是这个，还不是你说这个。

马腾：

那是什么？

薛兆丰：

是他什么都记不得了，他偷进人家的花园，偷了一朵花。

马腾：

献给南希？我觉得这也是挺动人的悲剧，对吗？

薛兆丰：

我没有仔细的研究当时的心理，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一个对比，是因为里根总统是一位非常聪明非常幽默的人。是这个对比，是这个落差。

马腾：

你反而没有觉得他最后献一朵花，偷一朵花…

薛兆丰：

当然那个本身是挺美的，但真正让我感动的并不是那一点，而是这个落差，这是我告诉你的区别在这里。

年轻时以为能改变世界

现在不这么觉得

马腾：

萨米尔森经济学，他说不管是谁来写这个法律，谁来写条约，只要我写好经济学的教科书，那我就能改变这个世界，他是非常乐观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哲学家，叫叔本华，他就没有这么乐观，他就说人，他只能做想做事情，他能做什么，这个他是没有办法去勾着的，您怎么来看他们两个这种不一样的观点，或者它本质上您觉得是不一样的吗？

薛兆丰：

叔本华说人只能做他想做的事情，不能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我觉得叔本华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安慰，就是你做了想做的事情，那你就心满意足了，效果怎么样？你真的没办法控制。你真的能改变世界吗？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想过有可能，但是现在当然不觉得。

马腾：

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到现在会有这种改变呢？

薛兆丰：

幼稚吗，不明白世界运行的规律，以为世界上其他人都是无知的，都是良心不够好的，世界只要有良心足够好的人，只要有足够的知识，世界就一定就变得很好，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你自己的道德不见得比别人高多少，大家多是差不多的普通人。知识也不可能穷尽，而我们今天许多信以为真的知识，到明天，又可能被再推翻。世界没那么容易，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今天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异常现象。

马腾：

异常现象？为什么呢？

薛兆丰：

今天这个文明是很晚尽的时候才到来的，所以才要非常珍惜，我是说没那么容易。我们要感恩，要有幸福感。

马腾：

所以其实这个幸福感，它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一种比较，您觉得呢？

薛兆丰：

当然。横向的比较也重要，但是纵向的比较也很重要。

攀比是一切不幸福的来源

远离你生活中的嫉妒

马腾：

攀比是一切不幸福的一切来源。薛老师您怎么看待您生活中出现的嫉妒？

薛兆丰：

你不要跟有负能量的人在一起。生活是没有所谓科学的生活，没有所谓公正的生活，你会发现生活中有人喜欢抱怨，有人喜欢说人闲话，有人喜欢妒嫉，你发现以后你也不需要去改变他，也不需要去跟他讲道理，只要有可能，你就远离他。

马腾：

你有什么样的方法来警惕自己去对别人产生妒嫉呢？

薛兆丰：

就是世界很大，关心自己手上做的事情，这是周其仁老师给学生的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很多人都喜欢看着别人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比较一下自己，为什么我没有这个机会，我为什么没有李嘉诚的机会？但是，在你手上的机会你好好把握了吗？今天能让你做的事情你好好做了吗？你没有好好做。

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每一次接活，接一件工作，都是想很久，都是很犹豫的。因为我知道一旦我接了，我会非常认真。我以前写专栏，他们规定我一定要回答写还是不写的那一天，我晚上我记得是3、4点钟，犹豫到3、4点钟，答应写的信写好了，最后实在困的不得了才发出去。我就写的很认真，然后也是在那个专栏里面，我认识了周其仁老师，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版上。

后来在北大上课，我觉得我也是才挺认真的，所以才有罗振宇老师找人录我上课的这个音，才有我在得到这个课程的机会。我做得到这个课程也很认真啊，所以才当中有一个学员请我去做《奇葩说》，那就是马东老师。

马腾：

就是机会总会青睐有准备的人。

薛兆丰：

就是你总是要先做好你手头的事情。

如果你有机会和薛兆丰面对面，你最想问的是什么问题？对于薛兆丰的经济学观点，哪些让你印象深刻？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留言点赞第一名将送出薛兆丰的亲笔签名书一本（本周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