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薛元敬
远在广东中山执教的文友陈伟平老师电话告诉我，他在查阅史料时，意外查到晚清四川总督吴棠给同治帝《为题请四川宜宾县已故封职薛启棂入祀乡贤事》的奏折条目，盼我能查其内容，为我正在探索的《洋务先驱薛焕》再添佐证，为家乡推出这乡贤楷模。
乡贤，是本土德才兼备、声望显著的社会贤达。凡入祀乡贤祠并载入史册者，既要深孚众望，还需超乎常人的贤能事迹。唐《史通杂述》所载“郡书赤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即指此。而吴棠奏折中所说薛启棂，是晚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的父亲。在那普遍将闭关自守视为“爱国”，将学习西术视为“媚夷”，将洋务外交视为“事鬼”的时代，薛焕身为清廷首任专职洋务大臣，被时人误读极深而“为垢天下”。其父纵使是德才兼备的乡贤楷模，受其影响要想入祀乡贤祠也极难。四川总督吴棠竟奏请薛启棂入祀乡贤祠，实在出我意外。读史重在求其真相而以史为鉴，为此我竭尽所能，多方托人寻找这奏折内容。皇天不负有心人，经挚亲么飞三赴故宫多方努力，总算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浩瀚的史料中找到这份奏稿。这是一份由四川省宜宾县举人龚景芬等人根据薛启棂事迹申请，经宜宾县知县姜凤仪“查明造其事实册结”，认为符合入祀乡贤祠条件后，由永宁道张舒萼移据、叙州府知府朱潮转据，再由四川布政使英祥查核属实，最后由四川总督吴棠联合学政钟骏声覆查无异，合詞具題的奏折。呈报日期为清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三日，同治帝于当年十月初一日硃批“该部议奏”。真想不到，这薛启棂入祀乡贤祠，竟需如此繁杂的程序。
这奏折开篇即称“已故封职薛启棂，清白传家，谟猷裕后。孝友睦姻任恤，行俱法夫周官……信作一乡之矜式，宜邀旷典之褒荣。” 这是说，已去世并得朝廷诰封的薛启棂以清白传家，为后人筹谋远利，处处以周礼规范自己，是一乡贤能的楷模，适宜呈请前所未有的典制之旌表。而所附宜宾县举人龚景芬等所呈薛启棂的事迹，是一篇极富文采的骈文。文中所称薛启棂“没世名称，要有可凭之实行”，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一、 以清白传家并以周礼严格规范自己，为后人造福。从第一条看：据《蜀南薛氏家谱》载，薛启棂的入川始祖薛甲，明嘉靖进士，由江南江宁府由宦入川为叙泸卫兵备佥事，泸州钟鼓楼即其所建；二世薛俊杰，岁贡生，金堂县训导；三世薛维翰，增广生，雅州府清溪县训导；四世薛纬，岁贡生，仍为清溪县训导；五世薛锦奇，增生，未出仕；六世薛澐，增生，重庆府训导。历时六世书香传家，多为教职。到七世薛启棂，已发展为宜宾县黎汤乡（今叙州区赵场街道）一大望族。薛启棂四兄弟，长兄薛启模渍学早逝，二兄薛启楷以廪贡生出仕乐山县训导，弟薛启材以岁贡生出仕重庆府训导。薛启棂考取秀才后，本有机会出仕，但因兄弟皆在外为官，他必须在家伺奉致仕回乡的老父。自古读书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良相治国安邦，良医治病救人。薛启棂唯有在家一边尽孝，一边为族中子弟蒙课，一边行医。在薛启棂培养下，三个儿子都很争气：长子薛煐以廪贡生出仕黔江县教谕；三子薛熏以廪贡生出仕华阳县教谕；最争气的是次子薛焕，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举后，由金山知县一步步擢升为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钦差洋务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等，并因三战上海“力守海滨以待援师之功”得赏头品顶戴。七世书香加三个儿子在朝为官，薛启棂也算“谟猷裕后”了。从第二条看：在叙州区赵场古木湾薛家大院遗址旁，有地名“祠堂田”，其名源于薛启棂在三个儿子入仕后，为颂“祖德流芳”出资修建了薛氏祠堂，同时还捐出部分田地作祠堂产业，其收入专供族人祭祖与办丧事，以及补贴本邑穷家弟子读书费用。遇上灾荒年，薛启棂还在祠堂前搭粥棚赈济穷人。确实“乐善好施，屡捐资助教”。对第三条薛启棂修桥补路善举，留下的痕迹更多。我第一次去赵场古木湾寻根时，当地人即指着湾前一条小路对我说，这儿原来是宜宾通向云南方向的大道，是薛家人出资修建的，只因后来改道才荒芜了。在小河石桥边，有人还到田间拔了把稻草，蘸水擦去桥梁上的青苔与污泥，让我看上面“薛家桥”三字。
这三点“可凭之实行”，虽符合道德传家的乡贤楷模标准，但仅凭这三点，薛启棂要迈过儿子薛焕因“事鬼”为国人所鄙那道坎，进入“美其邦族，名垂青史”的乡贤祠，是极难的：自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廷被“西夷”的洋枪洋炮打开闭关自守的大门后，焚毁传统文化独尊上帝的太平天国战乱随之而起。长期内忧外患加天灾人祸致中国饿殍与盗贼遍地，还没认识闭关自守弊病的士大夫们，竟为此不分良莠地恨透了“西夷”。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是同治帝的老师理学宗师倭仁，宁愿故意从马上摔下来自残告病回家，也不愿到与洋人打交道到的总理衙门任职；二是兵部侍郎郭嵩焘即将奉旨出任清廷首任驻英使节时，士大夫们不但纷纷指责，还撰联以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士绅们更认为郭嵩焘“事鬼”是丢了湖南人脸，要开除他的湖南籍，参加湖南乡试的学子们甚至集队去烧毁郭嵩焘住宅并掘其祖坟。而自清廷因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不得已签下屈辱的《中英南京条约》后，上海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式开埠与“西夷”通商，上海官员必须直面“夷酋”处理棘手的“夷务”。薛焕长期任职上海，他那令“夷人畏服”（御史蒋志章保荐薛焕语）的外交才干，使清廷感到“另派他人，不悉夷情，断断不能措施合宜。”（清咸丰九年六月上谕），将他由上海道一步步擢拔为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而他，竟敢 “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举国上下恨透“西夷”的时候，不但在上海三抗圣旨，创建了中国第一支使用洋枪的常胜军，还将“西夷”出入的通商海关发展为国家财源重地，成了中国具体实施“师夷长技”的第一人，及首任专职洋务大臣。他这“不容于尧舜之世”的“事鬼”官员，一边必须摆足“天朝上国”钦使的架子与“西夷小国”交往，一边又得在那些打了胜仗而盛气凌人的“夷酋”面前承受“弱国无外交”之辱；一边要面对那些以“口舌争胜”的清流们攻击，一边还得承受着不明真相的百姓们唾骂。而一些大臣自己不愿“事鬼”，又不满仅举人出身的薛焕因“事鬼”而步步高升，就常拿他“贪庸误国”在皇上面前说事。清廷也曾派大学士桂良、两江总督曾国藩查核过他“贪庸”各款。虽有桂良奏章“（薛焕）素为夷人信服，办事亦甚为得体”，以及同治帝谕“至薛焕巡抚任内被参各款，前此业经曾国藩查明覆奏，尚无实据。惟办理通商事务，颇为熟悉……”证明了他的清白与能力，但在那些将“醒眼看世界”与“崇洋媚外”混为一谈的大臣面前，薛焕总是被攻击的对象。以致在同治三年，薛焕因针对朝廷官员多吸食鸦片现象，参劾通政使王拯吸食鸦片时，虽参劾属实，仍被清廷以“逞私攻讦”罪“着实降五级调用”。背负处分赴天津与葡萄牙使臣换约时，又因发现该条约会丧失国家主权拒绝换约，让钦差已签署只待用玺的《中葡和好贸易条约》废弃。虽破灭了葡萄牙让澳门独立以“合法”占领计划，却得罪了签约的钦差恒祺王爷，致他在京处处掣肘。紧跟着，又在编修蔡寿祺参劾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那大政潮中受到狠狠一击，不但恭亲王被罢去议政王职从此一蹶不振，薛焕也不得已在同治四年以母病为由吁请回籍终养。他那些被人参劾的事，在民间几经转播后，也变得面目全非。就连明媒正娶的继室浙江平湖才女金氏，因生得秀丽且一口吴侬软语，乡邻听不懂，就到处传说她是侵略者为打进中国与薛焕交换海防图《梅花桩》的一个外国美女。以致四川总督骆秉章在致军机处首席章京朱学勤信中也不无感叹：“薛觐翁（薛焕字觐堂）到省，弟晤谈数次，议论皆有见识，何至为都人所不容？实不可解！”其父薛启棂，更是气得病倒在床。 薛焕这些事，在今天看来是为复兴中华打破闭关自守走向世界的前奏曲，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他只能“负天下之重而任其谤”，慨然致书好友郭嵩焘：“吾两人以洋务为垢天下，其庶几奠安国家，一滞斯言乎？”（《清朝碑传全集·3册·诰授光禄大夫薛公墓志铭》） 虽然，在薛焕回籍期间，随着国门打开，醒眼看世界者越来越多。连一度视西术为“西夷淫技”的湘军大帅曾国藩，在接任薛焕的两江总督后，也认识到中体西用的必要性而着手洋务。而李鸿章从薛焕手中接过江苏巡抚之职后，对西术的兴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饱受内忧外患且又闭塞的乡民心间，洋人仍是红眉毛绿眼睛杀人放火的强盗，与洋人交往就是卖国。薛启棂有这么一个“事鬼”儿子，怎能以“清白传家，谟猷裕后”入祀乡贤祠？为找到促使宜宾士民举荐薛启棂为宜宾乡贤楷模的动因，我唯有查各种史料多方佐证。按常规，薛启棂入祀乡贤事在光绪版《叙州府志》应有记录。但翻遍《叙州府志》，从古至清的宜宾县乡贤虽有十来个，就是没薛启棂名字。不过，我在《叙州府志·卷三十三·人士》中，意外找到举荐薛启棂入祀乡贤祠的宜宾县举人龚景芬事迹：“道光壬辰（1832）举人，南充县训导，例满截取知县不就。生平廉洁端方，事亲尽礼。设教数十载多所成就。又尝为济田置廒，义田置业，及创修文昌宫正后殿，创议乡囤积榖皆赖其力……”令我特别意外的是，这龚景芬事迹竟与薛启棂差不多！
我思路不由洞开：这“济田置廒，义田置业”与“创议乡囤积榖”，让我想起《清续碑传集·卷十三·薛公行状》中，有段关于薛焕在同治六年保宜宾备荒粮的记录，而薛启棂在荒年赈济灾民传说，正在这期间： 据《巴蜀全书》编年大事载，自李永和与蓝大顺的云南烟帮于咸丰九年（1859）打进四川后，五十余州县惨遭兵燹，民不聊生。历时六年，四川好不容易平复了李蓝之乱，却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先是在同治三年（1864），“岷江上游水涨，内江进水太多，成都水灾，街道可行舟”；紧跟着在次年八月，“岷江发生大洪水，冲决都江堰，淹没沿江各县农田数以万计，再次导致全川大饥。”水灾后紧跟着大旱，民不聊生的四川，竟“时有饥民食人事件。” 查四川清朝职官表，那年的四川总督，正是薛焕辞官回籍时为之不平的骆秉章。而负责钱粮的布政使，也正是咸丰九年三月向咸丰帝保荐薛焕“焕有胆略，任上海道时，洋人畏服”的御史蒋志章。将《清碑传》、《巴蜀全书》、《叙州府志》结合起来读，薛启棂的事迹，竟如电影蒙太奇一幅幅感人画面出现在眼前：同治六年（1867）夏，薛启棂去世前一年，赤地千里的四川，兵燹、洪水、大旱、龟裂的土地、饿殍遍地。不少逃荒的灾民走着走着就饿倒在地上，亲人去扶，也紧跟着倒地不起。酷暑中，薛家大院前通往云南的路旁，薛启棂强撑病体，正在粥棚内指挥着家人向逃荒的饥民施粥。然而能拿出的赈济粮毕竟有限，看到饥民们为争夺一碗稀粥大打出手，薛启棂正自着急时，同乡举人龚景芬“创议乡囤积榖”，统一救济宜宾饥民。薛启棂与本邑的乡绅们积极支持，居然“集榖万余石备荒。”正缺粮饷的四川官府得知这一消息，竟欲将这救命粮调充军饷。筹办义仓的宜宾绅民欲哭无泪，薛启棂气得卧病在床。府县官员虽着急，却因官小职微不敢反抗四川督府。致仕在家的薛焕站了出来，冒着三伏酷暑赶往成都，与四川总督“力白其非”，宜宾百姓救命粮保住了！《清续碑传集·卷十三·薛公行状》很清楚记录了这事：薛焕回籍后，“杜门不与外事，然地方利害之大者，无不为当道言之。宜宾民集榖万余石备荒，大府议以充军饷，府县不敢言，冒暑至成都，力白其非，事得止。”不过，薛焕这“力白其非”，既伤及四川督府不顾百姓死活，又伤及宜宾府县官员为保顶子不愿为百姓事反抗上司。光绪版《叙州府志》在以《薛公行状》为据节录薛焕条目时，竟删去了这段。但府志虽讳而不言，作为当事人的龚景芬等宜宾士民，却感恩薛启棂不但在大灾之年开仓赈济饥民，还在病危时支持薛焕远上省府为民请命。在薛启棂去世后，龚景芬等力主入祀乡贤祠。只因顾及官府面子，对这事仅用“狼峰甫急之時，鏹常散白”一笔带过。到此我豁然憬悟：在政体腐败、外强横行、民生涂炭的晚清，薛焕为“奠安国家”，虽“以洋务为垢天下”，但宜宾士民们在薛启棂父子赈济灾民，为保饥民救命粮不惜得罪官府过程中，已认识到薛焕不但不是传说中的贪庸误国者，相反如川督骆秉章一样，认识到薛焕是一个为国家与民族的崛起忍辱负重的洋务先驱。在薛启棂去世后，呈请清廷将其入祀乡贤祠，并强调其“清白传家”，既是对薛焕那些流言蜚语的否定，更是对薛焕“以洋务为垢天下”的澄清，及其“奠安国家，一滞斯言”的肯定。而清廷在内忧外患与天灾人祸过后，欲复兴其“天朝盛世”，就必须针对糜烂的官场，提倡“清白传家”，针对被败坏的民风，重塑周礼以敦风化。将“望隆本邑，清白传家，诚属光明磊落之人”的薛启棂入祀乡贤祠，既可敦风化，又可为动员薛焕重新出山埋下伏笔。而薛焕在灾情过后，目睹饥民们无心恢复生产，仍习惯地跑来“吃大户”，且为争食大出打手，一番善举竟带来一片戾气，他感到任其下去只能培养懒汉而非善举。与其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在第二年老父去世后，就撤去了粥棚，除保留老父创办那供族人办丧事与补贴穷家弟子读书费用的“祠堂田”外，卖掉了祖上所积田产，携款上成都，联合翰林院编修伍肇龄等，广邀川中缙绅捐资，寻找时机在四川创建一个学以致用的尊经书院（今川大前身之一）去了。
由此看来，清廷将薛启棂入祀乡贤祠，不但是对他“清白传家，谟猷裕后”的肯定，更是从侧面体现出闭关自守的晚清官民开始放眼世界的转变。
作者简介: 薛元敬，男，1954年3月生，1971年参加工作后一直从事财经管理工作，国家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先后曾担任十余个中小企业及国家大型建设项目财务负责人、宜宾开发区财经管理处处长、宜宾开发区财政局局长等职务。2014年于四川临港开发区财政局调研员位上退休。其专业论文曾连续两年获四川省政府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业余爱好文学创作，先后在国家、省、市出版社与刊物发表各类题材文艺作品百余万字。退休后，倾力发掘地方历史文化，其《我与中华古籍的不解之缘》一文获光明日报与国家图书馆联合征文三等奖（一等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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