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驼道晋商驼道是中国对外贸易三大古商道——即丝绸之路、晋商驼道、茶马古道之一。“晋商驼道”这个命名，是著名创新专家郎加明在《新晋商》杂志发表的《晋商驼道——中国对外贸易三大古商道之一》一文中，首创性揭示和提出的核心概念。中文名晋商驼道提出者郎加明快速导航晋商驼道，是指萌芽于先秦、雄始于汉魏、渐勃于唐朝边贸开放、崛起于宋辽澶渊之盟、兴盛于明清时代和衰落于民国时期，曾经至少2000多年客观存在于中国大陆地区，由占据独特的区位优势——亦即位于“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接合部的山西商人，勇走天涯，世代薪火相传，以骆驼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古商道。晋商驼道说到底，源自以雁门关为标志的古代中国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的经济互补，亦即先秦以来文献均记载的“通商互市”。晋商驼道“晋商驼道”，是山西商人将古代中国的官道、驿道和自辟商道“以珠串链”的系统工程，是对当时技术可达的各种交通线路和运输工具的综合运用——在江河湖泊用木船、纤夫，草原沙漠用骆驼，崎岖山路用骡、马、驴、脚夫、鸡公车（独轮车），以及在平原地区用驼队、马车、骡车、牛车和驴车，但无疑骆驼是其中驮运路程最长、贡献最大的（资料表明：晋商运货从大运河北上至徐州中转向西到陕州和从长江等北上至赊旗店中转到孟津或陕州，过黄河之前和过黄河之后均已主要用骆驼）。因此，掀起历史的帷幕，把晋商所开拓的漫漫古商道，称之“晋商驼道”为宜。“晋商驼道”的命名，终于史诗般地揭示了先秦至民国被尘封至少2000多年贯穿长城南北和长江南北，而不是仅限于明清时期500年辉煌的晋商真貌全史。据郎加明考证，晋商驼道大致可有“南三线”驼道和“北三线”驼道之分，其主要枢纽为“一关、一店、三口”：即北有山西代州（今代县）雁门关、南有河南赊旗店（今社旗），以及山西右玉杀虎口（俗称西口）、河曲黄河渡口（亦称西口）和河北张家口（俗称东口）。从空中鸟瞰，“南三线”驼道和“北三线”驼道，在全国呈“川”字形，正好象征和寓意晋商驼道是古代中国川流不息的物资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大动脉，是名符其实的经济走廊和流动文化。· “南三线”：即东线（浙江、江苏中经河南至山西）为晋商丝绸驼道、中线（江西中经湖北、河南至山西）为晋商瓷器驼道、西线（湖南、湖北中经河南至山西）为晋商茶叶驼道；· “北三线”：即晋商东北驼道、晋商华北驼道和晋商西北驼道。人所共知的“走西口”，就是指晋商从雁门关走出内长城之后，便分为三路：或至黄花岭棋道地经张家口远赴东北驼道，或至黄花岭棋道地经右玉杀虎口远赴华北驼道，或至广武经河曲黄河渡口远赴西北驼道。当年，著名晋商代县东章人王庭相（大盛魁大掌柜，生于1815年，卒于1898年）、祁县乔家堡人乔致庸（复盛号财东，生于1818年，卒于1907年）等到蒙古、俄罗斯经商，走的是华北驼道。而荡气回肠的原生态情歌《走西口》所唱的内容，只不过仅是“北三线”晋商驼道上的一段小故事而已。古代中国是一个“重士轻工，重农轻商”的社会，各行各业的次序为“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后一位的。所以，在史书、地方志、小说、诗歌、词赋、医典等的记叙里，常常不是帝王将相，就是才子佳人，极少论及商人。尽管如此，对晋商在古代文献中却多有记载——如左丘明所著的周朝史书《国语·晋语》中说：“（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又说：（晋都）“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即晋国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史记·货殖列传》语）的诸侯国，出现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管子·轻重甲》语）的商贾阶层。也就是说，在先秦时期，山西的商贸情景便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汉朝《汉书》里，则用“赞拟王公，驰名天下”来形容战国时的晋商猗顿，并说他是靠经营畜牧和贩盐起家的。其后，汉朝的王烈、隋唐的武士彟、五代后周的李彦蹑、宋代的张永德、明朝的张四教、王现、王瑶、薛缨、清代的范毓滨……都是史书中闪烁过的晋商身影。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里描述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指徽州），江北则推山右（指山西）……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可见，晋商在古代已突显于全国各行各业，使历朝史学家对山西经济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现象和对山西商人作为一种特殊人才，均进行了“冰山一角”式记录,连日本连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也考证认为，中国最早的商人应该是山西商人。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晋商是萌芽于先秦、起始于汉魏、渐勃于唐朝边贸开放、崛起于宋辽澶渊之盟、兴盛于明清时代和衰落于民国时期，即使从秦汉计算起，晋商和晋商驼道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换句话说，当地处“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交汇处和碰撞点的山西，出现第一支行商驼队时，其实晋商驼道也就开辟成形了，后来不过是逐渐延伸的更长和扩展的更广而已。· 由绝对优势（即有与无）赢得的食盐业辉煌史——食盐在古代是战略物资。春秋至明清时代，晋南解州、绛州、蒲州（今永济）、闻喜一带商人，利用解池天然产盐的绝对优势，一直向豫、鲁、冀、甘、陕等地驮运湖盐，到明朝时又通过“开中法”取得了官方经营食盐的“引”（配额），其后将积累的资金对外投资，一度垄断了两淮（包括扬州、淮安）的海盐市场，并挺进到四川自贡和云南禄丰的井盐产地。· 由比较优势（即多与少）赢得的丝绸业辉煌史——与丝绸之路的开辟同步，在两汉、魏晋和南北朝时期，晋东南潞州（今长治）、泽州（今晋城）商人，就近把当地生产、颇有名气的潞绸（古小说《隋唐演义》、《金瓶梅》、《三言二拍》里均有记述），经长安（今西安）驮运西域。可是，当隋朝大运河修通、因气候温润而更具比较优势的苏杭丝绸发展起来后，潞绸便主要是进贡朝廷、协饷军需和在产地周边销售。从清朝中叶至民国时期，大多数晋商反而从苏杭采购丝绸运销“北三线”驼道沿线地区了。· 由区位优势（即彼与此）赢得的粮布业辉煌史——自赵国北境修“国墙”和秦朝大规模修长城始，到明清时期，占尽区位优势史曰“地边胡”的雁门关里的代州、忻州、崞县、五台、定襄商人，面对敌对双方“两粮”（军需粮食、民需粮食）、“两布”（军需棉布、民需棉布），以及“两油”（军需食油、民需食油）、“两器”（军需铜铁器、民需铜铁器）为核心物资的巨大市场需求，“近水楼台先得月”，或官许的“通商互市”，或民间的“走私贸易”，实际运行的“太阳下驼队”和“月亮下驼队”，都始终闪射着黄金白银的璀璨光芒。直线距离雁门关65公里的五台山300余座寺庙的修建成功，不仅是朝廷出资、施主布施和僧尼化缘，而且关南商帮是捐输过大量银两的。· 由竞争优势（即高与低）赢得的金融业辉煌史——一个区域商业文化的形成，有一个从单一行业向综合产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迈进过程。自先秦至明初，在“晋南商帮”和“关南商帮”的双重影响下，原本属于“经济洼地”的祁县、太谷、平遥、榆次、介休人，在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朝时期，终于以“先商贸，后金融；先做强，后做大”的策略，铸就竞争优势，成为晋商中的后起之秀。他们同关南商帮一起与时俱进，使纵贯“南三线”和“北三线”的驼道上，络绎不绝地行进着运销茶叶、粮油、丝绸、瓷器、食盐、食糖、漆器、玉石、药材、皮毛、棉布、五金等各色商队，并将钱庄、当铺、票号以及牙行、镖局开遍天涯海角。在许多人的浮泛印象和不少文字记述中，晋商作为一个商业大群体的出现，是由于山西山多地少和物产有限，只好迫于生计外出经商，这与某些人所言徽商产生原因是“六山三水一分田”的描述，是何等的相似！好像古代安徽的徽州地区、山西的晋中和关南地区，似乎比现代以色列的自然条件还要差、新加坡的人口密度还要大！为此，我们不妨以代州为例，剖析一下“为什么这里会出大量的晋商？”代州，古为代国，今称代县，位于世界文化遗产五台山与历来兵家必争之地雁门关之间的河川盆地，是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以及著名导演张继刚执导的舞剧《千手观音》的故事发源地。史载，古时地处边陲的代州，早在汉朝初年，商人便与匈奴“通关市”；曹魏时期，商人与鲜卑“通胡市”；北魏时期，从中原经代州到蒙古大青山的商道始见雏形；唐朝，山西商人与突厥边贸“互市”；北宋时期，山西商人与契丹“通商互市”；明清时代，山西商人更把晋商驼道一直延伸到异国他乡。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古代州就是山西之所以能够诞生晋商的大生态环境缩影。证明一个地方的文明长短，应有三重证据：文献资料；考古发现；现存建筑、器物和雕塑。我国现存古建筑70%以上在山西，山西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从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以来的城池关隘、宫廷府第、桥梁堤坝、街亭市楼、乐楼戏台、名居宅院，以及摩崖石窟、寺庙观庵等应有尽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得雁门而得天下，失雁门而失中原”。在古代，雄居“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之间核心区域，由代州直接统辖的的雁门关，是“军旅”、“佛旅”和“商旅”三路交集穿行，由精锐部队严防死守的“锁钥重镇”。也可以说，雁门关是晋商驼道上间谍之战和货币战争的前沿阵地。史料记载：西汉时，汉武帝就曾亲自派遣一个名叫聂壹的晋商，以经商的名义由雁门关出发，到长城外匈奴的地盘“深度游”，又做生意，又当间谍，进行军事侦查，不久汉军便对匈奴开始大规模征伐。纵观历史，在必经雁门关的“三旅”中，在隋唐之前，是“军旅”最盛；从唐朝开始，是“佛旅”为盛；在唐兴边贸和宋辽澶渊之盟之后，是“商旅”和“佛旅”、“军旅”同盛。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桐油、竹制品产于长江以南地区，金属器物、工艺品、乐器、粮食、布匹、棉花、颜料、盐、糖和食油产于长城以南地区；而长城以北地区以及蒙古、俄罗斯、朝鲜、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伊朗等，正好需要这些物品。反之，中国长城以北地区以及蒙古、俄罗斯、朝鲜、阿富汗、伊朗等，所生产的牛、羊、驼、马、皮革、毡子、毯子、羊绒、马尾、人参、香料、玉石、玻璃器皿等，则又是长城以南地区所需要的。所以，双方的互补性强和商机巨大。对此，极具商业眼光又能吃苦耐劳的山西关南人和晋中人，便以骆驼为主、马匹为辅组成驼队，开始了艰辛的货物长途贩运生涯，逐渐设货栈、拓商号、建旅店，特别是还在湖北、湖南一带收买茶山，从而形成产茶、购茶、制茶、运茶、销茶的完整产业链。当晋商完成原始积累后，出现“专业化分工”——一部分人继续从事“货通天下”的商贸业，扩大经济规模和地域版图，紧紧掌控运销网络；另一些人则专事“汇通天下”的金融业，即到国内外像北京、天津、武昌、江宁（今南京）、上海、济南、青岛、烟台、保定、承德、南宁、汉中、雅州（今雅安）、打箭炉（今康定）、兰州、凉州（今武威）、迪化（今乌鲁木齐）、哈尔滨、奉天（今沈阳）、琼州（今海口）和库伦、恰克图、莫斯科、圣彼得堡、东京、神户、横滨、仁川、新义州、加尔各答……办钱庄、做典当、开票号，进行投资和资本运作，直至执大清国金融之牛耳。晋商是曾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齐名的世界三大商群之一，晋商驼道是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比肩的中国对外贸易三大古商道之一。成功必须一个系统，失败只需一个要素。虽然说晋商驼道是祖祖辈辈、千千万万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依托的山西商人对祖国的服务创新，但正如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中所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晋商驼道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已随古代中国国之气运的兴衰而兴衰。不过，晋商驼道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却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