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驻韩城香山寺碑记
薛铁伦
（本文作者和习老在一起的照片）
一九三二年六七月间，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200余人为了打击敌人、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同志的率领下，曾经路过韩城并驻扎在韩城香山寺。
在此期间，韩城中心县委书记薛和昉曾与韩城县委原负责人樊德音专程前往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韩城香山寺的驻地，向刘志丹报告县里敌我斗争的局势，并详细阐明了韩城党组织为积极配合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各项作战部署，组织成立了赤卫队、发动贫苦农民与土豪劣绅作斗争、成功开展分粮运动、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热烈拥护等情况。当刘志丹听到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他热情地鼓励薛和昉和樊德音等人说：“没想到你们在短时间内，做了这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确实有利地配合了红军游击队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扩大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意图。我代表省委、省委军委和红军陕甘游击队总部感谢你们，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大力发动群众，进一步做好这些工作，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
在这次向刘志丹汇报工作期间，薛和昉巧遇并结识了在“两当兵变”战斗中负伤又经养伤之后、刚刚在耀县照金地区杨柳坪找到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的习仲勋。在此之前，薛和昉就早已经知道习仲勋是一位早年加入共产党的年轻有为的革命者，所以，他为能在这里见到习仲勋同志而感到既意外又高兴。由于两人都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曲折的革命经历，使得他们一见如故，亲如家人。他们在一起促膝长谈，不停地说这说那、从各自的不同经历聊到革命事业的艰难困苦和光明前途，从各自的家庭遭遇聊到现实的社会情况，两人谈论得非常投机，非常融洽。习仲勋同志对薛和昉同志说：“今年（指一九三二年）四月二日，根据省委的指示，我与刘林圃、李特生等人率领一些党员及陕西省警备师第3旅第二团第一营的二三百名军人，在甘肃两当县城发动了兵变，并在县北端的太阳寺街，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随后计划北上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总部汇合。但是由于敌对力量过于强大、加之所经过地区群众基础薄弱的客观原因和军事斗争经验不足、政治工作欠缺的主观原因，造成了两当兵变的失利，队伍被敌人打散后，因为一时无法与党组织联系，我暂回富平县养伤，后又到了耀县照金，在杨柳坪正逢刘志丹的队伍，于是我马上去见刘志丹同志。我对他谈到这次兵变失败的情况，他像大哥一样，亲切地对我说，干革命嘛！不可能次次都是顺利成功的，在以前的革命岁月里，我比你失败的次数还多，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失败了不能失掉信仰和信心，我们要继续再干，直到胜利。”因为当时刘志丹在革命队伍和群众中的名声很大，听到习仲勋讲刘志丹同志的教导，薛和昉非常兴奋，迫切地请习仲勋继续讲下去。于是，习仲勋喝了一口水，继续讲道：“志丹同志还说，人年轻时，理想多，冲劲大，但是经历少，经验也少，开始就难免失败，我们有了正确的思想理论和正确的战略战术，还不够。还要接受实践上的检验，我们的思想理论要结合实际，符合实际，行动上就能成功。”他还说：“我们只要不怕失败，吃一堑，长一智，不灰心，不气馁，百折不挠，坚持奋斗，就一定能够胜利！”说到这里，习仲勋诚恳地对薛和昉说：“我在志丹同志这里学到了许多过去不大明白的道理，也学到了许多正确的工作方法和良好的工作作风，你这次见到他并与他交谈之后，肯定也是受益匪浅吧！”薛和昉同志当即颇有同感地说：“是啊！志丹同志对革命思想理论的精准认识、对革命工作的认真态度、对革命同志的关心爱护和鼓励帮助、以及他那种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百折不挠、大智大勇的工作作风，都是我们的好榜样。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你看得远，想的深，办法多，年轻有为，善于团结同志，又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多的成绩，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操了很多心，虽然这次兵变一时失利，但是你依然信心百倍地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努力奋斗，也同样是我的好榜样，我也要向你学习啊！”谈着谈着，两位革命战友的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此时，在不知不觉之中，天已擦黑，薛和昉同志站起身来，依依不舍地与习仲勋等同志握手告别，可是习仲勋不放心薛和昉、樊德音等同志的安全，坚持一直把他们送出村口。当薛和昉劝习仲勋赶快返回驻地时，习仲勋却一再说：“不急、不急，有些情况我们还可以边走边谈，再说这一别，不知何时又能见面，我要多送出一程才能放心啊！”直至一行人又走到几里外的一条小路上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习仲勋等人才依依不舍地返回驻地。
在此后的岁月里，两人一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又并肩共事三十年时间。习仲勋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自始至终一直无微不至地关心着薛和昉同志的工作和生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国家政治方面的种种特殊情况，在组织上的调动下，于1961年后，两人才相继从国务院走出来，分赴不同的工作岗位，继续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兢兢业业地奋斗着。
历史证明，习仲勋同志和薛和昉同志的革命友谊、同志之情、战友之情和兄弟之情一直持续终生。一九八三年元月二十八日，薛和昉同志逝世时，习仲勋同志和夫人齐心同志，共同为沉痛悼念薛和昉同志而亲自发来唁电送上花圈并写了挽联。
（本文作者薛铁伦，字力诚，陕西韩城人，大学本科文化，中共党员，国家机关地厅级公务员，省级党校客座教授，国家注册执业中医师，系革命前辈薛和昉之子）
习老韩原播星火 保障东渡救危亡
冯双民
“关中书记习仲勋，扩军征粮支前忙；城墙砖石修工事，房上门板做船只；袋中米和面，送去做军粮；柜中布和衣，拿来做军装；还有铮铮亲骨肉，争当八路灭东洋……”每当唱起在韩合关中一带流传了近一个世纪的民谣，就会将我们带到当年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不畏艰险的峥嵘岁月。
1932年4月2日，习仲勋在甘肃两当发动了兵变，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并担任政委。兵变失败后，习仲勋受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长程建文指示，不顾受伤的身体和被国民党追捕的危险，于1932年5月间到耀县杨柳坪，找到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向他倾吐兵变失败的心情。刘志丹像大哥一样亲切地勉励他说：“干革命嘛！不可能都是顺利成功的。在以前的岁月，我比你失败的次数还多，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失败了不能失掉信仰和信心，直到胜利”。并怜爱地说：“你正在养伤，只有跟上部队才安全。”
6月初，刘志丹、习仲勋同志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游击队挺进韩城，配合当地农民暴动”的指示精神，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200多人，由宜川集义镇南下直奔韩城，配合县北西原、马庄一带红枪会、穷人会等一起开展打土豪斗争。
1932年6月4日，陕甘游击队绕道西部山区，到达韩城赤卫队活动区域巍山一带。陕甘游击队把总部先设在香山寺，后转移至赵峰村，在共产党员宁慎言家中召开了会议。会上，刘志丹同志非常支持习仲勋提出的“不争取中心城市，到农村打游击；建立穷人会，加强赤卫队；建立新苏区”的斗争方式。并要求习仲勋与韩城中心县委书记薛和昉带领部分游击队员走村串户，动员劳苦群众积极参加和充实赤卫队、红枪会、农协会、农民夜校力量。习仲勋和薛和昉先后在赵峰、西番地、高家坡、清水、上官庄、北寿寺等村庄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思想。在村中张贴红军布告，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拿起武器，积极开展抗粮、抗捐、分粮吃大户斗争。一时间，各村贫苦群众群情激昂，纷纷揭露恶霸地主压迫剥削穷人的罪恶，开展了轰轰烈烈“打土豪、分财物”的斗地主运动。游击队配合赤卫队分别缴获赵峰、上官庄、北寿寺、高家坡、清水、东赵庄、西赵庄等村庄20多户土豪劣绅的粮食、衣物、钱财，分给了穷苦农民，销毁了大量契约、债据。老百姓奔走相告，人心大快，扬眉吐气。
6月11日晚，国民党韩城驻军柳子俊旅派出两团匪兵，突袭、围剿游击队和赤卫队。12日拂晓，双方交战，战斗持续到午后，终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陕甘游击队决定撤出战斗，进行战略转移，挥师陕北。
刘志丹、习仲勋率领的陕甘游击队虽然在韩城仅仅驻扎了七八天时间，但他们为韩城播撒的革命火种，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劳苦大众深受鼓舞，贫苦百姓士气高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随后相继暴发了“高家坡暴动”“芝川事变”“番地事变”，涌现出了高德辉、蒋礼斋、冯进宝、段当才、李存才、冯玺玉、王作栋、王辛亥、白双五等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有力地打击了土豪劣绅，震慑了国民党韩城当局，扩大了红军影响。
习仲勋离开韩城后不久，就担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领导组织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虽重任在身，但他仍心系韩城，时常通过各种途径支持韩城革命事业发展。
1935年8月和11月，习仲勋先后两次派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42师骑兵团政委杨森（红26军是由原陕甘游击队改编），率领约500余人来韩开展革命斗争，为中共韩城地下党组织创建“中国工农红军陕西东府游击队第二支队”，为韩城的两次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陕北地区土地贫瘠，无法承载大量部队的吃穿用度。为解燃眉之急，1936年初，毛泽东一方面派徐海东、刘志丹部东征，从山西国民党统治地区解决给养；另一方面让习仲勋在誉为“沃野千里，蓄积多饶”的关中家乡，解决红军的给养和兵员问题。
习仲勋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领导关中特区各级党组织紧急动员，组织渭北一带人民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不到一年时间，关中特区群众就向红军捐粮达两万余石。习仲勋还选调500余政治军事素质过硬的陕甘红军指战员，编成补训团，由关中特委军事部副部长郭炳坤带队，编入驻扎在富平的刚改编的八路军第120师。这也是八路军成立后补充的第一批兵员。
1937年8月底至10月初，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三大主力从韩城芝川东渡黄河出师抗日。
之前，国民党方面黄绍竑（宏）、白崇禧等人提出八路军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由河南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包藏祸心的方案。
毛泽东针对这一方案审时度势，英明决策，于1937年8月17日分别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强调指出：“红军为安全计、为隐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红军开动必须走韩城”粉碎了国民党怕八路军与群众接触“赤化”宣传，希望八路军与日军直接交锋，以达借刀杀人的企图。
八路军东渡黄河时，尽管国共已经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此时，距1936年2月29日在韩城发生的“番地事变”仅短短18个月，在此次事变中，国民党一次杀害了8名中共地下党员，韩城国民党当局、国民党驻军、地方保安团对共产党、八路军依然防范戒备，消极应付。靠国民党韩城当局支援东渡，是不可靠的，支援东渡的重任，仍然落在中共关中特委领导的韩城县委及基层党组织肩上。
此时，作为中共关中特委书记的习仲勋与陕西省委民运部长一道，组织关中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扩军征粮，调集船只，支援渡河。
韩城早在1927年10月，就在关中东府建立隶属陕西省委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范家庄支部。1928年2月，建立吕庄党支部，3月，组建南西庄党支部，成立中共韩城特别支部，4月初，建立中共韩城区委，隶属陕西省委，驻地范家庄。4月下旬，根据陕西省委指示，组建中共韩城临时县委。共产党在韩城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扎实的工作基础。
因此，关中特委、韩城县委一经动员号召，热血青年张智发、张进发、张绪生、宋二小、张有华（杨针）、张来发等当即参加八路军，随军东渡抗日。
张智发因作战骁勇、屡立战功，很快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被提拔为129师42团团长，后又调任26团团长，被战友们亲切的称为“黑老张”。1945年8月下旬，为消灭拒不投降的日军，他亲率一个营兵力在河北魏县北鱼口村的沙河里与百余我日军展开激战。战斗中，张智发身受多处重伤，不幸牺牲，献出了年仅38岁的生命。
随机出征的张有华，即杨针，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42集团军军长，该军1979年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共产党员徐岱云利用自己当过船工的特殊身份，按照关中特委指示要求，在八路军东渡黄河前几天，就动员贫苦船工、渔户，组织筹集100多艘各类船只，召集数百名船工，为八路军顺利渡河做好准备。地方党组织还动员城乡群众捐献门板木料，在黄河滩湿地淤泥上铺就一条快捷便道，保证了八路军将士如期迅速顺利登船过河。老芝川镇街区的群众，还把饸饹摊、糊卜摊、凉粉摊、烧饼摊等搬至渡口附近（即现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广场），为饥肠辘辘、匆忙渡河的八路军官兵箪食壶浆、犒军送行。
中共韩城县委以“韩城县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名义，组织捐粮捐款捐衣捐物，支持东渡。爱国人士、文化名流杨一鹤先生，有感于八路军的抗日壮举，犒军募捐，共捐给部队衣、鞋200件(双)，银元80余元。
芝阳镇西赵庄村一个开油坊的农民叫王洪彦，受党组织教育，思想进步。他几乎掏空家底，一次为东渡黄河的八路军捐粮3000余斤，肥猪5头。王洪彦还把自己的三儿子王宝瑄送去参加八路军。解放后，王宝瑄曾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去世后以老八路的身份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八路军东渡黄河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129师在渡河时就发生了国民党芝秀保长私放船只、破坏渡河的事件。
事情是这样的，1936年9月24日，刘伯承率领的129师先遣队（陈锡联团）赶到芝川，急于渡河，却突然发现渡口空空荡荡，不见一只渡船。此时115师平型关首战告捷，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消息已传到129师，为能尽快过河，策应115师，防止日寇报复，刘伯承师长心急如焚，严令国民党韩城当局，马上调集船队，送大军过河。国民党县长支支吾吾，以找不到船只借故推诿。韩城县抗敌后援会和共产党员徐岱云等随即展开调查，找出事情原委，查明真相。原来是在115师、120师、八路军总部先后渡河后，国民党芝秀乡联保主任张留先受合阳一姓王的财主贿赂，通过县商会会长王林五给国民党县长王文光行贿500个银元，将船只放走，另做他用，以致发生八路军129师先遣部队到达黄河渡口时找不到渡河船只的事件。在韩城各界民众强烈谴责下，王文光不得不把张留先以贻误军机、破环抗日罪收监，以平息事态。不久，张留先在狱中因惊吓死亡。
今天的关中大地、司马故里、芝川渡口，硝烟早已散尽，习仲勋为韩原播撒的革命火种，早已星火燎原。古老的韩城如浴火凤凰，已涅槃成时尚、美丽、幸福、璀璨的黄河明珠。漫游在韩城的历史长河，回望革命前辈们那信念坚定、勇于担当的为民情怀，听党指挥、甘撒热血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前赴后继的革命意志，一次次触动着我们的心房，洗礼着我们的灵魂。
当前，韩城经济社会蓬勃发展，各项改革事业快速推进。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习老的革命精神，高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中共韩城市委的正确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传承红色基因、保持红色本色、弘扬红色文化，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为把韩城建设成为黄河沿岸区域性中心城市、引领黄河沿岸经济带协同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参考文献:
《习仲勋传》(上、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发行。
《习仲勋画传》，夏蒙、王小强著，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发行。
《黄河边纪事》，薛铁伦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发行。
（本文作者系陕西韩城市政协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