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仲与薛国文化传承
李学勤
今天我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应邀参加这个大会，并且指定我作为一个历史学、特别是先秦历史学工作者的身份，在这里讲几句话，感到是非常荣幸的事。不过，我也感到惶恐，因为自己要谈的一些问题，研究是很有限的，知识是很少的。我在这里只谈几点想法，这想法里面一定含有很多不成熟甚至是错误的方面，希望大家批评指教。
我想谈这么几个想法。
第一点，我想谈一下奚仲文化，谈奚仲造车的问题，奚仲造车记载的性质和它的含义。
大家都知道，奚仲造车见于许许多多的古书。比如说古书《世本》里就有几篇关于制
作的，可是能够像奚仲造车这样的，见于多部史籍的，确实是不多。那么，奚仲造车这个记载，枣庄的学者们已经作了一些辑录了。大家都可以看到，见于一系列的古书，比如在《管子》的《形势解》篇，在《尸子》的佚文，在《荀子》的《解蔽》篇，在《世本》的《作》篇，在《吕氏春秋》的《君守》篇，在《淮南子》的《修务训》篇，都提到奚仲造车，而且奚仲作为夏代车正的记载，是见于《左传》的定公元年。《左传》这部书的可信性，近些年在国内外已经得到共识。那么，对于《左传·定公元年》的记载，我想在座的很多先生们是很熟悉的，我再简单地把它复述一下。因为这件事不是一个简单的记载，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里面有这么一段言论。大家知道，在这个《左传》说的定公元年，就是公元前 509 年，在这一年的正月，当时晋国集合各国的诸侯大夫们，在洛阳的狄泉这个地方，这个遗址现在还在，集合各国的人来干什么呢？准备给王都成周建城。
那么，在修这个城的过程中，就给这些诸侯国家派任务，说你们哪个国家要担多少任务、出多少人力、多少时间要完成等等。当时宋国的一个大夫叫仲 的和薛国的宰相，也是一个大夫了，应该属于卿一级的重要官员发生了争执。在争执中，这个薛国的大夫呢，就讲了一段话，回顾他的历史，这段话大家可以想象，一定是非常可信的，因为他是在争执过程中跟另外一个国家的负责人来讲话，他不能说瞎话呀。因为他要说瞎话，马上就会被揭穿，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他就说了：“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那么，这句话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在很多材料中都有。这就是说薛国的始祖名字叫奚仲，他就在“薛”这
个地方。“薛”这个地方，无疑就是《左传》里面的那个“薛”。当时的“薛”，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也毫无疑问地就是今天的薛城遗址。这个遗址，我们已经发现，就是春秋遗址，所以这个地点没有问题。他在这个地方做什么事情呢？他居“薛”，就是他已经是薛国的创始者了，他是夏的车正，他是夏朝管车的职官。一个国家的、诸侯国的诸侯来担任王朝的一个职官，这个在夏商周时期是很常见的事情。所以他是夏的车正，这也说明了在夏的王朝中，车是何等重要，它需要专门设一个“部长级”的干部来管这件事情，由一个诸侯来管理，所以这件事情和大量的古籍记载的奚仲造车是完全可以对照的。那么，怎么叫奚仲作车？这个当然有各种理解，古人也曾有过这么一种理解，过去没有车，到了奚仲这个时候才有车。可是这个说法，在历代的学者中，都有所讨论，都认为这个说法有些不是很准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一点，大家都知道，我们传说里的黄帝，我们都说炎黄子孙，黄帝称为轩辕氏。那么，轩辕氏这个说法，就是跟车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比如说《荀子》的杨 注里面，就谈了奚仲是夏禹时的车正，这是没有问题的，他从夏朝开始时就做车正的官了。可是黄帝的时候，已经称为轩辕了。那么，这就是说奚仲他一定是改制，他对车作了很大的发展，这个观点还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比如看我们汉朝初年的陆子《新语》，他就说了奚仲“乃 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奚仲造车是造什么样的车，它是有一定规定的，“ 挠曲为轮”，即把弯曲的木头做成一个车轮，这方面他做得非常好，“因直为辕”，即把直的木头做成一个车辕，所以他做的车是有辕有轮的，在当时说是个相当进步的车，因为有辕的车它不是一个动物驾的，是两个动物驾的，至少说是有两个动物来驾这样的车。那么，这个车已经是相当进步的一种车啦！所以是一种很重大的创新。关于这个方面，在《管子》的《形势解》中也讲得很清楚，他说“奚仲之为车器也”，奚仲作车是怎么样呢？是“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他有很高的技术标准，他做一个轮子的时候，车的各个部分都是按照规矩钩绳，用一定的测量工具使它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和规范，所以有很高的技术标准。所谓“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做出旋转的时候，非常的顺利，非常的好，用起来非常结实，这样子效果非常好。那么，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设想到当时奚仲是在作车这方面，做了一个巨大的、带有根本性的一种创新，而他所做的这个车才真正达到了夏、商、周三代以来所做的车的标准。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说“奚仲作车”，这是当之无愧的。因为我们后来所讲的车必须达到这个标准，不是什么样的车都可以叫做车，这样的车才是真正的车，而这样子的车，按我们的传说记载里面是始于奚仲，它的时间是夏朝之初。换句话说，按我们的断代工程初步推断，认为在公元前 21 世纪，这个时间很早啦。这是我今天谈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奚仲作车史实素地。
我说“史实素地”这个话，是引用我们前辈著名史学家王国维先生的一段话。王国维先生在 1925 年来清华上课，他的讲义是《古史新证》，这是一部我们中国历史学、考古学上都应该认为是有经典性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里他就提到了，他说不但是中国，而且世界上的古代历史总是带有传说的，甚至一些神话色彩，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定的。可是即使这些传说里面，也必然包含有史实素地。那么，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时代，是不是有车。关于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在近十几年以来，是一个很大的争论。在座的有些学者，在这个方面有些非常好的讨论。那么，这个方面的一些讨论，实际上是很多的，特别是有些外国学者，他们说中国的车不是中国人造的，中国的车是从西方传来的。这方面的学者很多，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例子，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很著名的一位汉学家夏含夷先生，他在 1988 年的时候，于《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中国的车呢，很可能是从西亚然后传到中亚，从中亚再传到中国的。因为他说的车，主要指殷墟的车，殷墟发掘出很多车，这不成问题，这是商代晚期的，而这个以前他就不承认了。可是他在 1988年指出，在最近二三十年，就是说从 60 年代以来，在苏联的中亚地带，不断地发现马车的遗迹，这些遗迹多指里海东海岸出土的车，还有中亚各地发现的岩画，主要是讲这些车，在工艺上都和中国的马车类型如出一辙。特别他说里海的车子，比殷墟的车早 300 年到500 年，他还说中亚马车的最早证据，他举个例子是 1972 年，在这个前苏联的车里雅宾斯克。这个地点，在乌拉尔山的东麓，它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一个墓地，这个墓地里发现了车的遗迹。那么，这些车呢，可是都已经烂了，看不见了，可是能看见它的车轮子是很简单的，只有十根轮辐，这个估计在公元前 1500 年左右。那么，他说最晚而比较完整的是在亚美尼亚塞万湖南岸的喀申，喀申这地方的古墓里面出了两辆相当完整的车。它的年代从碳十四测定，也是大约在公元前 1500 年左右，所以他认为，这个车很发达，轮子有 28 根轮辐，他觉得中国的车可能从这儿来的。那么，他这个说法，在考古学界、在历史学界，包括在座的专家们比我要熟悉了，引起很大争论，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究竟怎么样呢 ? 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在 1996 年到 1997 年的时候，在河南偃师商城发现了车的痕迹。这个有关的报告，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考古》1998 年第六期上的《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发掘简报》。这里面就提到在河南偃师商城东北角这个地方，在城内道路的第四层路土面上，发现了与城墙并行的车辙印。因为车辙和别的东西不一样，别的车轮不可能造出车辙这个痕迹，因为它是旋转的东西，有一定的深度，有一定的宽度，完全平行的就不是车了。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车辙印，它的轨距大约是 1.2 米，这个车辙沟是凹槽状的，一般宽度在 0.2米，路土面上你可以看见很多不平衡的小坑，根据《简报》的记载，这个小坑肯定是那个拉车动物的脚踩的。可是问题是，因为那个已经模糊不清了，不能判断是马还是牛，这个判断不了，可是肯定是有动物拉的，所以这个地方已经是出现了车，而且这个车是在这么早的年代出现的，而且这个车有动物拉的，不是驾马，就是服牛。那么，这一点，在考古学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而且应该指出，所谓第四层路土是最下层的路土，根据《简报》说，它直接叠压在城墙的护坡上，它的使用和形成年代相对是最早的，也最接近那段城墙的建造年代。根据墓葬出土的陶器来推断，车辙的第四路土的使用和形成时期不会晚于偃师商城商文化的二期晚段，这个时间跟刚才提到的亚美尼亚考古推断的时间，它那个数字对不对，我们不能够讨论，跟公元前 1500 年基本上差不多，那就说明我们这个车不是从那边来的，因为我们也有车，虽然我们没看见车子本身，但是我们看见车的路了、车的辙了，而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杜金鹏先生在他的《偃师商城初探》这部专著里面有过专门的讨论。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说它了。因此，我们就应当指出，不管在考古学上，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境外，在公元前1500 年左右的这段时间或者是前后这段时间里面，肯定是有了车子，而且是有了相当发达的车子。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断，夏代就已造车，奚仲造车这个传说应该是有相当的根据、有比较清楚的线索的。这是有关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想谈的第三个想法，是因为今天我们提到奚仲文化。
我个人的体会，奚仲文化可以说就是以枣庄薛城为中心的周围这一带地区的古代文化的一种形成和传承过程。大家都知道，薛国是个任姓国，这是非常古老的国家，他比商周还要早，在夏代初的时候已经形成而且一直存在于那个地方，一直到周代。时间延续得非常之长，而且这个地区出现过很重要的人物，因为根据《左传》的记载，仲虺就是商汤的左相，他是奚仲的后人。最近这些年，我们在靠近薛城的滕州前掌大的遗址里面发现这个薛，有大量的非常高度文明，我想这个问题就不详细说了，因为时间限。
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只说几句话，就是奚仲的这个记载，奚仲的文化，对我们有怎么样的启示。
大家也都知道，车在古代是最重要的技术创造之一。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创造，在我们的经典里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就是《周礼》的《考工记》，它有明确的记载，车和别的工不一样，它是众工所聚最多的产物，即科学技术的各个方面集中的产物。所以夏代的奚仲造车这一点，在当时尽管是很原始的、很初步的一些技术，但车本身的出现就是一个集合创造性的产物。那么，今天我们还要讨论车文化，对这一点我自己不大懂了，可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今天的汽车文化也同样是一个特点，它本身不但是一个汽车工业的产物，而且是各种科学技术甚至包括艺术和人文方面的多角度、多方面的一种聚合性的产物，在这一点的创造上，它的基本精神和奚仲造车所告诉我们的应该说是完全一样的。
我想这就是今天所作的感想，有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注：本文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宫长为根据作者在首届中国奚仲文化研讨会上的演讲录音整理。
李学勤，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字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及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及首席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