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车正奚仲探讨夏代官制
宫长为
大家都知道，官制作为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历来是政治制度研究中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先秦官制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华文明的先河，其影响至深至远。但是，由于现存的资料有限，先秦官制的研究，尤其是夏商周三代官制的研究，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很难有所进展。以往，我们常常采用由后往前推的方法，即由已知求未知，由东周上推西周，由西周上推夏商二代，不妨说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因为，在我们看来，夏商周三代社会，包括五帝时代在内，都是一脉相承的。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生产本身又有两种，诚如恩格斯所说：“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我们按照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重新界定人类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我们认为，距今一万年前后，伴随着农业革命的出现，人类自身生产由族内婚向族外婚过渡，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形成，而国家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后到来的工业革命，以及后工业革命，包括早些时候的前农业革命在内，大体上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的四个不同发展时期。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要对中国历史有一个全新的、明晰的理解和认识。
具体来说，这一万年的历史，包括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正在进行中的后工业革命在内的几个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如果我们稍加推敲的话，还可以进一步把它划分为四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其中前五千年，可以作为第一个发展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80世纪到公元前30世纪，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奠基阶段；相对而言，后五千年之中的前三千年，可以作为第二个发展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30世纪到公元前221 年，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开创阶段；而后的两千年，可以作为第三个发展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年，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发展阶段；余者一百年，可以作为第四个发展阶段，也就是从公元1911 年到今天，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转折阶段。
很显然，按照我们这样一种观点或认识，五帝以来的历史，包括夏商周三代在内，前后绵延近三千年，约略处于中华文明的开创阶段。其间的政治制度，无疑表现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贵族政治的特征，亦如恩格斯所说：“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正因为如此，夏商周三代社会，包括五帝时代在内，作为政治制度核心内容的官制，更加集中地体现了这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贵族政治的特征，突出地表现为世卿世禄制度。一般说来，所谓的世卿之“卿”，即指爵位；所谓的世禄之“禄”，即指俸禄。世卿世禄原本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专指各级贵族世代世袭享有的不同等级的特权。我们大而言之，它主要包括了两种形式：其一，从地方言，即以诸侯国范围内，各级贵族世袭卿大夫之职；其二，从中央言，即以王国范围内，各级诸侯（包括畿内外的）世袭王官之职。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车正奚仲，当属后一种形式，即以诸侯的身份，出任夏王朝的车正之职。
在先秦文献中，包括秦汉以来的文献，都明确地记载了“奚仲作车”或“奚仲为车”。如《墨子·非儒》云：“古者羿作弓， 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奚仲、巧垂皆小人邪？”《荀子·解蔽》云：“奚仲作车，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吕氏春秋·君守》云：“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淮南子·修务训》云：“昔者仓颉作书，容成造历，胡曹为衣，后稷耕稼，仪狄作酒，奚仲为车。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圣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遗后世，非能一人而独兼有之。”
那么，“奚仲作车”或“奚仲为车”所说的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车呢？《管子·形势解》则有详细的描述。其云：“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而陆子的《新语·道基》也说过：“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对此，前人已经注意到“奚仲作车”或“奚仲为车”是对车的改进，实际上奚仲作为夏禹时的车正，而“黄帝时已有车服，故谓之轩辕，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
我们应当说，前人的这种认识是比较客观的，也是比较公允的。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已经证明了中国的车不是外来的，至少公元前1500 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1996年到1997年间，在河南偃师商城城内东北隅发现了两道平行车辙，长14米，轨距约为1.2米，车辙之间及车辙两侧路面布满不规则小坑，大约是驾这种双轮车的牲畜的踩踏蹄印，而稍早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宫城区南侧大道发掘发现的两道平行车辙，长5米多，轨距约1米，是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可能为一种人力推拉双轮车碾痕。 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夏代“奚仲作车”或“奚仲为车”，是有一定根据的。
有趣的事情是，《左传·定公元年》明确记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恐怕也与奚仲改制车器有关系，抑亦“奚仲作车”或“奚仲为车”在前，担当车正官职在后；或担当车正官职在前，“作车”或“为车”在后。不过，从当时的情形来看，这个薛国或许造车业比较发达，在技术等方面领先其他诸侯国，因此以他的国君作为代表并以此来命名，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思考。
我们再来看《左传·定公元年》的记载，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把它录如下。其云：“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魏子政。卫彪曰：‘将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义也。大事奸义，必有大咎。晋不失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献子属役于韩简子及原寿过，而田于大陆，焚焉。还，卒于甯。范献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复命而田也。孟懿子会城成周。庚寅，栽。宋仲不受功，曰：滕、薛，吾役也。’薛宰曰：‘宋为无道，绝我小国于周，以我适楚。故我常从宋。晋文公为践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复旧职。若从践土，若从宋，亦唯命。’仲曰：‘践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若复旧职，将承王官，何故以役诸侯？’仲曰：‘三代各异物，薛焉得有旧？为宋役，亦其职也。’士弥牟曰：‘晋之从政者新，子姑受功。归，吾视诸故府。’仲曰：‘纵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诸乎？’士伯怒，谓韩简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无辞而抑我以神，诬我也。启宠纳侮，其此之谓矣。必以仲为戮。’乃执仲以归。三月，归诸京师。城三旬而毕，乃归诸侯之戍。”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在公元前509年的时候，晋魏子政，“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后来范献子代魏子为政。其间发生了宋大夫仲与薛宰之间的争执。这件事情，多少与《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的“滕侯、薛侯来朝，争长”相类，前者以“乃执仲以归”为胜诉，后者以“乃长滕侯”为结局，而所透漏出的重要信息，值得我们注意。其一，“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是说薛国开国之君奚仲以薛侯的身份，出任夏王朝的车正之职；其二，“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是说奚仲后人仲虺继承君位，也以薛侯的身份，出任商王朝的左相之职。
我们结合这两条重要信息来看，夏商二代也都实行世卿世禄制度。以薛国为例，早在夏朝初年，薛国国君奚仲能以诸侯身份出任王朝之官职；《山海经·海内经》云：“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郭注云：“《世本》云：‘奚仲作车。’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创作意，是以互称之”，恐怕是子承父业，继续主持车正之职了；到了商初，奚仲后人仲虺也以诸侯身份出任王朝之左相。这种情形，与周初的官制相同。最明显的例子，《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对右尹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其中的熊绎，杜注以为是“楚始封君”；王孙牟和燮父，即卫康叔、晋康叔之子，分别为卫国和晋国的第二代封君，而齐侯吕、鲁侯伯禽，当也是齐国第二代封君和鲁国第一代封君。可以说，这五人都是四方诸侯入王室为卿者，至于西周金文材料，更是信手可得，我们就不逐一而论了。
我们认为，西周王朝官制实际上是延续了夏、商二代，犹如孔子所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宫长为，1957年1月生，吉林省永吉县人。1996年8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师从李学勤先生。1998年9月，留
所先秦史研究室工作。现为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秘书，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代表作有《周公何以摄政称王》《“分陕而治”说再认识》《西周三公新论》《“隶臣妾”是秦时官奴婢》《试论〈秦律〉中手工业管理》，以及《〈周礼〉官联初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