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车的发现与研究
宋镇豪
一、先秦文献中车的传闻及早期车的功用
关于车的产生，《墨子·辞过》云：“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释名》云：“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卷一○六《车舆部汇考一》说：“黄帝有熊氏始见转蓬而制车。”《孙膑兵法·势备》说：“禹作舟车。”但《墨子·非儒下》《荀子·解蔽》《吕氏春秋·君守》均说：“奚仲作车。”《世本·作》云：“奚仲始作车。”《古史考》说：“禹时奚仲驾车，仲又造车。”《新语·道基》说：“（禹时）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管子·形势解》云：“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都把车的发明权归之奚仲。奚仲的生活年代是夏代，《左传·定公元年》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车正是主管车政之官。《山海经·海内经》有云：“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谓奚仲之子吉光在造车方面又有所发扬光大。
吕思勉说：“车之兴，必有较平坦之道，故其时之文明程度必更高。”车的发明，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其始起可以追溯到夏代。文献中有夏统治者乘车的传闻。《说苑·君道》云：“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帝王世纪》谓夏桀“以人架车”。《后汉书·井丹传》有云：“桀乘人车。”人车当是人力挽引之车。史传车在夏代已用于战争，《尚书·甘誓》记夏启与有扈氏战于甘之野，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孔氏传》解释说：“左，车左，左方主射。右，车右，勇力之士执戈矛以退敌。御，以正马为政。”申令战车上的左、右、御三人要各司其职。商汤灭夏桀也动用了战车，《墨子·明鬼下》说：“汤以车九两（辆），鸟阵雁行，汤乘大赞，犯遂（逐）下（夏）众，人（入）之（郊）遂。”《吕氏春秋·简选》说：“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帝王世纪》谓汤“革车三万，伐桀于鸣条。”商汤灭夏桀动用的车辆，愈晚说法数量愈大，大概《墨子》说的“车九两（辆）”更近实际。殷商时期用诸冲锋陷阵的战车群，犹未有达到几十辆以上的。甲骨文中车群的最高数是“六车”（《合集》11452）。《合集》36481著录一块帝乙时伐危方的残牛胛骨记事刻辞：⋯⋯小臣墙比伐，禽（擒）危美⋯⋯人廿人四，而千五百七十，百⋯⋯两（匹），车二两（辆），盾（橹）百八十三，函五十，矢⋯⋯又伯于大乙，用伯印[于大丁，用⋯⋯于大甲]⋯⋯[用] 于祖乙，用美于祖丁。曰：京，易（赐）
此次征伐危方，虽然获其首领“危美”，俘虏24人，馘首1570多个，但缴获对方的车不过是“二两（辆）”。殷商晚期尚且如此，更毋庸言夏商之际了。最初时期的战车只有几辆，因此与其把当时的战车视为先进攻战武备，不如说车的实际功用是当做指挥车使用的，在于彰显将领的政治军事权位，也能起到展示军事力量、威以慑敌的效果。至少夏商之际的情况是这样。
二、中国早期车的地下出土古文字材料与考古发现
目前所见最早时期车的地下出土古文字材料，是河南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三期陶文“车”字，年代为公元前1600多年前，相当于夏代晚期，可与河南荥阳西史村晚商遗址出土的公元前1200 年前的陶豆柄部所刻“车”字及甲骨文车字写法接近，字体构形已显示为包括双轮毂、轴、軎、辕、衡等构件的独车。考古发掘车的最早遗迹，是2003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宫室区南侧大道发现的两道平行车辙，长5米多，轨距约1米，属二里头文化二期，年代为公元前1700年左右，属于一种人力推拉双轮小车的辗痕。1996年在河南偃师商城城内东北隅也发现了两道平行车辙，长14米，轨距约为1.2米，车辙之间及车辙两侧路面布满不规则小坑，大约是驾这种双轮车的牲畜的踩踏蹄印。偃师商城还出土过一件公元前1500多年前的青铜軎。此外，郑州商城北部紫荆山铸铜遗址出土过两块公元前1450 年前的铜车軎陶范，属二里冈上层一期。
（一） 殷墟发现的马车
迄今所见最早的整车，主要出土于安阳殷墟，属于商代后期的遗物，前后发现52 辆以上。这些车普遍以马为引挽动力，全是一车二马，均属王邑高级权贵的陪葬车或祭祀品。其中出自王陵区者有7辆，占总数的13.46％；出自小屯C 区乙七基址南有6辆，占11.54％；其余39辆大体出自一些贵族墓地，而且往往两两成组。1995年梅园庄M41东西并列成三车一组，实属特例，不多见。2005 年殷墟西部安钢厂区新发现车马坑7座，共出土7辆车，皆为一车二马，分属于偏北处三座贵族大墓的陪葬品。其中编号为AGM1、AGM5的5辆车，呈南北一线排开，车头向东，间隔有序，自南而北的3辆，都有一人殉葬，配备武器有青铜短剑、戈、矛、箭镞、箭函等，显示出护卫队列车的表象；而列北的AGM4、AGM5 两辆，装饰豪华，马具精致，又分别殉葬二人，一人在车前，一人在车侧，这两车当属主车和副车。“两车制”以主车和副车相组合，揭示了晚商王朝的车服制。比偃师商城3500年前的双轮车辙如《合集》10405 记商王武丁狩猎追逐猛兕，小臣叶的马车被石所磕，撞上王车，子央亦从车上坠落下来。王车为主车，与臣正副车，簇拥相随。
（二） 商代各地贵族的马车
商代考古发掘中发现马车的地点，河南有罗山蟒张后李的商代息国墓地、荥阳胡村晚商墓地2处；河北有灵寿县西木佛村、定州北庄子2处；山西有保德县林遮峪、灵石旌介村、武乡县上城村、临汾浮山县桥北商墓4处；陕西有武功游凤镇、渭南县南堡村、清涧县李家崖、西安东郊老牛坡4处；安徽有颍上赵集王拐村1处；山东有寿光县益都苏埠屯、寿光县城北“益都侯城”、薛城北滕州市前掌大村、长清县兴复河、胶县西庵5处。此外，帝乙时卜辞中又有记征伐危方，缴获其“车二两”（《合集》36481）。危方在今豫东、鲁西南及安徽交界一带。以上18处商代车马坑或车马器构件发现地，计河南2处，河北2处，山西4处，陕西4处，安徽1处，山东5处，以东方和西北方为多见，分布地域基本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丘陵地带及半干旱地区，为华北旱作农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应是促成“陆地乘车”这种古代交通方式得以在当地高层权贵中使用的重要因素。
值得指出的是，豫东、鲁西南在甲骨文中有获马车的记录。山东发现商代马车的地点在全国居最，多达5处，其中枣庄偏西的前掌大遗址属薛国范围，在1987年第3次发掘中，发现车马坑1个，又在M214的两墓道大墓棺椁上发现两套车轭及零星马骨，M215的甲字型大墓内也出有车器。1994年秋第5次发掘中在M18大墓内发现随葬车一辆，1995年秋第7次发掘中清理车马坑3座，1998
年第8 次发掘中清理车马坑两座，均为一车二马。其中M41有车伞盖，衡前及舆后殉葬一人，M40、M45 等其余4辆在车舆下各埋有一人，还出土盾牌3面和马鞭5件。薛的先祖奚仲曾为夏车正，史传他是造车的优秀工官。这对探讨中国马车的由来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三） 商式马车的型制与配备
《考工记》云：“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据统计，《考工记》载有古代六类三十个工种，其中攻木之工占去七个，叙述文字比重约为全书的三分之二。七个攻木工种是轮、舆（内附）、弓、庐、匠、车、梓，按其性质可概括为建筑、作车器、兵工和作用器四大类，而作车器者即占了轮、舆（附）、车等三个以上的工种。造车不易，能用车作外出远行交通工具的人，其社会地位必居一般人之上。《国语·晋语四》云“车上水下必伯”，韦昭注：“车动而上，威也；有威而众从，故必伯。”伯者，霸也。当时车的贵重使之成了古代统治集团用来表示显赫权势的象征品。《论语·卫灵公》曰：“乘殷之辂。”《史记·殷本纪》引孔子语：“殷路车为善。”辂即路车，指乘车。殷商马车都是一车二马的独车，而不是单马驾驶的双辕车。殷商马车的结构主要包括了轮毂、轴、（辕）、衡、轭、箱舆等几大构件，其制造工艺和装配结构代表了当时工业技术的最高水平。殷墟出土的马车，其轨距为2.17〜2.4米，轴长为2.7〜3.1米，轮径为1.2〜1.5米，轮辐16〜26根， （辕）长2.5〜2.9米。作为荷载部分的箱舆，有大小之分，大型者广1.2〜1.7米，进深最大的达1.5米，小型箱舆一般广1米左右，进深0.7米上下。
（四） 殷墟出土的乘车
陕西西安老牛坡出土的双马挽引独车，无兵器同出，是为乘车。轨距2.25米，轴长3.15米，轮径1.4米，轮辐16根，与殷墟出土车制无大异。其箱舆外形作横长方形，宽1.6 米，进深0.72米，是为中型车，大概能容乘员2人。舆内周壁髹漆，留有成片漆皮，底部铺皮韦编织物，印痕犹存。相比之下，殷墟郭家庄发现的一辆乘车，箱舆的栏杆、木板不仅髹漆，还画有红黑相间的彩绘图纹，前栏板又贴有红布装饰，车内缀有牙片饰物，铺有坐席，显得更为豪华。
（五） 殷墟出土的乘车箱舆
商式马车的大型箱舆能容乘员3人，小型箱舆只能容2人，因箱舆周围有栏杆，车后留缺口，故乘员是从车后上下，贵族乘车时可踏石几以登。《周礼·夏官·隶仆》有云：“王行，洗乘石。”郑司农注：“乘石，王所登上车之石也。”又《礼记·士昏礼》云：“妇乘以几。”孙诒让云：“凡登车，贵者乘以石，其次以几。”从考古发现看，马车的箱舆栏杆不高于0.45米，立乘不足以凭栏，推想当时采用的是跪坐姿势，屈膝跪式，对于进深为0.7×1米的横长方形箱舆容积是绰绰有余的，乘员可手倚栏杆，以获得舒适效果。驾车时，大概也如文献所说，仆御居左，乘者坐右。若是乘三人，大概尊者居右，仆御在中，陪乘者在左，以右为上。
为了遮阳挡雨，商式马车有的有车伞盖。文献中称车伞盖为笠，亦称簦。段注《说文》云：“大而有把，手执以行，谓之簦；小而无把，首戴以行，谓之笠。是簦为笠，析言之固有别也，浑言之，则簦亦可谓笠。”商式车伞盖可能源于实际生活中的雨具及遮阳伞之类，有固定在车上或手执两种形式。《周礼·夏官》即有言王之车仪，陪乘的“道右”当“王下则以盖从”，孙诒让疏云：“盖即车盖，王乘车必建盖，阴以御雨，阳以蔽日。”讲的是手执车伞。
河南罗山息国墓地出土的车顶铜盖帽，制作考究，盖帽形似花朵向下张开，大概是为了便于把盖帷的缯帛固定住。河南荥阳胡村晚商墓地也出土了车伞盖弓帽。殷墟93梅园庄1号车马坑，在舆口部位发现大片红漆，发掘者推测“是舆上部伞盖留下的痕迹”。
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M41车马坑内车舆正中发现已经腐朽的固定式车伞盖，伞的顶饰为一直径27.8厘米的铜圆盘，中间有一个直径1厘米的穿孔，在周边有82枚海贝分两圈镶嵌的装饰。《左传·宣公四年》“以贯笠毂”，杜注云“兵车无盖”。车上张盖，增加阻力，影响车速，又妨碍交战。由此推言，商代有车伞盖的马车，似用为乘车即路车，而非兵车或戎车。
（六） 结语
中国最早时期车的地下出土文字材料，是河南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3600 年前的陶文“车”字，相当于夏代晚期，字形已显示为包括双轮毂、轴、軎、辕、衡等几大构件的独车，与晚后的商式马车形制基本一致。
所谓马车是在3200年前后自西亚两河流域经中亚传入中国的说法，其实并没有很坚实的证据。不仅车的型式和结构很难拟合，且中亚发现的车的时代在3500年以降，而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3700多年前的畜力车车辙和偃师商城出土的3500年前的青铜軎，时间均早得多。故此方面问题很复杂，谜团的解开，还有待更多的地下考古发现。
中国车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其始起可以追溯到夏代，与《左传·定公元年》说的“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在时代上相吻合。山东发现商式马车的地点在全国居多，甲骨文中唯一一次战获马车记录的地点在鲁西南一带，枣庄、薛城、滕州之间的前掌大遗址在古薛国范围，出土马车数量仅次于殷墟。凡此，对探讨史传“奚仲造车”及中国马车的由来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宋镇豪，江苏人，1949 年1 月生。1981 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
员、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先秦史研究室
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历史学科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
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论著有《夏商社会生活史》
《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中国饮食史（夏商卷）》《中国风俗通史（夏商卷）》
等，主编《甲骨文献集成》《百年甲骨学论著目》，合著《早期奴隶制社会
比较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甲骨学一百年》等。享受国
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