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器三笺
孙敬明
山东地区两周时期古国众多，而今枣庄一带当时方国部族分布尤为密集，知者主要有滕、薛、曾、邳、等五国。其中薛国的历史极为悠久，据《史记·陈杞世家》载：“滕、薛、驺，夏、殷、周之间封也。”在夏代早期，薛国之祖奚仲为夏王朝之车正，对中华早期交通文化贡献卓越。薛国从夏代开始一直绵延发展到战国时期，后为齐国所灭，延续时间约一千八九百年。但是有关薛国的历史文献记载极少，为开展深入研究有关问题带来诸多缺憾。然可庆幸者是，我国传统的金石学和新兴的考古学，正是这种传承一贯的学问，为我们对有关问题的探讨提供了科学依据。金石学著作中有关薛国的青铜器铭文主要有薛侯鼎、薛侯盘、匜等，新出土的则有薛侯壶、薛子仲安、走马薛仲赤等。由此可见，薛国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在山东系列古国中为数可算较少的，正因为数量少则显得更为重要。
为恭贺第二届全国奚仲文化学术研讨会之召开，特在此前研究之基础上，对旧所著录和新所出土的两周时期薛国三件套青铜器铭文酌予笺识，草成小文，俾便探研有关爵位、姓氏与职官制度。限于学力，容有未当；海内识者，教我幸焉。
一、薛侯盘、匜考
据《山东金文集成》称，薛侯盘（《三代》17.13.2）曾归刘喜海、端方收藏，后归于美国纽约中山商会。参照有关著录所附图绘，可见薛侯盘造型精美，花纹瑰丽，庄重而大气，反映了薛国当时青铜铸造业发达的水平。盘内底铸有铭文四行，凡二十字，重文二，曰：“薛侯作叔妊襄媵盘，其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薛侯（《三代》17.36.1）铭文与盘相同，仅一器名有异而已。饶有趣味的是，盘的铭文如习见的没有区别，均是纵行，读序为从右往左。铭文则正好与之相反，即纵行，读序为从左往右，这在当时青铜器铭文中还是比较少见的。这似是铸造盘、时，考虑到两器铭文呼应的艺术效果，有意设计的两相对读。盘、的铭文尽管内容相同，但是读序不同；并且，铭文的书体还大异其趣。通常凡是器物的身与盖、盘与对铭的，铭文篇章、书体均相一致，追求一种对偶统一的完美。而此盘的铭文布局比较工稳，行距均匀，每行字数亦相近。的铭文篇章布局，极为活跃，行距不均，字体参差，字体大者一个占两个的位置，如“寿”字，其比“薛侯”两字的位置还要大。每行字多者六个，而少者仅三个。凡此情形，在当时还是较为少见的。并且“寿”字的书体，在上部缀加“口”字，此乃是东周齐系文字的典型特征，其在薛侯上出现的时代较早，已具有率先创新的意义。
根据盘、的形制与铭文的书体及内容，可以推考两者的时代为西周晚期。薛侯鼎铭文曰：“薛侯戚作父乙鼎彝。史”（《集成》4.2377），《集成》笼统定其时代为“西周”，未分西周早中晚期。李朝远先生谓：“从字体上看，薛侯鼎铭的摹本，不见西周早期金文的波磔，最早也是西周中期以后的了。西周早期‘薛’器中的薛均未称侯，即使这件摹本没有问题，即使作为任姓小国的薛的确称过侯，也与前掌大的墓葬时代和性质无涉。”（《前掌大墓地中的“史”及其他》《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文献记载薛国为侯爵，由薛侯盘、以及薛侯鼎、薛侯行壶（《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详下）等证明，西周至春秋中期薛国的确是侯爵。
虽然文献所记，以及有关研究者认为周代是实行五等爵制，但结合青铜器铭文来看，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早年王国维先生即对此提出异议。诸如山东莒国，文献中称为“子”爵，两周青铜器铭文中，传世莒侯少子簋（《三代》8.34.1）称“莒侯”，沂水刘家店子大墓出土莒公簋与莒公戈（《文物》1984年第9期）同称“莒公”；莱国，文献中称“莱子”，黄县归城清代出土的西周早期的莱伯鼎（《三代》2.49.2）则称“莱伯”，1976年春日照崮河崖出土的西周晚期莱伯鬲（《考古》1984年第7期）的铭文仍然称“莱伯”；文献中称“纪子”或“纪侯”，但传世纪侯钟（《三代》1.2.1）、纪侯貉子簋（《三代》8.2.2）、纪侯姜萦簋（《三代》7.27.4）以及新出土的纪侯壶（《文物》1983 年12 期）等铭文则均称“纪侯”。再如楚国，西周甲骨文中称“楚子”，史生簋、禽簋同称“楚伯”，春秋战国时期蔡侯钟、中子化盘、《诅楚文》均称“楚王”；楚君自己作器，西周后期楚公钟、楚公戈均称“楚公”；春秋战国时期楚王室作器，如王孙诰钟称“楚王”，淅川下寺编钟称“天王”，楚简称“大王”“圣王”等（参见黄锡全《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楚器铭文中“楚子某”之称谓问题辨证》，文物出版社，2009年5月）。由此可见，对于薛国之爵位，文献所记与青铜器铭文是一致的，但是，这也是在相对的时间之内的。
文献记载薛国为任姓，而此薛侯盘、铭文对读，同是薛侯为其二女儿“叔妊襄”所作的婚嫁媵器。“叔”为此女的行次，“妊”则为其姓，“襄”则是其名。此铭文自报薛国妊姓，这在青铜器铭文中还是首例。所不同的是，文献作“任”，金文则做“妊”，两字同声相通，然当以金文为准，“妊”为本字，“任”为后起字，当以“妊”为正确。凡此“薛妊”，与其他青铜器铭文中的“齐姜”“鲁姬”“陈妫”与“莱子”相同，“妊”“姜”“姬”“妫”与“子”均为之姓。
山东古国众多，对其姓，文献中或有记载，但青铜器铭文中还有不少尚未得到实证，诸如莒、郯文献记载为嬴姓，或说莒国为曹或己姓，但是迄今尚未见到金文中莒与郯的姓之资料。尤其莒国，故学界对此仍有异词，尚无定，亦属遗憾。今由薛侯盘、铭文合证薛国为妊姓，也是值得学界高兴的事情。
二、薛子仲安
据《文物》1978 年第4 期载万树瀛先生等大文《山东滕县出土古薛铜器》称：“1973 年12 月，官桥公社狄庄大队社员在薛城遗址东城墙内取土时，发现铜4 件，形制皆相近，器与盖形状也相同。平口组合，略呈长方形，腹向下斜收，平底，四角有向外侈的矩形足，肩腹有对称兽首耳。其中3 件通高16.5、长29、宽24厘米，大小一样，铭文也完全相同。肩、腹、口沿及足部均饰窃曲纹，器身饰象鼻纹，顶、底饰云雷纹。铭文阴刻在器底内部，计三行十五字，其中重文一：薛子仲安作旅，其子子孙永宝用享。”后来《山东金文集成》收录此3 件，其中第一件为器、盖对铭，其余两件则仅器有铭。这样3 件器物有4 篇相同的铭文，由于铭文属于阴线刻，
比范铸的笔画明显要浅淡，所以“孙”下的重文符号不清楚，细审《山东金文集成》收录第一器之器上铭文，其“孙”下明显有重文符号，其与“子”的重文符号位置不同，不是在“孙”的右下方，而是在“孙”的左下方。由此推及其他几件铭文相同的，均应该是重文两个，通篇共16字铭文。
万先生等推考这几件的年代为春秋早期，从自身的形制以及花纹来看，其年代较早。但是再从各自所刻的铭文书体来看，其时代特征明显要。其中“安”“永”等尤为突出，“安”与春秋中晚期的所作器以及齐国刀币“安阳”之“安”字形体相近，“永”甚至与战国时期的陈侯午敦铭文有相似之处。再者与之同时出土、时代相近的走马薛仲赤，其铭文“马”“子”“保”则明显具有战国文字的一些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铭文的字体虽然具有某些时代较晚的因素，但是其铭文的辞例格式则具备春秋早期的特征，如“子子孙孙永宝用享”辞例，则为西周晚期与春秋早期较流行的格式。
因此我们考虑到字体属于阴线刻的特殊情形，其与铭范铸出的自然不能等量齐观，但是字体中一些明显期的因素又不可忽视，故将这三件的时代推考为春秋中晚期。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这三件属于春秋早期铸造的，行用到春秋晚期，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而又重新在上面摹刻文字。
从铜的铸造形制与铭文以及同时出土的走马薛仲赤的铭文等综合推考，我们初步认为这位“薛子仲安”之“子”，与青铜器铭文中的“曾子”“铸子”之“子”的意义是一致的，即此“子”为五等爵制中的“子”爵。如此看来，春秋中晚期薛国的爵位，由西周时期的“侯”而改变为“子”爵了。结合周时莒国的“公”“侯”互称的情景，这种所谓的“子”爵亦不一定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称谓。
薛国有铭文的青铜器数量较少，这三件用途自名为“旅”。据《考古学报》1991 年第4 期《薛国故城勘察和墓葬发掘报告》记载，1978年冬季发掘的3 号墓出土的一件铜提梁壶，腹部有铭文二行四字，曰：“薛侯行壶”。发掘者定这批墓葬的时代为春秋早中期。据这件壶的形制与铭文，尤其“薛侯”二字，其时代特征明显要，应该断为春秋中期，其与薛子仲安的年代相距不远，或者比的年代稍早。薛器铭文自称“旅”或“行壶”，似是其文化之特点。
关于金文中的“旅”字，自宋代以来就有诸种说法，据黄盛璋先生研究指出，“旅”之意义有如下诸种说法：一为旅众说，二为旅陈说，三为旅祭说，四为征旅说，五为宗旅说等。黄先生认为：“总起来说，旅彝的用途不限一种，用地不限一处，陈设不专一地。所以旅彝是可以移动、挪用之器，既可用于内，也可用于外，既可用于宗庙祭祀，也可携带用于行旅与征伐。它是应生产发展、铜器用途扩大和专用祭器分化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由于它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它的应用时代从殷代直到东周，应用的范围包括祭器和生活用器一二十种器类中，出现的数量也多至千百。至于它应用的下限，应在春秋、战国之际，并逐渐为行器，行X、征X 所代替。”（黄盛璋：《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释旅彝》齐鲁书社，1982 年6月）春秋金文常见在器名前加“行”字，一般认为是出行用器，但也有主张为随葬用器。薛国与楚国地域相近，楚国、申国之铭文大都称“饮”。而时代与薛器相近，并且同为妊姓的铸国所造器，如铸公铭文为“铸公作孟妊车母媵，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铸子铭文为“铸子叔黑颐肇作宝，其万年眉寿永宝用”。齐国陈逆称“宝”，陈曼称“永保用”。考古证明为“饮食之器”，铭文称“饮”则正合其性质，而“媵”则表其用途，“宝”则形容其器之重要。“旅”与“行壶”铭文的意义，主要是用于盘游、娱乐与祭祀和征伐，可见这相近时期无论称薛侯还是谓薛子，两者同样是注重游乐祭祀与征伐的。由此亦从旁证明，当时薛国的实力还比较强大。
三、走马薛仲赤
此器与上所揭列三件薛子仲安同时一起出土，据万先生等大文指出：“另一件通高16.3、长28、宽24 厘米。通体饰象鼻纹，足饰窃曲纹，顶、底素面。铭文阴刻在器底内部，计三行十七字，其中重文二：走马薛仲赤自作其，子子孙孙永保用享。”如上所说，此铭文篇章以及“马”“安”“子”“永”与“保”等书体，若与战国时期齐国相关铭文篇章、书体作比较，其间存有诸多相似之处。似是其时代较薛子仲安要，西周及春秋早期习见的辞例“永宝用享”，此处变作“永保用享”，变“宝”为“保”，一字之易，即显时代差异。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此句则演变为“永保用之”。所以，此的年代似乎又要比以上三件。
此器铭文至关重要，不仅为薛国增添了史料佳证，而且有关中国的职官制度。张亚初、刘雨先生合撰《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 年5 月）指出：“走马即文献上的趣马，在殷墟卜辞中已经出现过这个职官。殷代走马的材料仅此一见。西周铭文关于走马的材料共见六条。东周铭文中也有走马吴买鼎、走马薛仲赤、右走马嘉壶等材料。说明两周时期沿置走马之职。”根据张、刘两先生的研究，西周时期有的“走马”官职地位较低，负责日常养马事宜；有的“走马”之官职则较高，其服务于王室，在周王左右行走。地位低的“走马”，可与周王赏赐臣下的物品一同赐予臣子。他们还进一步指出：“趣马的地位有高低之分，这在其他铭文中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师兑簋两器铭文就讲了三种走马：左右走马、走马、五邑走马。这三种走马就有上下高低之别。⋯⋯
走马本身是有等级之分的，高者位近师氏，低者可以赠送。师兑簋的师兑主管全国的走马，即左走马右走马，及五邑走马等，所以师兑是走马之长，走马之长称为师，这正是位高之走马近于师氏的有力佐证。”
文献记载有走马之职，但是地位均较低。甲骨文中有走马，说明此职掌由来较早；西周铭文中有走马资料六条，证明走马不仅有与文献合证地位较低的，还有文献所未记载地位较高的，走
马之职可分左右；东周金文中有关走马的资料三条，证明此官职至迟在商代已经存在，经由西周一代，一直沿用到春秋时期。
结合薛国历史，以及参验东周时期其他两条走马金文资料，还有此与三件薛子仲安一同在薛国故城遗址内出土的情景，可以推考春秋晚期薛国的“走马”之职，其职位较高，属于金文中所载地位较高的一类。凡此“走马”应该服务于薛国王室，属于“薛子”身边较重要的职官。另外，西周金文中分左右走马，但是到春秋时期金文所见仅称“走马”，说明已经不似西周时期那
样而分称“左”“右”。并且西周礼乐职官制度纷繁，王室事物繁杂，其职官自然分职较细；东周时期诸侯当政，礼乐职官多所变易，往往趋于简省。由此推考，薛国此时之“走马”，王侯宫室仅此一职，并无左右之分设。
山东先秦古国众多，历来所发现相关的两周时期铜器铭文数量甚夥，但是，二十余国数千百年，“走马”之职，仅此一见。由此可见，诸国之中唯有薛国铭文得见“走马”官职；这说明薛国历史上的职官之制，由来完备。就此我们还可以作大胆的推测，薛国之祖，夏代为官车正，当时车马之事在夏王室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故车正之职掌尤为荣显和重要。其职掌不但分管车辆的制造与管理，而且还负责王室与车相关的事宜；古代车马连称，车与马关系密切，所以奚仲当时亦应是同时分管车与马的。“走马”之职亦应负责车马之事，薛国由于祖先为官车正，故对此职及相关职官尤为重视，所以直到春秋晚期仍然保留古代沿用已久的职官制度。
孙敬明，山东潍坊人。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山东大学兼职教授，烟台大学兼职教授，山东省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博系统高评委，潍坊市博物馆研究员。迄今已发表论文200 余篇，出版专著8 部，获得国家、省级社会科学成果奖40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