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看奚仲
孙 机
奚仲是我国的一位古圣先贤，虽然到了今天他的知名度不是很高，历史读物中很少提到他，可是在古代，至少到汉朝，奚仲还是一位大名人。《论衡·谢短》说，若问“造车舆何工？”必将应曰：“奚仲作车。”所谓“必将应曰”，意思就是说一般人都会这么说。可见奚仲造车当时家喻户晓。现在枣庄市薛城区成立中国奚仲文化研究会，是有根据的。因为在《左传·定公元年》中明确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这是薛国主管行政的官员与宋人争执时当众说的，可信度较高。但此事发生在公元前509 年，那么根据《世本》宋衷注，奚仲是夏禹时的人。谯周《古史考》也说奚仲是禹时的人。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算，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这是指夏后启继位以后的年份，禹还要早。那么，《左传》中所记薛宰说那段话的时候，距离夏禹至少应有1500年。在漫长的1500年中，没有文字材料，只凭口头相传，是不是会走样，这很难说。《淮南子·齐俗训》说：“尧之治天下也⋯⋯奚仲为工。”又把奚仲定为尧时的人，这和定他为夏禹时人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但是不论奚仲是尧时人或禹时人，先秦文献中都说他是车的制造者，《墨子·非儒》《荀子·解蔽》《世本》《吕氏春秋·君守》等都是这么说的。到了汉代，在《新语·道基》《淮南子·修务训》《论衡·对作》里也都说奚仲造车。这么多的先秦的和汉代的人都众口一词地认为奚仲造车，所以奚仲造车这件事是可信的。不过对此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山海经》里就说：“奚仲生吉光，吉光始以木为车。”从而使奚仲造车这件事变得有些模糊。当然，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车的创制需要经过人们若干世代的探索和实践才能够造出来，不可能由一个人独立完成。但奚仲应该是在创造车的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集大成的人物。《左传》说奚仲是“车正”，杜预注：“为夏掌车服大夫。”似乎是一位官员，或一位管理者。但是在《管子·形势解》里说：“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可见奚仲造的车质量很好，这也说明奚仲是直接参与了造车的工作的，所以《论衡》就直接称奚仲为工。有这么多先秦和汉代文献的支持，可见奚仲造车之说是不容轻易动摇的。在我国的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当中，就给出了一个总结性的断语：“车，夏后时奚仲所造。”
那么，这有没有考古学方面的证据呢？ 1994 年在河南郾师二里头遗址十二区北部就发现了一段二里头时期的车辙印，轨距约1.2米，和李学勤先生提到的1996 年在郾师商城发现的早商车辙是相近的，两者之间是有传承关系的。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代的文化。说夏代有车，在古文献中也有踪迹可寻。《尚书·甘誓》是夏后启跟有扈氏在甘地作战时的誓师词，其中说：“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历来的研究者都认为左、右、御指车正（主射）、车右（主击刺）和御者，从而证明夏启时已经有容三个战士的战车。虽然《尚书》里有些有问题的篇章，但《甘誓》在《墨子·明鬼下》《吕氏春秋·先己》等先秦著作中都提起过，是可信的古代文献，可以作为依据。不过我们中国的车比西亚两河流域的车出现的时间约晚了一千年，他们比我们早。我们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但是我们国家的古车和西方的古车完全是两个系统。把牲口拴到车上让它拉车的方式叫系驾法。印度古车是将辕端绑在牛犄角上来拉的。两河流域的古车则是绑在牲口脖子上来拉的，牲口脖子的结构跟人差不多，都是颈椎在后面，气管在前面，所以那些牲口拉车时，首当其冲的是气管，跑得越快越喘不上气来；直到后来，希腊、罗马的车都是把驾车的牲口的脖子用做着力点。所以西方虽然有战车，但是没有车战。我们中国古代的车战是在车和车之间交错的时候，互相用戈斫伐。西方
的战车只是个交通工具，只用于奔袭或追击；接敌后，武士便跳下车来，用短兵器步战。他们不是在车上打，因为他们的车不能胜任车战的要求。
始皇陵出的铜车，它把车上的很多细部都用铜惟妙惟肖地做出来了。在这辆铜车上，服马（在驾四匹马的车上，当中靠近独的两匹马叫服马）通过系在两轭内侧的上的两条绳来拉车。两条绳的后端系在舆前的环上，再用一条粗绳将此环与车轴相连接。由于中国古车的轮径较大，平均约1.33 米，所以自轭至轴的连线接近水平状态。通过绳，马的力量能够集中使用，减少了对拉车前进不起作用的分力。轭叉在马脖子上，不影响马的呼吸。由于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轭和，故称轭式系驾法。虽然铜车上的两轭脚之间有一条称作颈靼的带子，但它并不起西方古车上的颈带的作用。因为从轭軥处向后拉，马的承力点落在肩胛两侧的接轭之处。颈靼无须系得很紧，它只起防止服马脱轭的作用。并由于轭承力较大，所以铜车在轭下铸出一层代表较软之物的轭垫。而西方古车之轮径一般不超过90 厘米，无法在车轴与马的受力部位之间用一条平行于地面的索具相连接，故西方古车上根本没有，力的传导只能靠颈带和向上昂起的轴来承担。因此，西方古车长期难以突破采用颈带式系驾法驾车的窠臼。在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始皇陵铜车只能代表秦代的车制，怎能用它来说明更久远的上古时的情况呢？那么请看商代之“车”的象形字。这些字所表现出来的车虽有俯视和侧视之别，但都有两条斜线从轭连到舆前，它们就是两。并且如同上面说的，为了防止马体被磨伤，轭下有轭垫。轭垫不仅在始皇陵铜车上有，在河南浚县辛村1号西周墓和北京玻璃河202号西周墓出土的车器上都能看到它的遗迹。这说明商周车和秦车的制度一脉相承。而《甘誓》又告诉我们，夏代已经有由三名武士驾驭的战车。所以有理由相信，夏、商、周的车制是前后相连续的。在当时的世界上，这是最先进的系驾方式。而担任夏代车正的奚仲，在这项意义重大的发明中，应该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孙机,1929 年生，山东青岛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获中国美术家协会授予的“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奖。著有《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古舆服论丛》《中国圣火》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