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热潮中，各地都在古籍、考古等方面挖掘古代文化遗产。以远古来说，著名的创造发明就有很多。如伏羲作八卦，讲哲理；神农尝百草，创医药；黄帝造宫室，便居住；嫘祖养蚕缫丝，制衣服；仓颉造字，记文明；伶伦作乐，倡艺术；仪狄造酒，美生活；奚仲造车，利用行；挥（或倕）作弓矢，便狩猎。这些创造发明，都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发展了生产，推动了社会前进。
    山东枣庄市薛城区，系古薛国所在地，此处为古时奚仲故邑，许多地方志中均记“奚仲造车”。当地史学工作者找到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如《左传》《荀子》《管子》《世本》《玉篇》《说文解字》《元和郡县志》《纲鉴易知录》等。这些历史记载，都证明奚仲造车的史实可以成立，奚仲的故居就在薛城。但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应把上述记载分两类对待。
    第一类，记述前人说法的。如：《说文解字》书中，在训诂到“车部”时记：“车轮之总名。夏后时奚仲所造。奚仲之前世虽有车，然制作粗而不牢，笨重费力。”《玉篇》之“车部”亦记：“夏时奚仲造车，谓车工也。”《元和郡县志》记：“奚公山在（滕）县东南六十六里，奚仲初造车于此。”《纲鉴易知录》记：“黄帝造车，奚仲加马。”上述几例皆汉朝以后的著作。《说文解字》为东汉人许慎所著解字之书，在解释“车”字时，说起奚仲造车事。《玉篇》为南北朝时梁人顾野王所著，系仿《说文》之书，仍从解字的角度说奚仲造车事。《元知郡县志》为唐人李吉甫撰，在论述地方史时，记起了奚仲造车之事。《纲鉴易知录》为明清时人吴乘权所著，亦记下前人的结论。上述著作均依前人而言。至于《历史大辞典》《人名大辞典》等，更系今人为方便读者编写的工具书。上述诸书中记载的作用是说明奚仲造车并非孤证，但却不能作为最原始的资料。为此还需继续向前挖掘。
    第二类，可以确信的古籍资料。其代表应为《左传》《荀子》《世本》《管子》。《左传》系春秋三传之一，为春秋时左丘明依孔子的《春秋》所作。不但《史记》《汉书》等史学权威著作对其肯定，书中所记内容与后世考古发掘资料多相吻合，故学界一般认为《左传》为先秦古籍
中最可靠的资料之一。在《左传·定公元年》“正月庚寅”中记薛宰与仲箴二人交谈时，薛宰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注：“皇，大也，奚仲为夏禹掌车服大夫。”接着他又说：“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注：“仲虺，奚仲之后。”这段谈话，说明三个史实。一、薛为奚仲故里，其后人薛宰说的很清楚。二、奚仲是夏禹时掌管车的“车正”，是他造车、用车、改造了旧式的车。三、辅佐商汤和伊尹齐名的仲虺，是奚仲的后人，仍居薛地。人们承认《左传》为信史，《左传》记载的内容是可靠资料，奚仲为夏之车正的历史便定而不可疑了。《荀子》二十卷，战国时荀况著。此书为汉代目录学家刘向肯定和推崇。古人说此书“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论著多谓荀况之学源出孔门，是在战国时期与孟子齐名的儒家传人，又是法家的代表。学界多认定此书记录当时荀子的思想，非后人伪作，因而此书可靠性较强。在《荀子·解蔽》中记：“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
羿精于射；奚仲作车，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至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这段话是说一个人喜爱那一方面，不一定专精于那一方面。比方喜好文字的人很多，可是唯独仓颉能流传后世，因为仓颉专一于文字。喜好种庄稼的人很多，可是唯独后稷能流传后世，因为后稷专一于庄稼……又比方倕创造了弓，浮游创造了箭，但他们并不是射箭的高手，射箭的高手却是羿。又比方奚仲创制了车，乘杜创制了四匹马的驾车法，但他们并不是驾车的高手，驾车的高手却是造父。所以说从古到今，喜爱那一件事，甚至创造了一样东西，却不一定是使用这项东西的高手。
    在这一段文字中，荀子说创一件事物是一回事，把这件事物运用好，又是另一回事。在列举到几位古人时，把奚仲同列。谁都知道，远古历史上的后稷教民稼穑，大舜最讲道义，仓颉造字，夔作乐，多年来已被人们公认，此处将奚仲与他们并列，可知在造车一事上，荀子对奚仲予以肯定。而这一肯定，又依据更古的资料而来。《管子》一书，二十四卷，旧本题春秋初年管仲撰。但书中也有的地方写到管仲之后的事，有人便认为是后人（有的说房玄龄，有的说尹知章）依据管子的思想和事迹整理而成。学界多认为此书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以管子为代表的早期法家思想，其学术价值很高。

    二十年前，在古齐国国都（今淄博市）就已掀起管子研究的高潮，出版学术刊物《管子研究》至今。在《管子·形势解》中记：“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明主犹奚仲也，言辞动作皆中术数，故众理相当，上下相亲。巧者奚仲之所以为器也，主之所以为治也， 斲削者，斤刀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管子在这里以奚仲造车为例，议论国君治国之术。正如其上一段所说“造父善驭马者也，善视其马，节其饮食，度量马力，审其足走，故能取远道而马不罢”，明主也要“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在《管子》这段话里，不但肯定了奚仲造车，还以奚仲造车为例，告诫君王应一切循礼，善待下属，极言治国之巧。《世本》这部书，早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有记载，西汉时目录学家刘向说：“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所记，录黄帝以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史通·古今正史》记：“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于秦末，故曰世本。”可知此书至少为秦朝末年人辑录，其本则为古史，应该可信。《世本·作》记“奚仲作车”之说，决非作者杜撰，系就古时的根据而言。

    以上四部可靠的古籍，均从不同角度记下“奚仲造车”一事。依此而论，奚仲造车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其史料确凿可信。

    二、“奚仲造车”的重大意义

    古人出行与载物使用的工具，最早应是木棍。木棍是人类在大自然中抵御野兽、自卫的武器，是猎取禽兽以维持生活的工具，也是将猎取到的动植物敲击、粉碎的工具。人们逐渐把它用到交通上，显然是一大进步。古时运载物品，一般是手提、肩扛、背肩或头顶。后来“会制造工具的人类”逐渐使用了木棍、绳索来帮忙。木棍有两种用途：一是用手拄着当拐杖，帮助人体支撑后，身体能承载更重的物品；一是扛起木棍当工具，上面挂上物品，扛到肩上，或将物品穿到木棍上，提到手上。后来又逐渐配合绳索，将物品系在一起、穿到一起，或编成简单的网兜，放到兜内，或用绳系上物品放到地上，以手拉着前行。后来逐渐由木棍发展成木头枝杈，两杈之间拴上横木，在其上载物。在北方隆冬时节冰天雪地时，则有滑雪板、雪撬等，把物品放到木架上拖着前进，显然比肩扛、背负轻便的多。正如弓箭的发明意味着延长人的手臂一样，车的发明意味着人的腿加长，足跑得快，力量增强。运载同样的物体，放到车子上，可以是一个人手提、肩扛、背肩重量的几倍、几十倍，这样便使人们对于自然界增加了许多主动权。交通运输是人与人、人与物相互沟通的一件大事，人的重要特点就是其社会性。社会性表现为人与人的联系、合作，而联系、合作的方式主要是交往、交通。有了车子，人与人的交往、人的出行、各种物品的运输自然就频繁、方便很多，应该说，车的发明增强了人的社会性。
    在人类社会早期发展中，有三次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大分工。第一次是农业和畜牧业（狩猎）的分工。人们开始从事农业，重视农业，生活比较稳定了。第二次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人们通过手工业，生产出各种工具、用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第三次是商业的出现。在人们进行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过程中，需要沟通、联系。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和手工业者生产出的东西都需要卖出，他们也需要买进一些商品。在两者互不连属或连属不及时、不经常的情况下，商人作为桥梁，对他们予以沟通，对各方都有利。而在商业活动进行中，在各种商品的交换中，有了车，显然方便得多。也就是说车的发明，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在人类社会的分工和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车的发明，便利了古代的交通，史书上对此不乏记载。例如《尚书·武城》记：“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牧牛于桃林之野。”此处“华山”“桃林”应是当年从关中平原渡渭水东行，出函谷关，抵达黄淮平原的必经之地。这是古代一条东西大道。《国语·周语》中记：“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陈，以聘于楚。”又记下由此向东的一条南北大道。《诗·大雅·大东》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是说周时的道路像砥石那样平整，像箭那样直。从春秋到战国，西至秦，南至楚，西南到巴蜀，东到齐，东南到吴越，北到燕国，都有大道可通。这些大道的修筑，主要是车在上面行走。因此，我们可以说，西周、东周（春秋、战国）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道路上行走的车。孔子当年周游列国乘的是车子，膑足军事家孙膑指挥打仗是坐在车上，那时各国之中婚丧嫁娶也多用车，至于日后秦代修的由九原到云阳的“直道”、蜀地修的“栈道”等各种道路的修筑与发展，无不意味着车的广泛运用。因此，不能不说车的发明，对于促进经济发展、人类社会进步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奚仲造车”的历史条件

    “奚仲造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一项创造发明，它和其他创造发明不一样处或说高出一筹的是：结构复杂，难度较大，涉及面广，涵盖各种工艺。正如《管子》中所说：“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奚仲之巧非斲削也。”这段话是说奚仲造车这一工艺和一般工匠只会拿着斧头砍削木头不一样，是一种技艺高超的行为。从理论上来说，它涉及力学中杠杆的原理、圆的理论等；从实践上说，它涉及的行业包括木工、金属工、皮革工、漆工、纺织工等；从用途上来说，又分人乘的车、载物的车和战车等等。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过：“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辂为车的代称，可知孔子那时认为商代的车已经很完备很标准。殷商的车制，可为后世的法则了。
    以人乘的车来说，车上有好多部件。如车轮（轮中有车轴，有车辐，许多辐凑到一起称毂，车轮外匡名辋，轮中的小穿叫轵，车轮头上的金属有輨、軎、辖）、车辕（车前拉车的大木叫辕，有人拉的辕和套上牛、马拉的辕。上系车铃，车辕前的横木叫辂）、车箱（车上人乘坐或放置物品的车厢叫輫，四周之匡名轸。上面的扶手叫轼，或高者称轩，低者称轾，车箱上面的蓬名輋，车箱上面的垂帘叫辎）等等。
    《论语·为政》中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简直没法办！就好像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一样。“輗”和“軏”显然是车上的两个重要部件。古人解释大车鬲以驾牛，小车衡以驾马，其关键则为輗軏。车辕之所以拉动车，一定要施加以輗軏才能前行。
    輗軏应为联系辕与车体的关键。一辆车，如果无輗或軏在关键处联络，便走动不起来。此句寓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如车上没有輗軏一样，车走不动，人在社会上也到处行不通。《纲鉴易知录》记：“黄帝造车，奚仲加马。”此文之出，并不影响奚仲的功劳。《易·系辞》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弓矢之利，以威天下。”
    还有黄帝造宫室、造衣服、造舟车等记载。因为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所以很多发明创造都集中到他一人身上。一种发明创造要经过好长时间，还有一个完备的过程。即使是“奚仲加马”，也是对车的一种改进。古时牛拉的车称“大车”；马拉的车称“小车”，因其行驶轻快，又称“轻车”。古代作战亦用马车。马车又分为帝、后、贵族乘坐的“轩车”，一般小贵族乘坐的“轺车”，平民百姓坐的“役车”，多用于运载辎重的“辎车”，还有乘坐舒适的“安车”，专为丧事用的“丧车”等等。各种车的名目繁多，正意味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亦不能不记奚仲之功。

    造车是一项复杂的技术，它与我国古代其他科技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车的制造始于计算。我国古代早有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的发端。石器时代的工具，用具已有圆形、椭圆形、方形、菱形、弧形、三角形各种形状，当时对几何图形的认识已达到一定的水平。春秋战国时期，早已有了十进位制，流行《九九歌》，《史记·夏本纪》记，大禹治水时“左规矩，右准绳”，以秦汉时期总结前人数学成果出现的《九章算术》等，都为车的制造打下了理论基础。力学原理是造车的基础。在新石器时代的各种工具如石斧、石铲、石锛、石凿等，都磨制的背厚刃薄，符合越尖越有力的力学原理。
    仰韶文化之西安半坡村发现的提水壶，空壶放到水上会倾倒，装满水后能保持平衡，说明古人已在实践中摸索到利用重心与定倾重心的相对位置与浮体稳定性的关系。（这种壶后来改造为“欹器”，引出来孔子“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的议论）至于对浮力的认识，从人们泅水和制造舟楫等水运工具即可证明。《墨经》中提出“力重相当”的观念，认为用多大力能举多大物，力量作用到物体上能产生相应的反作用力等。《荀子》中提到“檃括”，即木头经过烘烤后可以改变形状，《庄子》中记孔子弟子子贡在楚地向一抱甕老人讲“桔槔”，即把杠杆原理用到生产工具上。这些物理学方面的理论，都应是造车的理论基础。
    车上很多饰件由钢、铁等金属制成，中国冶金技术的发明、发展与使用，也给造车技术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据考古资料，距今4000 多年前的齐家文化，马厂文化、龙山文化中，均陆续发现红铜器。红铜即纯铜，质地松软，可以直接打造器物。陕西姜寨发现的铜片，已是含锌较高的黄铜，甘肃东乡林家发现的铜刀、镜已是含锡的青铜。这些都说明至晚在三四千年前我国先民已掌握了冶炼技术，这与“禹铸九鼎”的记载相合。重875 公斤、高1.33 米的商代“司母戊”大方鼎，需二三百人一起协作，才能浇铸成功，体现出商代较高程度的冶炼水平。当时人们在铜器的制作中，制作出一些车饰铜瓦，便很自然了。夏、商、周时制革与丝织技术的发展，也为造车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总之，造车是一水平高的综合技术，是在当时我国一些自然科学理论与一定的制造业发达的基础上出现的。古薛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重要代表“北辛文化”的发祥地，人们在这里发现过7345年前的粟种。这里的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是古代居民居住、生活的良好处所。这为“奚仲造车”提供了最主要的物质基础。
    古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古代奚仲造了车，虽为木质，却是很好的开端。此后发展为各式各样的马车、牛车、人力车、汽车、火车。人们用创造性的思维、灵巧的手造福于人类。当今天人们享受到现实社会的物质文明时，不能不想起古代历史上第一造车人——奚仲。

骆承烈，1935 年生，山东省济宁市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教授，兼任孔子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洛阳大学特邀研究员、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等职。1992 年被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授予“国际文化名人”称号，1997 年因“收集孔子像最多”获世界吉尼斯纪录。骆承烈教授研究孔子50 余年，已出版《孔子研究》等著作21 部，主编《儒家思想与社会管理》等著作25 部。他是长度为600 分钟的电视片《文化巨人——孔子》的总撰稿人，他积极宣讲孔学，足迹遍及国内各地及东南亚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