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仲造车事迹及其价值解读
王京传
一、奚仲造车事迹
奚仲造车事迹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左传·定公元年（公元前509 年）》。薛宰在追忆自己的祖先时说：“薛之先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战国秦汉文献中关于奚仲造车的记载较为多见，主要有：
《墨子·非儒》:“古者羿作弓， 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
《荀子·解蔽》：“奚仲作车，乘杜作乘马。”
《世本·作》：“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奚仲作车。”
《管子·形势解》：“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
《尸子》：“造车者，奚仲也。”
《吕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昆吾作陶，夏鲧作城。”
《淮南子·修务训》：“奚仲为车。”
《新语·道基》：“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
《古史考》：“禹时奚仲驾马，仲又造车，更广其制度也。”
《论衡·对作》：“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
《论衡·谢短》：“仓颉何感而作书？奚仲何起而作车？”
《论衡. 感类》：“奚仲感蜚蓬，而仓颉起鸟迹也。”
《玉篇·车部》： “车，夏时奚仲造车，谓车工也。”
《后汉书·舆服志》：“⋯⋯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尊卑上下，各有等级。”
《后汉书·蔡邕列传》：“昔伯翳综声于鸟语⋯⋯奚仲供德于衡⋯⋯”
正是基于这些文献记载，后人将奚仲称为“造车鼻祖”。但在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第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奚仲始作车”，也就是说他是不是车的发明者，此争论古代已有。南朝梁刘昭认为：“服牛乘马，以利天下，其所起远矣，岂奚仲为始？”《宋书·志第八·礼五》也提出“庖羲画《八卦》而为大舆，服牛乘马，以利天下。奚仲乃夏之车正，安得始造乎？”
关于此，古代学者已有较为合理的解释。谯周在《古史考》中说“黄帝作车，少昊驾牛，禹时奚仲驾马，仲又造车，更广其制度也”，提出奚仲始做马车并制订车制。唐杨在注《荀子·解蔽》“奚仲作车乘”时谓：“奚仲，夏禹时车正。黄帝时已有车服，故谓之轩辕。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说明奚仲所做的工作是对车进行改进。照此，我们可以认为奚仲并非车之初造者，他对古代车发展的贡献应该是在车马结合、形态改进和车制创立方面。这与《后汉书·舆服志》“⋯⋯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尊卑上下，各有等级”之记载也正相吻合。
近年王仲孚先生以古文献为基础，根据王国维对甲骨文及古籍的考证，认为车的发明在先，与畜力结合的时代在后，正符合文明演化的通则。
第二个问题是，奚仲造车的时代问题。大多数文献记载都认为奚仲是禹夏之人，曾经作过“夏车正”。但亦有黄帝时代和帝尧时代之不同说法。郑玄《六艺论》说“黄帝佐官有七人⋯⋯奚仲造车⋯⋯”，《文子·自然》则载“昔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奚仲为工师”，《淮南子·齐俗训》亦有与《文子·自然》基本相同的记载。
这个问题应该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分析。目前，我国关于马车的最早考古资料是河南偃师商城的双轮车辙，时代为商代早期。马车最早发现于安阳殷墟、西安老牛坡和滕州前掌大遗址的墓葬，其车马坑内均殉葬有完整的马车和马，时代为商代晚期。这与黄帝和帝尧的时代相去甚远。郭沫若先生《卜辞通纂》中对甲骨文「车」字形态所表现出的殷车构造的复杂性，指出殷代的先公先王在时间上与传说中奚仲的时代甚为接近。当时车的制作，大约承袭了悠久的传统，已开始使用畜力，摆脱了原始的形态。可见奚仲造车当为禹夏之事。这与《史记·夏本纪》载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也相印证，为大禹造车之人应该就是奚仲。
二、奚仲造车事迹的文化价值
奚仲造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车的出现使“引重致远”成为可能，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远程交通条件，从而加快了人们征服自然的步伐。商代马车被大规模地应用到战争中，更是大大提高了战争的机动性，从而加速了国家统一的步伐。《论衡·对作》说“奚仲之车，世以自载”，可见奚仲所造之车很快得到普及。此后，车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十分显著，车载着周天子西游，车载着孔夫子周游全国，车载着中国文化走向西方，车将西方工业文明带回中国。
奚仲造车是中国车文化的起点，奚仲是中国古代车文化的始祖。古人十分推崇奚仲造车的历史功绩。《后汉书·蔡邕列传》 说“昔伯翳综声于鸟语⋯⋯奚仲供德于衡， 氏兴政于巧工，造父登御于骅骝⋯⋯仆不能参迹于若人，故抱璞而优游”，高度评价奚仲造车并自认不如。今天我们生活在汽车的时代里，虽然奚仲所造之车早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我们更应该尊崇奚仲，要重视奚仲造车的文化价值。奚仲造车事迹在国外亦有深远影响，德国奔驰集团视奚仲为世界车文化的始祖加以崇拜，并在其汽车展览馆里设立奚仲塑像。
奚仲造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十分广泛，文献明确记载的有天文学、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玉文化等方面。
天文学——奚仲四星。
《星经·奚仲》曰：“奚仲四星在天津北，帝王东宫之官也。”
《隋书·天文志上》：“天津北四星如衡状，曰奚仲，古车正也。”
《续古文苑·李播 天文大象赋 》：“天津横汉以光，
奚仲临津而泛影。”
佛教——奚仲造车禅宗公案。指潭州大沩月庵善果禅师以奚仲造车之故事提撕学人。宋《禅宗无门关》第八则：月庵和尚问僧：“奚仲造车一百辐，拈却两头，去却轴，明甚么边事？”即谓奚仲曾造车一百辐，然而一一分离之，却问该当如何？譬若行人只注重形式上之礼拜、苦行，而不能从心上下功夫，至临命终时，四大分离，修行之功德亦亡灭，犹如拈却两头，分离其轴，则亦无车之作用。
道教——道遣奚仲作车。东汉末年张道陵《老子想尔注》说，“古未有车时，退然，道遣奚仲作之。愚者得车，贪利而已，不念行道，不觉道神。贤者见之，乃知道恩，默而自厉，重守道真也”。玉文化——《淮南子·泰族训》在解释天地之精成玉时说，“天地所包，阴阳所呕，雨露所濡，化生万物，瑶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润泽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鲁般不能造，此之谓大巧”。 此段文字清代毕沅认为应是《墨子》佚文。
此外，奚仲造车事迹在墓葬文化中也有体现。吉林集安高句丽四神墓壁画中就有神化的奚仲造车事迹。该墓第三幅壁画为一位短发羽衣手持铁锤在敲击一个圆而大的车轮。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此神人就是造车先祖奚仲，该场景就是奚仲造车场面。
三、奚仲造车事迹的精神价值
奚仲造车是中国古人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体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而奚仲造车正是中国古人创新精神的体现，墨子对此有精辟论述。墨子十分反对儒者的复古主义，认为创造要比述而不作有益得多，并提出只有创新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道。因此他在《非儒》篇中针对儒者“君子循而不作”，应曰：“古者羿作弓， 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王充在《论衡·对作》中评价“奚仲作车”是“造端更为，前始未有”。
的确如此，奚仲造车是对车辆形制、动力的一次大变革。而且作为夏的车正，奚仲创造了中国早期的车辆制度，即“制车定律”。正如《后汉书·舆服志》所载“⋯⋯建其，尊卑上下，各有等级”，也就是《古史考》所谓“广其制度”也。前面所提到的“奚仲造车”禅宗公案，其所蕴涵之义就是创新。因为奚仲的做法实质上是为了让自己忘记车在脑海中的形象，使自己从固定常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能够不断有所创新。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精神是科技发展的内在动力。奚仲造车不仅反映出了中国古人积极向上的创新精神，还体现出了其严谨的科学精神。在古代，造车是复杂的工程，它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正如《考工记》所说，“一器而百工聚焉者，车为多”。因此，造车需要科学设计、周密计算，奚仲造车正是做到了这些。《管子·形势解》高度评价说，“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可见奚仲所造之车结构合理，
使用方便，坚固耐用。《韩非子·用人》说：“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淮南子·修务训》云：“无规矩，虽奚仲不能以定方圆；无准绳，虽鲁般不能以定曲直。”所以奚仲造车的成功之处就是 “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的严谨科学精神。这也与《史记·夏本纪》说“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之载所反映的当时的科学水平相互印证。
四、奚仲造车事迹的旅游资源价值
无论古代还是今天，奚仲造车事迹流传广泛，奚仲是社会公认的造车鼻祖。奚仲是薛国的先祖。据《滕县志》记载，奚仲“当夏禹之时封于薛，为禹掌车服大夫”。《水经注·泗水》说，“又西迳薛县故城北，《地理志》曰：夏车正奚仲之国也。”属于古滕县的枣庄市薛城区现存有奚公山、奚仲造车处、奚邑、奚仲墓、车服祠（奚公庙）等有关遗迹。唐《元和郡县志》卷九载“奚公山在县东南六十六里，奚仲初造车于此”，《徐州志》还记载说“奚仲造车处，山上有轨辙见存”。奚公山现仍存，位于薛城区陶庄镇，山东侧的山谷中依稀可见车辙痕迹，山上有奚仲墓、车服祠旧基，可见文献所载真实。奚邑，位于今奚村和后奚村之间，其西南有奚仲驯马场、
奚仲井等。这些丰富的物质遗存加之众多奚仲造车的记载、传说就构成了内涵深厚、体量庞大的文化旅游资源，我们可以称之为奚仲文化旅游资源。
奚仲文化旅游资源是以奚仲及其造车事迹为核心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集合体，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从构成来看，它可以分解为下面几个部分：
1. 奚仲造车事迹的记载和传说；
2. 奚仲及其造车相关遗迹（奚公山、奚邑、奚仲墓、车服祠等）；
3. 奚仲封国及其文化遗迹（北辛文化、薛国故城、邳国遗迹、前掌大商代墓葬等）；
4. 奚仲后人事迹的记载和传说（仲虺等）；
5. 中国古代车文化；
6. 奚仲故里民俗文化。
目前，我国旅游业正处于升级转型时期，文化旅游需求正在扩张。加之汽车产业飞速发展带来的汽车文化大发展，奚仲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市场吸引力和开发潜力。2008 年山东省文化建设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不断增强山东文化竞争力，把发展潜力变成产业优势，把文化产业培植成支柱产业。大力挖掘奚仲文化，积极开发奚仲文化旅游资源具有难得的历史机遇。当前奚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首要工作有两项：一是设计形象、塑造品牌；二是加强区域合作，文化联合。从资源的核心来看，薛城旅游形象可以设计为“奚仲故里·中国薛城”或“车圣故里·中国薛城”，打造中国车文化。最近，薛城区政府提出了“世界造车鼻祖——奚
仲故里”的宣传口号，定位比较准确。旅游形象除宣传语外，还需要图像、雕塑等具体的标志。目前薛城应该抓紧向社会征集奚仲造车的相关设计方案。区域合作、文化联合是奚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捷径。首先，我们应该将奚仲文化与薛国文化、墨子文化、孔孟文化联合，抓住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的契机来借势发展。其次，奚仲文化要与当代汽车文化联合，共同打造世界车文化。
当今世界，文化不仅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而且是国家发展的支撑力量。因为文化也是生产力，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和绿色产业。因此，大力弘扬奚仲文化、发展奚仲文化旅游等产业将会大大增强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创新意识，并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从而迅速实现将文化生产力转化生产成果。
王京传，1977 年2 月生，山东省安丘市人。1999 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2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现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管理专业主任。2002 年以来，在各级报刊发表学术论文30 多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山东省软科学基金项目两项，主持曲阜师范大学校级项目两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