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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仲文化研究》系列文章之二十:奚仲造车开创中国车文化的发展

8/11/2014 10:54:05 AM | 4276932次阅读 | 来源:中华薛氏网

奚仲造车开创中国车文化的发展
程国华

 

    一、奚仲造车的考证

    

    根据辞海注释:“车,陆地上用轮子转动的交通工具。”《世界通史》写道:早在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就知道利用圆木搬运石头等重物,以后人们又从圆木的滚动中得到启迪,将把大树锯成圆片来做成车轮,然后将木橇安装在两个圆木片中间,便制造出两轮车。
    有籍可查的佐证,是在古巴比伦的遗址废墟发掘出了约4000多年前的木制圆毂、辐、辋、轴俱全的车轮。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黄帝时代,就有人力和马拉的车辆,并有一种大辋大轴雏形运送战士的战车出现。
    据《左传》记载,在公元前2250年夏朝初大禹时代,奚仲制造出世界第一辆车,设有车架、车轴、车箱,为保持平衡,采用左、右两个轮子。墨子在《非儒》篇中也提到“古者羿作弓, 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可见奚仲作车信而可靠。后来有不少文献说:“黄帝造车,任重致远”,似属传说,没有《左传》和《墨子》的记载可靠。古典力学专家刘仙洲确认,“马车是始于尧和舜之间的时代”。若相信起于奚仲,古代交通工具便是在这个时代进一步发展为驯马拉车,从此推动社会发展。

 

    二、历代车文化的演变发展

    

    殷商时代,车已演变为不同阶级与阶层地位的象征,成为奴隶主、贵族死亡的殉葬品。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安阳就发掘出3000多年前的殷代车马坑,从甲骨文中可以证实,那时的车是象形文字。

    周朝时,马车是地位和贫富的象征更加明确,并以马匹数来标志官爵大小,使车成为权力象征。“骈”是两马并行,“骖”是三马,“驷”是四马,车的关键部位使用青铜件,有的采用金属车轴,轴承开始用油脂润滑。《周礼》说“漆车藩蔽”,说那时已开始用油漆来装饰美观和兼作防腐。周期末年马车从单辕演变为双辕车,这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是中国车辆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诗经》里的《伐檀》篇有“伐幅”“伐轮”,皆指用来做车的材料,车轮是直木,车子有彀纲,可见当时车辆已分工和批量创造,“万乘之国”就是说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以此形容其军事实力的强大。
    西汉开始就盛行双辕车,使用单马拉车,从而进入单马拉轻车时代,这是中国古代车史的重要记载。汉代的车主要有三大类,小车是指马车,大车是指牛车和手推车,其中马车中有斧车、轺车、轩车、镏车、栈车等不同种类。皇帝坐的车为玉车,皇太子和诸侯王坐的车为王青盖车。当时军用车采用四轮大车,量可载50石,最多的每车用骡马12匹或8匹。汉代时四川民间出现了“鸡公车”,也称“独轮车”,用硬木制造,长4尺,车架安设在独轮两侧,由一个掌扶二车把的人来推行,有时也可前拉后推,载人载物,车子虽小巧,载重量可达一二百公斤,“鸡公车”因是独轮落地,所以无论是平原或是山地小道、田间皆可畅行无阻,是一种胜过人力担挑和畜力驮载的既经济又实用的交通运输工具,是人类交通史上的一项重要发明。至今在西南省区乡村、建筑工地仍有它的身影。
    到了三国时期,诸葛亮六出祁山时,在陕西县黄河镇发明了称为“木牛流马”的交通工具。它比独轮车进了一步,可以爬坡上坎。靠着它,成都平原出产的粮秫才得以连续翻越“猿猴欲渡愁攀援”的巍巍秦岭。
    “鸡公车”的第二次变革在宋代,变一人推动为前后两人把架,两旁两人扶拐,前用驴拉,称为串车。第三次变革是在明代,在串车的基础上加拱形席作顶,用来拉客,称为双缱独轮车。第四次变革是在清代,增加了风帆,巧妙利用风力来驱动。后来鸡公车跨江越淮,来到中原大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将食粮、辎重运往前线,为胜利作出了贡献。
    根据东晋葛洪所著的《西京杂记》记载,早在汉代中国就发明了可以计算道路里程的“记道车”,东汉的张衡、三国时魏的马钧都曾造过指南车。在这一时期,差速齿轮传动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造车。
    秦汉时车辆按权力大小划分等次,坐车必须选乘与自己身份相吻合的车。秦始皇乘座尊标“辂车”“法马”。汉时,皇太后坐的车为“鸾车”,皇家的深宫大院内,供妃嫔女官享用的车称为“衣车”。权贵大臣、皇亲国戚用的是“轩车”。庶民百姓使用的是人力拉挽的“鹿车”。
    秦朝时设立交通站,分为两种,以车为交通工具的称为“传”,以马为交通工具的称为“驿”,两者以传为主。“传”相当于现在的车站,传中所备的车辆为“传车”、所建的住房称为“传舍”,进站和出站应检验通行证,称为“传符”。
    传车有四种:用四匹上等马拉的传车称为“置传”,用四匹中等马拉的传车称为“驰传”,用四匹下等马拉的传车称为“乘传”,用一匹或两匹马拉的传车称为“轮传”。高级传车有两种:六匹马拉的传车称为“六乘传”。公元前180年,西汉大臣周勃等平定诸吕之乱,迎立代王刘恒为帝,代王先派出宋昌、张武等人赴长安观风色,所乘传车就是六乘传。另一种是用七匹马拉的传车,称为“七乘传”。公元前74 年,汉昭帝崩,无嗣,大将军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昌邑王乘七乘传到达长安。不同等级乘不同的传车,这是封建等级制度的表现。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间相互攻伐,战事频繁,为了适应攻城战的需要,一种名叫“ 车”的战车应运而生。关于这种攻城车的记载,最早见于《孙子·谋攻》,其后的《墨子》和唐代杜佑所著《通典·兵典》中也都有记载,说“作四轮车,上以绳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车能够有效地遮蔽城头抛射的矢石,保护攻城部队免受伤害。
    魏晋南北朝时期,牛车逐渐受到豪门贵族的重视。东晋王朝南渡以后,江南的牛多,更刺激牛车的发展。王侯乘坐的车叫“云母车”,因为这些车都用云母来装饰,带有屏蔽,八头牛驾辕,属于豪华车。
南北朝时牛车更是风行,因为士家大族贪求安逸,乘牛车是他们的醉心享受。
    宋朝以牛车为主,也有骡车、驴车。由于宋代开始坐轿的风气渐盛行,因此此时的车以运输为主。当时盛行一种大型的太平车,有箱盖,驾车人操纵其中,二十余匹骡马排成两行,合力拖拉。这可能算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雏形交通车。小的有“平头车”,专供商贾运货物之用。又有“独轮车”,用于搬运建材石瓦竹木。还有“痴车”,专载巨石大木。
    元明时期,车的种类之盛令人咋舌:供仪仗使用的有“斧车”,乐队有“鼓吹车”,射猎用的有“图猎车”,运载棺材的有“丧车”,以及救火的“消防车”。
    明清时期多为骡车,人坐的叫“小车”。又因为车上装有棚子、围子,如同轿子一般,所以习惯上叫做“轿车”。拉东西的是“大车”,没有棚子和围子,称为“敞车”。到20世纪初,城市中出现了双轮人力黄包车,作为主要的客运工具。黄包车又分“路车”和“街车”两种。路车的任务是“长途客运”,街车专门在域内行驶,跑短途客运,可以全城跑,但也设有“站口”或叫“车站”。新中国成立后,城里人将人力车改为“脚踏三轮车”,马车改为“平板车”,大车改成“排子车”,排子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绝迹。

 

程国华,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会员,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汽车文化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从事汽车修理、汽配采购、经销40多年。自1964年起先后在《中国汽车市场》《汽车驾驶员》《大众汽车》《中国汽车报》等报刊发表文章100 多篇。收集剪辑有关汽车文化方面的资料约1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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