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奚仲的名义
——奚仲造车的文化意义
李学功
内容提要：奚仲文化，是文明开篇时代史事、传说交融下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是上古以迄于今华夏民族创制、传承的宝贵文化记忆。这种文化记忆以文化传统的形式加以呈现，它承载着历史，表达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和知识重构。奚仲造车及其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从一个侧翼回应了车起源于本土的疑问。其所深具的价值意义，早已超越时空成为后人宝贵的精神遗产。
关键词：奚仲 文化记忆 价值意义
大凡一个民族文化创世的时代，亦恰是这个民族需要英雄并且产生英雄的时代。在中国文明开化的史页中，人们口耳相传的黄帝、尧、舜、禹时期，正是这样一个文化中国众星丽天的开天辟地时代，而奚仲便是中国文化传承中书于竹帛的造车英雄。
一、先秦两汉文献所见奚仲事迹
论及奚仲，谈到奚仲，先秦文献《左传》《墨子》《荀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多有记录，兹胪列如下。
《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
《山海经·海内经》①：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
《墨子·非儒》：奚仲作车。
《荀子·解蔽》：奚仲作车，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
《管子·形势解》：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明主犹奚仲也，言辞动作，皆中术数，故众理相当，上下相亲。巧者，奚仲之所以为器也，主之所以为治也。斫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斫削也。
《韩非子·难势》：若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
《吕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车。
至汉，《新语》《淮南子》《论衡》《说文解字》等文献对奚仲事迹亦有所述记，兹摘引如下。
《新语·道基》：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以代人力，铄金镂木，分苞烧殖，以备器械。
《淮南子·修务训》：奚仲为车。
《论衡·谢短》 ：造城郭及马所生，难知也，远也，造车作书，易晓也，必将应曰：仓颉作书，奚仲作车。诘曰：仓颉何感而作书？奚仲何起而作车？
《说文解字·车》：车，舆轮之总名也，夏后时奚仲所造。
《蔡中郎集·释诲》：奚仲供德于衡辀。
按诸上述文献，其所揭示的信息概有：
1．奚仲是夏禹时代的人物，受封于薛。
2．奚仲的踩台、出场，与“车”密切相关。尽管史籍间或有黄帝及其他人“作车”的记载，但就先秦两汉时期文献所载录的“作车”之事而言，无论是记载的数量还是与车的关联度，黄帝等人皆远不及奚仲。托名黄帝，乃是后世“托古”心理、“托大”心理的影响，正如丁山先生所指出的，“黄帝简直成了中国一切文物的创造者——自天空的安排直至人类的衣履，都是黄帝命令他的官吏分别制作的。这样，黄帝不就等于创世纪所谓耶和华上帝吗？”
3．奚仲，是中国上古时代工艺行业具有始祖神格特征的车文化创始性人物。历史选择了奚仲，“善为车者，必曰奚仲”“奚仲为车”“驾马服牛”“济深致远”。奚仲成为夏禹时代——早期国家时期的交通英雄，奚仲之作为在中国交通史上具有开创性、奠基性意义。
二、奚仲造车的文化探寻
车，作为古代社会重要的交通工具，作为文明初始时期重要的“文化硬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甚或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奚仲造车，透露出社会演进的运动轨迹和工艺文化变革的重要信息。《史记》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楚有“适诸夏路”，既名“夏路”，则奚仲造车当渊源有自。
自先秦以迄于清，奚仲造车说见诸于历朝之经、史、子、集各类文献。除前引先秦文献外，秦汉以降，更有《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新唐书》《宋史》《金史》《资治通鉴》《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刘宾客文集》《容斋
随笔》《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玉海》《太平寰宇记》《衡庐精舍藏稿》《日知录》《山西通志》《山东通志》等等诸多经籍文献赓续不断的书录与记载。凡此，从传统文献的角度，皆说明我国车子出现的时间，至迟可以追溯到夏代。
在此，值得指出的是， 1994 年在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获得了一次重要的发现，兹引录如下：在二里头遗址XII区北部（今洛河滩内）发现了一段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双轮车的辙印，辙印上口宽约40厘米，深约15厘米，轨距（以两辙中线之间距计）约1.2米，辙沟内的灰褐色土极为坚硬。车辙的发现，证明二里头文化时期确实已经有了双轮车，其轨距与1996年在偃师商城东北隅发现的商代早期车辙大致相当。可见，夏代与早商时期的双轮车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传承关系。
在安阳殷墟已经发现许多商代晚期的马车实物，结构相当完善，证明当时的造车技术已比较成熟。关于其技术渊源，学术界曾有种种说法，二里头文化车辙的发现，为商代晚期双轮车制造技术找到一个合理的源头。
不惟如此，考古工作者在奚仲受封之薛国故地，发掘工作也有了新的重要进展。1995 年在山东滕州前掌大商代晚期墓地的发掘中，清理出3座车马坑：M40、M41、M45。均为一车二马。1998年9月底至1999年1月，又清理车马坑2座。上述二里头文化遗址车辙印的发现以及古薛国商代车马坑的发掘，为奚仲造车说，无疑提供了较为坚实、可信的考古学依据，并从一个侧翼回应了车起源于本土的疑问。
三、奚仲文化的价值意义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人类“自己的回忆脱离不了客观给定的社会历史框架，正是这种框架，才使得我们的全部感知和回忆具有某种形式；过去的许多方面，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情感和决定；经验是可以跨代传递的，这种传递一直延续到儿孙们的神经处理过程的生物化学中去；过去未能如愿的未来希望，可能会突然和出人意料地具有行为指导作用和历史威力”。
奚仲造车的传说，是上古以迄于今，华夏民族创制、传承的宝贵文化记忆，它通过以奚仲的名义的“文化造型（文字记载、礼仪仪式、文物）和机构化或制度化的沟通交往（朗诵、庆祝、观看），把它们保持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这种文化记忆最终以文化传统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承载着历史，表达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和知识重构。在此，笔者所关注的是，奚仲文化记忆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获得重新释放时，由此带来的价值追问。
奚仲文化，反映了早期国家时期，文明制作者——文化英雄的典范政治色彩，而典范政治恰是传统社会追捧的价值目标。于此进行反思，有利于以新的视角审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政治传统或者说中国文化的本旨不在“规范”而在“示范”，不在“命令”而在“教化”，是以强调树立榜样，追求建立贤人政治、典范政治为基本的价值诉求。在典范政治目标的作用下，决定了古代中国“法先王”的政治传统，决定了历史“向后看”的文化思维模式，正所谓“鉴往知来”是矣。具体到奚仲而言，古人称“奚仲供于衡”“善为车者，必曰奚仲，以其利于运也”，“绳奚仲之范模”，“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凡此，皆有彰显典范、尊重传统、示范伦理之意。对此，《管子》似表达得更为显明：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明主犹奚仲也，言词动作，皆中术数，故众理相当，上下相亲，巧者，奚仲之所以为器也，主之所以为治也。斫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斫削也。
这样一种先贤为表、“以身作则”、考虑人心、风华芳臭的政治传统和文化思维方式，使得奚仲“中规中矩”的德性伦理，在道德践行的层面得到了极大地阐扬与发挥。这是颇具典型的传统的圣王贤相政治模式，是典范政治的伦理宣示。应当看到，传统对典范政治的宣扬与维护，确曾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也必须指出，典范政治终究是人格政治。这种单单依靠圣人、贤人乃至君子建构起来的理想人治局面，既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也难以维持社会的久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中国古代典范政治的体制架构，由于在制度设计层面排拒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力和空间，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权大于法”的专制制度。在今天典范政治生态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典范政治范式发生转换的新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反思历史上一再上演的贤人为面具的典范政治剧，让人们对那个时代的记忆转换到一种唯一的、反思的意义之中，就此出发，应当是别有意韵的。
基于对奚仲为代表的圣贤文化的反思，在坚持建设现代社会的制度框架下，开掘奚仲文化的合理内核，找寻奚仲文化中支持或者说契合现代社会的文化因子，不仅必需，而且必要。应当说，奚仲造车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及价值意义，早已超越时空成为后人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薛城既以奚仲薛国故地而名，在奚仲文化的开发中，应当以奚仲作为城区文化注意力资源，加大以奚仲为品牌的车文化创新力度，形成文化资本，着力提升奚仲身上所附丽的车文化的传播品质和文化产品附加值，让手艺的思想因现代的范式转换而生辉。
李学功，历史学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浙江省高校哲学历史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湖州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