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后氏与山东地区的国族
郜丽梅
内容提要：除去夏后氏外，夏代存在着夏后氏同姓、异姓许多国族。夏代的山东地区，也就是传统上所说的东夷地区，存在着许多本土和后迁此地的国族，奚仲所在的薛国便是其中的一个。有夏一代，山东地区的所谓东方国族在夏王朝政权和地域政治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夏后氏为了实现对东方的经略，不得不采取政治笼络和征伐两手策略，和平与冲突不断反复。夏王朝在东渐的过程中，中原文化和东夷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了一定的融合，夏代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东西交通”的历史。
关键词：夏代 山东地区 国族 夏文化
夏代即是由众多国族组成的早期国家，所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当禹之时，天下万国”。文献记载的山东地区这个时期就曾居住着许多国族，其中，东夷集团是活动在这一区域的重要部族。自夏王朝建立前夕，东夷国族首领在权力结构中就有重要的地位。如皋陶作士，禹曾欲传位于皋陶，因其早亡，而又欲传位于伯益。“我们从关于皋陶、伯益的传说中，至少可以捕捉到两点历史信息：一是夏王朝建立前后，东夷族和地处中原的夏族有着紧密的修好往来，夷夏关系曾经有过平等和睦的时代；一是东夷显贵参与了‘中央王国’的治理，甚至有条件、有能力‘代天子之位’或‘争天子之位’”。皋陶和伯益都是东夷部落的首领，在此可以看出东方异姓国族在夏初政治权力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夏王朝“开国”之后，夏代的东方更成为其经略的重点。山东地区的国族如薛、有仍氏、有鬲氏、斟灌、斟寻等都曾是维护夏王朝的主要依靠力量；但是，世移势易，夏末山东地区异姓国族的反叛也加快了夏王朝的灭国。
一、政治拉拢
夏初的益、启之争是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也是夏代第一次的夷夏之争，其结果是伯益在帝启二年败逃，帝启六年去世。然启在益死后仍“祠之”，“益死之后，启岁善牺牲以祠之”。或又封其子若木于箕山，为费氏。益启之争，夏启虽然获得胜利，然而，刚刚从“邦国”转变到“王国”的夏王朝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和控制力去统治所有的异姓国族。启先杀益，而复祠之，又分封其子，实为当时政治形势使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夏启在“建国”之初，为了维护其王权统治，对当时异姓国族尤其是其中不服和观望者采取政治拉拢和怀柔的手段。
薛国是夏代山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国族。孔颖达《正义》曰：“薛，任姓，黄帝之苗裔。”《左传》载薛的先祖奚仲在夏时为车正，然《淮南子·齐俗训》云：“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三下：“薛氏出自任姓。黄帝孙颛顼少子阳封于任，十二世孙奚仲为夏车正，禹封为薛侯，其地鲁国薛县是也。奚仲迁于邳，十二世孙仲虺，复居薛，为汤左相。”奚仲在夏禹时被封为侯，则不可能还曾在尧之世为“工”，《淮南子》把奚仲与舜、稷、禹放于同时期，抑或拉长了“时间深度”，似为古书习惯。然夏后氏任命奚仲为夏代车正，主要的原因或许是当时夏后氏国家的实力和政治形势与格局使然，但不能排除夏后氏借此对其他异姓国族拉拢以维护其政治统治。
九夷是东夷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夏后氏的关系一直若即若离。《竹书纪年》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颇多：（后相）七年，于夷来宾。后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帝泄二十一年，加畎夷等爵命”等等,《路史·后纪》十三注引下有“由是服从”四字，表明夏后氏在政治上给九夷部分族长“加爵命”，亦即政治笼络方式，强化对他们的控制。后来夏桀时期的有仍之会虽然更大意义上是夏桀炫耀武力和好大喜功的原因促成，但毫无疑问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怀柔的手段
和策略。
二、征伐
夏后氏对于山东地区的经营，除了拉拢以外，对于不愿臣服、归顺者或不忠于职守者往往予以征伐。帝仲康时胤征羲、和，即是因为羲、和二族不能忠于“王事”，“废天时，乱甲乙”，以至于“不知日食”。夏末，夏桀在有仍会盟诸侯，有缗反叛，于是桀起兵伐之。
《竹书纪年》也有征伐东夷的记录：
《纪年》又有：（帝相）元年，征淮夷。
《今本竹书纪年》：帝杼“八年，征于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
《竹书纪年》曰：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后汉书·东夷传》注
《纪年》：二年，征风夷及黄夷。《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
《竹书纪年》曰：（相）二年，征黄夷。《通鉴外纪》卷二
《古本竹书纪年》：后荒即位，元年，以玄皂宾于河，命九夷（夷，王国维补）东狩于海，获大鸟。
《古本竹书纪年》：不降即位，六年伐九苑。
以上这些都反映了夏后氏对山东国族的武力征服，所谓“诛不从命”。
通过政治上的拉拢和武力的征伐，夏后氏能够有效地控制东方。虽然“夏代的夷夏关系经历了修好、交恶、再修好、再交恶的反复过程”，但通观有夏一代，东夷臣服于夏后氏是主要的，亦即夏后氏的实力已经从中原扩张到了东方极远之地。至于夏末，“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其时，亦即商灭夏前夕，夏后氏在东夷仍然有实际的影响和控制力，这与夏后氏一直坚持不懈地对东方的经略密切相关。
三、复国与灭国
夏后氏分封同姓国族之后，由于夏王朝内部权力的争夺以及与异姓国族的冲突，同时也由于领土扩张尤其是对东方经略的需要，许多同姓国族外迁，遂与异姓国族在地域上共处和融合，在山东出现了交错杂居的地域模式。有夏一代，夏后氏的复国与夏王朝的灭国都与东夷国族有密切的关系。
后羿和寒浞都是东夷的首领，他们先后篡夏大约近四十年的时间，是东夷国族与夏后氏最直接的一次冲突，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夷夏之争，几乎终结了夏王朝的历史。作为夏后氏异姓国族的
有鬲氏，是夏后氏主要支柱国族之一，夏后氏灭寒浞及其二子过、戈，主要依靠有鬲氏之力量。《左传·襄公四年》：“靡奔有鬲氏。靡自有鬲氏, 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寒浞灭羿，取代了羿的统治地位，夏遗臣靡逃奔有鬲氏，依靠有鬲氏、有虞氏联合夏后氏同姓斟灌、斟寻二国的遗民来灭掉了寒浞，少康才得以复国，史称“少康中兴”。少康“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夏代的历史得以延续。
所以，山东地区的国族，是夏王朝在东土的依靠力量，为维护夏王朝东部地区的稳定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同时也是颠覆夏王朝的重要力量。
夏桀是夏王朝的末世之君，好大喜功，骄奢淫逸，用尽百姓之财来筑造倾宫，修饰瑶台。《史记·夏本纪》记载,“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致使众叛亲离，诸夷内侵，遂至亡国。首先起来叛夏的是九夷之一的畎夷。《竹书纪年》记：“桀三年，畎夷入于岐以叛。”王国维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说此本于《后汉书·西羌传》。《后汉书·西羌传》有“后桀之乱，畎夷入居、岐之间”。严师古注《汉书·匈奴列传》：“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绲，昆绲畎声相近，亦曰犬戎也。”是以畎夷又在西方。然徐旭生认为，“这是范晔当日把东方的畎夷与西方的犬戎闹不清楚，所以既把畎夷载于《东夷传》‘夷有九种’下，却把后相‘征畎夷’（只见《西羌传》），后泄对诸夷‘始加爵命’及‘畎夷入居岐’事记于《西羌传》中。《路史》记此事，注中虽也引用‘畎（无夷字）遂入居、岐之间’，可是正文却正作‘犬戎侵岐，居之’，不误。今本《竹书纪年》不晓得范晔的错误，遂致沿用”。是畎夷应居于东方。畎夷叛乱是夏后氏周围异姓国族反叛的先兆，也是夏后氏德衰的结果。
有缗为夏后氏的异姓国族。《左传·昭公四年》：“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夏桀在有仍会盟诸侯，有缗反叛，于是桀起兵伐之，“（帝桀）十一年，会诸侯于仍，有缗氏逃归，遂灭有缗。”夏桀克有缗是夏代后期一次重要的对异姓国族的征伐，也致使夏后氏各异姓国族离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夏王朝的灭亡。夏桀虽灭掉有缗氏，同时也消弱了自己的力量，也是其最后灭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左传》有“桀克有缗，以丧其国”之言。夏桀之时，曾为夏代同盟之国的薛国仲虺则为商汤左相，助商灭夏。则薛又作为商汤之联盟国族，成为推翻夏王朝的一支力量。可见，夏王朝四百多年的统治期间，山东地区的国族与夏王朝始终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王朝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四、余论
有夏一代，山东地区迁出、迁入的国族非常活跃。在夏代山东地区存在的国族中，有穷氏、过、夷、三（ 夷之后）、费、斟寻、斟戈氏、莘氏都曾有过迁徙。有穷氏初居曲阜，后迁至河南滑县一带，经过数次迁徙，最后居于河南巩县斟寻附近。过或初居河南太康县一带，后迁至山东掖县。三或由山东定陶迁至河南唐河县。而夏代的同姓国族费、斟寻氏、斟戈氏、辛氏东曾东迁山东。
费、斟寻氏、斟戈氏、莘氏等夏后氏同姓国族东迁，留居东夷之地，与之杂处，中原夏文化也应随之被带至东夷，与东夷文化融合，具备了新的文化特征。这是否属于夏文化范畴，却为多数研究者所忽视或避而不谈。然而弄清楚这些问题，对夏文化的探索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同时，东夷地区国族的西渐，例如有穷氏、寒浞的西侵，把传统的东夷文化带入到夏代统治的政治中心，东夷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到传统的中原文化中去，又该如何理解？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认为，夏后一代的大事“统是和夷人的斗争”，夷夏东西对峙而交胜，“夷曾一度灭夏后氏，夏亦数度克夷，但夏终未尽定夷地”，并说“夷羿必是敌国之君”，而非夏之属臣、叛臣。李学勤先生也说“夏朝的统治在相当程度是建立在对夷人的统治基础之上，夏朝不是一个夷夏东西的问题，而是夷本身就在夏朝的范围之内”。
事实上，夏后氏同姓国族东迁，同时也是夏文化的东渐。“就夏代而言，完全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在东方的山东地区有一支夏代的文化，这支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夏朝的范围之内”。夏后氏同姓国族迁徙到东方，与东方的异姓国族杂居，必然带来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夷夏“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显示，在豫东、鲁西有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融合的遗存的大片区域，这虽不足以证明两种文化在整个夏代的东方发生融合或融合到什么程度，但起码可以说明“豫西地区的夏与山东地区的夷人一定存在着关系”，就此而言夏文化已经超出中原的范围。
夏后氏的中心开始于豫西、晋南一带，势力并不能扩张到远在山东的东夷地区。而东方诸国开始也并不都臣服于夏后氏。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看，相对于其他地区，山东地区部族众多，互不统属，岳石文化似乎也并不落后于二里头文化。随着夏后氏实力的强大，本来与东方关系密切的夏王朝势力开始东渐，并逐步扩大其控制范围。又由于地缘关系，东方必然是夏后氏扩张的首要目标，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东方异姓国族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开疆拓土对于一个实力强大的国族则是必然之事，自然竞争的法则也适用于人类的某些时候和历史阶段。夏王朝要扩大疆域，要控制和征服东方，必须控制和征服东方的国族。于是，有夏一代，东方始终是其经略的重点，这是夏代的夷夏关系和东西关系的交恶和修好不断反复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夏代的历史就是一部夷夏东西交通的历史。
郜丽梅，1979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