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背景：西方医疗的混沌期
中世纪欧洲是原始社会，医学知识为零；迷信和巫术伴随着瘟疫流行；近代以前的“泛西方”（古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的医学，都是文艺复兴期间基于中医而杜撰出来的。（请读：诸玄识《中医是西医之母——古希腊医学是中国翻版》）。
17—18世纪是欧洲医学和医疗的草创阶段。瑪莎·穆爾教授说：
尽管已有几项重大发明（指动物学、血循环、显微镜、卵巢和精子等），但到18世纪，实际的治病救人在欧洲尚处于原始阶段。……恶魔和邪灵的信念依然盛行。卖药是混乱的。医生所能做的就是切割和灼烧（烧红的烙铁），却不用、也没有麻醉术，阵痛和休克而死是很自然的。还没有细菌和病毒的知识，由此，小的创伤就会感染致死。医生来自上层阶级，无关乎一般民众。有病还都用（中世纪）的“放血疗法”（引者按：这是一种原始巫医，却被今人夸大）。“医院”意味着身心的双重恐惧。然而，18世纪的最大的医疗进步则是愛德華·金納医生发明牛痘接种天花接种（引者按：牛痘接种是基于中国西传的人痘接种，详见本文末段）……。
西医乃至整个西方的“科学与文明”都是“东学西渐、中学西被”的产物。[2]都是“道”的世界性的展开。格雷厄姆·霍伍德教授说：“往古，深奥的‘道’之有序运动显示于传神的图符，包括它的数理基础。它的研究者坚持哲学之和合自然的原则。‘道’诞生出许多科学，它带来了罗盘、瓷器、玻璃、星盘、合金、火药、火箭、针灸和中医……。如果我们认同牛顿和莱布尼茨是被进口的中国思想所影响，那么，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诸多发现——诸如两位数学、量子、机械力学、计算机等——都是归功于‘道’的传奇。”
《易经》启示：莱布尼茨主张每一个“单子”都是生命体、小宇宙，而与大自然、大宇宙契合与互动。
（二）莱布尼茨：中医是科学之首
中医是唯一能够体现“有机整体”的科学：既与“元一的道”神交，又与“活的自然”契合，因而它最具真理性和生命力。相比之下，一切与“机械论”相关的科学，都只具有相对真理；其正面与负面如影随形，直到遇到环境极限而激化矛盾，而凸显谬误。由此，莱布尼茨看重中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希望他的“单子论”与中医同构，而迥异于“原子论”。
另一方面，在莱布尼茨看来，《易经》作为世界最古老的书，是哲学、科学、数学和数理逻辑的源头；[2]而中医则是最能代表这个“活水”的，所以它展示着“道”——科学之母——的机理。正如匹特曼教授所说：“西蒙·米尔斯（simon mills）注意到……‘活力论’（vitalism）酷似……莱布尼茨和怀海德的‘有机论’（organicism），后者指各个层面的实体与其他部分都是休戚相关的。这也相似于史末资（Smutts）的‘整体论’（holism）。……关于它们（活力论—有机论—整体论）的起源，米尔斯解释，那就是中医的基本原则——道，它也是世界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world）。”
那就是为什么莱布尼茨在欧洲首倡中医。保罗·洛奇在其所著《莱布尼茨和耶稣会士的通信》（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书中，这样阐述：
莱布尼茨对中医的赞扬，一定与他对欧洲医药研究的蔑视联系在一起。他在1671年说：“即便中医的规则显露出某种（像一些人所批评的那样）愚蠢和荒谬，但它比我们的（欧洲医药）强多了。”一年后，莱布尼茨致信东方学家斯皮泽尔（Gottlieb Spitzel），写道：“来自中国的最有前途的东西就是她的医学”（the most promising thing to come from China is its medicine）。
随着莱布尼茨的中国知识的积累，他对中医也愈益关注。他曾说，除了传播基督教，传教士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中国的医学。在一定程度上，莱布尼茨需要观察，什么药物有什么作用；但他讲明，他渴求一种来自中国的医学科学。他向在华耶稣会士白晋寻求“有关特别的医学经验和药品的具体证据”。……在另一封给白晋的信中，莱布尼茨强调：
我完全相信，仍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值得向他们（中国人）学习；最需要的就是医学，因为它在自然科学中是最重要的（引者按：莱布尼茨看重中医具有有机整体的性质）。……而且，所有的物理科学乃至医学，都是以神的荣誉和人类至善为其终极目标的……
在这段话中，中医不仅被视为自然科学，而且它是通向神的整体规划的一部分（引者按：莱布尼茨的“神”并非全然的摩西—基督之神，而是倾向于儒教的“神”；后者即：天道、天工、化生创造之“自然神”：“昊天上帝、神道设教”。近似于牛顿的“上帝”——第一推动力。亦即，莱布尼茨诠释中国的自然神论，它强调“第一原则”——理，长而不宰。it emphasizes a First Principle, Li, which rules without interposing.[5]这是莱布尼茨用中国文化改造基督教的结晶……
莱布尼茨自己没有致力于学习中医，但他鼓励医生卢卡斯·施罗克（Lucas Schrock）去攻读它。他从施罗克那里转发十二个问题给白晋和克莱耶（Andreas Cleyer, 荷兰在印尼的医生）……
然而，西方在其医学初兴之际，终究是与这个“神性科学”失之交臂——反其“道”而行之，即背道而驰于莱布尼茨所设计的“文明蓝图”；而只是尽量摘取它的枝叶与皮毛，用于编制“机械论”的摇篮。
“非线性的中国医学”与二进位的数理逻辑（阴阳）
（三）耶稣会士：身临其境的感受
利玛窦的同仁金尼阁（NicolasTrigault，1577—1629年）感悟：“中医与其他中国科学一样，都是讲究‘道’或‘天人合一’等基本哲学观念”。中医源自古老的经典，临床经验很丰富，使用植物制剂和烧灼等方法。
邓玉函（Johann Schreck, 1576—1630年，德国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了中医理论。例如，他在致友人法勃的第一封信（1619年5月14日）中写道：“这里有一种中国药很出名：人们把它加热，并溶解于一种液体中，就马上会治愈病人；治疗那些被蛇咬伤后、处于死亡边缘的病人，人们也用它来治疗霍乱及某些疼痛或肠胃病。”他向欧洲人描述了针灸方法：“他们手上把一根很长的针捻入皮肤，而且是完全插进去，此间还配以不同的手法动作，就像我相信的那样，他们就是在消灭一个肿瘤。”“当欧洲的医生还在用烧红的烙铁、使自己的病人感到十分疼痛的时候，中国人却已经拥有了更加温和有效的热疗法，中国人不用红烙铁、而是使用一点苦艾，即干燥后的艾叶。”
邓玉函概括：“关于中药和中国医生，我大概可以这么说：几乎所有的中药都要煎熬，它们是晒干的草药或剁碎的根；矿物质人们很少使用。（医生）自己是经验主义者，事先对病因毫无所知，但在切脉上他们非常擅长；他们在把脉时，什么也不问病人，……推断出相应部位的疾病。”
（四）中医西传：较系统的介绍
卜弥格（Michal Boym，1612—1659年，波兰籍来华耶稣会士），著书《中国医学概说》和《中医处方大全》。1682年，克莱耶编辑出版了《中国医学手册》（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把其中的内容归功于“住在广州的博学的欧洲人”（卜弥格）。此书共分四卷：第一卷书翻译了王叔和的著作；第二卷介绍了一些中药和配方；第三卷包括卜弥格写的一篇论脉搏的文章，有关于脉诊治病的介绍和展示人体针灸的辅助图表；第四卷有37幅插图，论述看舌苔的诊断方法。卜弥格所论的中医脉诊的理论，提到了脉的各种类型、“奇经八脉”，有的图取自明代医生张介宾所著《类经》。此书出版后，引起了欧洲医生的极大兴趣，但因内容尚不全面，因此有人对它的版本提出了批评。四年之后（1686年），纽伦堡发表了《医钥》（Medicus Sinicus），内容比前一本书内容更为丰富翔实，所引用的资料仍来自于卜弥格的《中国医学概说》和《中医处方大全》。1813年，汉学家雷慕莎根据卜弥格《中医大典》节选出书。其中，卜弥格讲述了中医看舌苔诊断：从舌头的外表和颜色诊断疾病。雷慕莎的博士论文《论中国人的舌苔诊病》，也来自对卜弥格这部著作的研究。
卜弥格重点研究了《黄帝内经》、《脉经》和《脉决》等中国医学典籍。他在南明永历皇帝的朝廷，也从一些中医师那里学到许多中医临床的知识。他在1658年向欧洲人介绍说：“现在，我们向你们，最有名的医生们和整个欧洲提供一部著作的纲要。”在《医钥》等著作中，卜弥格站在“道的哲学”的高度，对于从中医的阴阳五行、气血循环和宇宙运转、一年四时对人体机能运转的影响，到脉诊治病和各种中医处方和药物的运用和功效，都予以详述。
卜弥格对于中医最为推崇的就是脉诊技术，他写道：“它是一种令人惊异的技术，和欧洲的不同，它不仅要说明病情，而且能够预料它的发展和后果。”他认为脉诊治病的方法，在中国许多世纪以前就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广泛的使用；中国的医生通过诊脉不仅能够了解病情，而且能够准确无误地预示它以后的发展。
卜弥格理解：人体内的气和血在人体内的十二根经中，24小时成周期地不断循环；由于这种循环，便产生了脉搏。这种循环也和天的运转相对应。脉搏和呼吸的次数成一定的比例。如果不成比例，人就处于病态。
卜弥格根据《黄帝内经》中的论述，他认为每个器官都有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属性：肺和大肠属金、肝和胆囊属木、肾和膀胱属水，心和小肠属火，脾和胃属土。它们的活动和一年不同的时节有联系，人体内的十二根经将这些器官和有关的脉连在一起，脉搏反映在两只手的寸、关和尺这三个位置上。每个器官都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和好恶，从脉上可以看到通过经络连着它的器官的健康状况。
研究卜弥格的学者爱德华·卡伊丹斯基曾经说过：“卜弥格无疑是欧洲第一位了解中医的秘密，掌握了有关中国药用植物知识的学者。”“当航海民族——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只是部分地发现了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时候，17世纪的欧洲人从卜弥格那里，对于中国医学、中国动植物和矿物，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全面的了解。卜弥格乃是向我们提供这种知识的第一个欧洲人。”
（五）《本草纲目》：翻译和应用
18世纪，也有欧洲人对《本草纲目》进行了翻译介绍。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刘应、白晋、赫苍璧、巴多明、韩国英等人，都经常使用此书。耶稣会士在17—18世纪翻译《本草纲目》。1735年，杜赫德在《中华帝国通志》中介绍了中医，其中包括赫苍璧翻译的晋代王叔和《脉经》和《本草纲目》的部分内容。巴黎国立图书馆保存有一部中医著作译稿，共分两部分，一为脉学，一为本草，是《本草纲目》的节译，其中介绍了序及每卷之内容，还提到了人参、海马等中药。
范德孟德（Vander monde）在《本草纲目》西传中起了重要作用，他1720—1732年在澳门行医，对矿物药品颇感兴趣，曾收集了《本草纲目》中的80种药物样品，回巴黎后送给法国植物学家朱西厄。他还翻译了《本草纲目》，原稿藏巴黎自然史博物馆。原稿节译自《本草纲目》卷五水部、卷七土部、卷八金石部、卷九至十一石部的大量矿物药，以及草部的许多中药，均附有中文名。雷慕沙对范德蒙德的译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介绍。
1813年，法国人勒帕日根据巴多明和吴多禄寄回的通讯稿，整理研究后写成《关于中国之历史研究》，对《本草纲目》进行了重点的介绍。英国人里夫斯（JohnReeves）于1826年发表《中国人所用某些本草药物之解说》一文。德国人格尔松（Gerson）和尤里乌斯（Julius）在1829年发表中国医史一文，法国植物学家于安（MelchiorYuan）1847年在巴黎发表一本45页的小册子，名为《关于中国药物学的信札》，均与《本草》有关或取材于《本草》。在北京的俄国布道团医生塔林诺夫对中药也有所研究，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医史，在华收集植物标本在寄往俄国，1853年发表名为《中国医学》的长文，详细介绍了《本草纲目》。
1899年默尔克将当归制成浸膏，向德国医药界推荐作为妇科药物。这是对《本草纲目》更为深入的研究，丰富了西医的药物种类。
（六）脉络学：科学无法超越
1687年，旅欧华人沈福宗被请到牛津大学，帮助弗洛耶（J.Floyer，1649—1734年）整理中文书籍。由克勒耶整理出版的卜弥格的著作《中医示例》，介绍了中国古代脉学。后来成为弗洛耶研究的基础。1707—1710年，他在伦敦出版了二卷本的《医生之脉钟》。弗洛耶著作的意义在于介绍了一种检查脉搏的新方法，他观察了行为和脉搏跳动有规律的关系。他认为，整个人体的健康和条件相关，这种关系可通过一分钟内脉搏的跳动数观察到。为了测量脉搏跳动的数目，他发明了一个玻璃钟。他还认为，对医学检查最重要的贡献是测量脉搏跳动的周期。
弗洛耶受到了中医哲理的影响，他把脉搏和人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即通过人体的小宇宙来体现脉，脉是小宇宙之和谐或不平衡的指示器。
弗洛耶说：“我将首先证明中国人确实在脉学上具有伟大的知识，在把脉艺术的基础上，他们建构了行医的做法。……我将证明中国人已经发现真正的把脉艺术。”他还认为，中医的成就是不能被现代学术进步所超越的。他坚持捍卫中国传统的医学思想。
（七）人痘接种：英国试行而普及西方
16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预防天花的有效方法——人痘接种法。它包括痘衣法、痘浆法、旱苗法等。痘衣法是把天花患者的衬衣，让被接种人穿用，使其受感染而产生免疫力。痘浆法是用蘸有疱浆的棉花塞入被接种人的鼻孔里，使其感染。旱苗法是将光圆红润的痘痂阴干研细，用小管吹入被接种人的鼻孔里。后来经过逐步改进，人痘接种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也不断得到提高。文献记载表明，到17世纪时，人痘接种法不但已在中国全国推广，而且技术也相当完善。
人痘西传了人痘接种法的发明，不但有效地保护了中国孩童的健康，而且很快泽福世界各地。1688年，俄国曾专门派人到中国学习种痘术。不久又从俄国传入土耳其。1717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蒙塔古夫人，在君士坦丁堡看到当地医生为孩子种痘，以预防天花，而且效果显著，就让医生也给她的孩子种了人痘。此后她又专门学习了人痘接种法，并把它带到英国去，得到了英国国王的赞同，于是人痘法接种法很快盛行于英国。另一方面，根据英国皇家学会的档案记载，人痘接种术也通过一些在中国经商的英国商人和旅行者，直接传到了英国，并在英国皇家学会进行了交流。根据皇家学会档案记载：1700年英国著名医生、皇家学会会员马丁·李斯特收到一封从中国寄来的信。信中描述了鼻息传种天花的方法：“打开天花患者的小脓疱，用棉花轻微吸沾一点脓液，并使之干燥……然后放入健康人的鼻子里，此后被接种者将轻度感染，然后痊愈，从而获得很好的预防效果。”后来再由英国传到欧洲各国、北美和印度。
18世纪中叶，人痘接种法又直接由中国传入日本。可以说，在人类抗击天花的斗争中，“人痘接种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世界医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