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门风的根本意义在于传递德行品行，在于先人对后代人格的影响。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家教门风，特别是对官员来讲，通过家教传递的德行将直接体现为为人为官的品性修养。

　　古代经典中有很多关于家教的案例，有亲为教诲的，也有先世语录或专门编成家训传之于世的。如孔子教子，曾子杀猪教子以及诸葛亮、范仲淹、司马光等人的教子，还有颜氏家训、包拯家训、朱子家训等。这些案例成了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体现了美德的传递，并在社会上起到很大的作用，充分体现了古代名官对后代德行的重视。他们不仅在家训格言中简练概括了自己为人为官的价值追求与操守，还将其转化为对后人的期望，以维持崇高的家声。

　　《论语》中曾记载孔子对儿子孔鲤的一段教育。有一次孔鲤从庭院路过，碰到父亲站在那里，被叫住问：学诗了吗？孔鲤说，没有。孔子就说：不学诗，就不懂得说话。孔鲤就开始学诗。又一次，同样的场景，孔子问：学礼了吗？孔鲤说，没有。孔子就说：不学礼，就不懂得立身。在教育儿子时，孔子并不说太多的话，而是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将自己所看重的德行品行人格操守等通过“学诗”“学礼”传递下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言传身教，培养了后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使孔子家族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绵数千年而声名不落、礼法昭彰的家族。

　　孔子的弟子曾子，生性鲁钝，但极重视道德操守，自身行为不肯有一毫差错，他对后代的教育也是这样。有一次，曾子的妻子要出门一趟，为防幼子哭闹，就跟他说：等回来就杀猪给他吃。后来曾妻回来，曾子就要去杀猪，妻子阻拦说：那是跟孩子开玩笑的，不能当真。曾子说：跟小孩子不能开这样的玩笑。小孩没有知识，都是跟着父母学，听父母的教育。你现在欺骗他，是教给他欺骗。母亲欺骗孩子，孩子就不相信自己的母亲，这不是正确的教育啊。于是就杀猪煮了吃了。曾子杀猪教子，是为了告诉儿子以后要做一个讲诚信的人。现在有一些父母在教育小孩时不注意，随意许诺，但不兑现，口惠而实不至，久而久之，孩子就易形成惯于欺骗、说假话的习惯，这样的人如果为官，是很难以诚待人、秉公执法的。

　　孔子是圣人，曾子是贤人，他们对后代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为后人树立了榜样，特别是饱读圣贤书的士人官员们，略有志向者无不把门风家教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无不希望后人成为顶天立地、人格健全的君子。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这就是诸葛亮的《诫子书》，短短八十余字，精练表达了自己所看重的价值追求和修身做人的方法。“静”“俭”“接世”，宁静简约并建立功业，这岂不就是诸葛亮自身的写照？诸葛亮青年的隐居修学，待时后举，茅庐朴素，不求闻达，不就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吗？后来经“三顾茅庐”，凭着忠心广才为蜀国立下汗马功劳，不就是“接世”之行，对“悲守穷庐”的反对吗？他以自身的德行训诫后人，希望后人能够以宁静淡泊修身修学，成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并建立功业的君子贤人，其中价值和方法的传递可说是古人家教的典范。

　　北宋显宦范仲淹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望的一位贤臣，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清廉节俭，爱民如子，所到之处官声甚盛。范仲淹十分重视家风，他一生为官清廉，以俭持家，最看不惯奢侈浪费。在他儿子范纯仁结婚的时候，女方知其节俭，无其他要求，只是希望能使用罗绮作为幔帐，却被范仲淹一口否决，他说，绝对不能因此坏了家法，如果他们送来这样的幔帐，也一定要将它烧掉。但节俭并不意味着吝啬，而是把东西用在该用的地方。一次，范仲淹让范纯仁到外地给家里运麦子，范纯仁在途中遇到老朋友因无钱葬亲在外逗留，就将所有的麦子都给了他，回家后因这件事受到了父亲的表扬。可见，范仲淹是把对儿子品德的培养放在首位，他一共有四个儿子，分别是范纯佑、范纯仁、范纯礼和范纯粹，他们都延续节俭的家风、中正的品格，在为官之时以天下为己任，皆成名臣，这与范仲淹成功的家教有很大的关系。

　　《资治通鉴》的编纂者司马光也是北宋时期的一位重要官员，他一度做宰相，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颇有争议，但他一身行为不愧于君子之名，当代后世俱有所称。司马光与范仲淹一样，在“俭”字上要求很严，他严以律己，抵制奢侈铺张，看轻个人财物，以天下为己任，也将这一重要德风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司马康。

　　司马光曾为文《训俭示康》，专门强调俭的重要性。他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并且还分析了节俭和奢侈在人身上的作用。他教育司马康一定要从节俭做起，不然为人会有贪心，招致祸端，做官也一定不会清廉，走入贪赃枉法的道路。他还要求要把这个家训传承下去：“汝非徒身当服行，当以训汝子孙，使知前辈之风俗云。”可见司马光对子孙家教的何等重视。而司马康也秉承父亲教诲，为人节俭，做官清廉，史书上说他“为人廉洁，口不言财”，连皇帝所赐财物都不要，并评价他“济美象贤”，可说是很好地延传了司马家风。

　　北宋还有一位名臣包拯，他清峻正直，官声卓著，深得百姓爱戴，时至今日，各地仍有不少关于他的许多传说。包拯一生清廉节俭，处事公正严明，大公无私，不畏权贵，眼睛里容不得一点沙子，甚至屡次顶撞皇帝。他平常言容庄肃，不苟言笑，对家人的要求也极为严格。他曾留下几十字的家训，深刻传达了他以自己为道德标杆对子孙后代的要求：“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包拯对贪赃枉法之事深恶痛绝，绝对不能忍受后世子孙有如此作为者，乃至于将他们赶出家门，实在是十分严格的家教。时至今日，包氏子孙依然因有如此祖先而倍感光荣，因有如此家训而互相训诫，可谓官德之传，千百世矣。（来源：《学习时报》；作者：王杰，国际儒学联合会宣传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