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是中国家训的“起始期”。周公首开中国家训先河，他的《诫伯禽书》就是先秦家训的代表作之一。我们熟知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句话，赞的是周公勤勉谦恭、求贤若渴的品格，说的却是周公训诫其子伯禽的事。成王要将鲁地封给周公之子伯禽，周公告诫儿子时特意强调：“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周公是周成王之叔，因成王年少即位，他尽心尽力辅政成王，礼遇天下贤能，建立典章制度，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周公以自己“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亲身实践，告诫儿子怎样去选贤任能、治国理政，可谓语重心长。
秦汉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家训的“发展期”。秦汉以后，大量有关家训的文本文献开始出现，通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完善，家训中的许多基本概念逐步形成，传统家训开始形成体系。这一时期，许多家训名篇及其演绎的家训故事传为美谈。西汉太史令司马谈的家训《命子迁》成就了其子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于是便有了“没有《命子迁》，就没有《史记》”的说法；三国蜀相诸葛亮既有《诫子书》，又有《诫外甥书》，于是这位“智慧化身”的“双诫”也被人们视作他的“家训智慧”；南北朝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传统家训的集大成者，被后人誉为家教典范，广为征引，反复刊刻，有人赞叹“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虽然把《颜氏家训》看作是“家训之祖”显然有失准确，但《颜氏家训》的确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标志着中国传统家训真正走向了成熟。今天我们时常看到听到的诸如“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与瞑目而无见者也。”等等这些名言警句，都出自《颜氏家训》。
隋唐和宋元时期，是中国家训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家训在进一步成熟的过程中走向繁荣。韦世康家训、唐太宗的《帝范》与《诫皇族》、欧阳修的《诲学说》与《与十二侄》、包拯家训、朱熹的《家训》、袁采的《袁氏世范》等，百花齐放，各有特色，蔚成了中国家训的壮观景象。在这些家训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当属包拯家训和《袁氏世范》。北宋时的包拯有“包公”“包青天”之美誉，以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著称于世，他的家训只有37字，却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并让其子包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其人其训，跃然碑上，让人肃然起敬。南宋时的袁采，虽只是个小县令，但他同样以廉明刚直著称于世，而且很重视教化一方。他撰写的《袁氏世范》是中国家训史上与《颜氏家训》相提并论的一部家训著作，被称为“亚训”，传世之后，很快便成为私塾学校的训蒙课本。历代士大夫都十分推崇该书，将它奉为至宝。
明清时期，是中国家训的“鼎盛期”。明清两代撰写家训的风气更浓盛，家训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往，内容也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领域更为扩大。既有一般的家训，也有专门训诫商贾的家训；作者既有帝王显宦、学究宿儒，也有普通百姓；形式上既有长篇鸿作，也有箴言、歌诀、训词、铭文、碑刻；方式上既有循循善诱的说理激励，也有家规族法的惩罚条文，等等。中国家训的发展历史由此达到顶峰。这一时期的家训代表作有庞尚鹏的《庞氏家训》、袁黄的《训子言》、姚舜牧的《药言》、杨继盛的《杨忠愍公集》、朱柏庐的《朱子家训》、李毓秀的《弟子规》等。这其中的《朱子家训》和《弟子规》，堪称明清家训的扛鼎之作。明末清初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用一生教授乡里的实践撰成《朱子家训》，成为有清一代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教子治家的经典家训。而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李毓秀的《弟子规》虽只有360句、1080个字，却成为广为流传的儿童读本和童蒙读物，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响。
清代后期开始，家训开始走向衰落，不过在衰落的过程中也有几许亮光。譬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人，在对家人子弟的教育指导上，在传统家训中也掺进了一点点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现代因素，但终究因时代所限没能形成大气候。现代以来，家族传统观念逐渐被看成是一种思想和道德桎梏，加上受西方思想和现代文化的冲击，家训文化的影响力已逐渐减弱。
中国家训给了我们哪些“训”
中国家训源远流长，流传至今比较有名的家训大多是帝王将相、仕宦之家和士大夫的各种作品，至于更多的平民家训，有的可以从各种族谱家谱中找到，绝大多数只能在家庭家族内部口口相传了。但不管是哪类人、哪种形式的家训，都可以找到许多共同的内容。
总起来说，中国家训给我们的训诫内容是“一条主线”和“三大主题”。
“一条主线”就是“尊儒”。孔子和孟子两位“圣人”完备地创立了儒家学说，其核心思想，就是强调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这种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的理想社会，而要建立这种理想社会，每个人必须要有“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思想、学识和道德修养。在我们今天见到的所有家训中，他们谆谆告诫子孙的，几乎全都是儒家的人生理想、生活信条、处世哲学、审美情趣和为学方法等等。即便是“叛逆”“高傲”如“竹林七贤”之一嵇康这样的思想家、文学家，到最后也不得不向儒道低头，在遗训中告诫儿子：“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
中国家训的“三大主题”，包括“齐家治国之道”“为人处世之道”“读书治学之道”。
“齐家治国之道”，主要指的是“齐家治国”的理想。中国家训中，讲“齐家治国”人生理想与信念的随处可见。周公辅政时教导侄子成王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后来，这句家训成为诸多帝王教育后代的名训。因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次新朝建立时，开国之君都重视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以家训教导子孙励精图治、不要贪图奢华生活，以免重蹈覆辙。自周至清，汉高祖刘邦的《手敕太子文》、汉武帝刘彻“尝而后知其甘苦”的家训、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与《诫皇属》、宋太祖赵匡胤“仁慈待人”的家训、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太祖宝训》、清圣祖康熙的《庭训格言》与《圣谕十六条》、清世宗雍正的《圣谕广训》、清高宗乾隆“以德遗后者昌，以奢遗后者亡”的家训……一个个在中国历史上踏下坚实脚印的帝王，都用家训要求和鼓励他们的后代致力于“奉公勤政，报国恤民”，实现“齐家治国”的理想。
“为人处世之道”，主要指的是“为人处世”的原则。中国家训中，讲如何“为人处世”的比比皆是，其中讲得最多的是“孝道”“勤俭”“谦恭”和“助人”等。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朱子家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清理学家张履祥在《训子语》中说：“子孙以忠厚谨慎为先，切戒捐薄。”被朱元璋赐以“江南第一家”美称的郑氏家族在《郑氏规范》中屡屡训示子孙要体恤孤寡贫穷，好善乐施，譬如借粮给穷苦乡亲不得收息，经常修桥补路“以利行客”，炎夏时节在大路旁设茶水站“以济渴者”等等。《颜氏家训》一开篇就概括性地阐述了著立家训的目的：“吾家风教，其基本内容无外乎要家人清白做人，自立自重，忠君爱国，宽柔慈厚。”《弟子规》在总叙中则具体列述了弟子“为人处世”与学习上的守则规范：“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
“读书治学之道”，主要指的是“读书治学”的方法。中国家训中，讲“读书治学”方法的随手可拈，其中“德才兼修”的方法最值得称道。这种方法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训诫子弟读书并不仅仅是为了子弟入仕，而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训诫子弟读书教导子弟做人的道理，“修身”第一，“仕进”第二。教育家孔子对儿子孔鲤的家教就是这样，他教导儿子不仅要学“诗”，更要学“礼”，因为“不学诗无以言”，而“不学礼无以立”。孟子母亲更是用“买肉啖子”“孟母三迁”“断机教子”这一套“组合拳”的“身教”家训，教出了一个“亚圣”。这个特点一直在历代家训中得到传承，明末清初理学家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说：“士大夫教诫子弟，是第一要紧事，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另一个特点是把训诫子弟读书与立志联系起来，与“齐家治国”和“为人处世”融为一体。西汉文学家孔臧在《诫子书》中说：“人之进退，惟问其志。”明著作家郑晓在《训子语》中告诫儿子：“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学非记诵云尔，当究事所以然，融于心目，如身亲履之。南阳一出即相，淮阴一出即将，果盖世雄才，皆是平时所学，志士读书当如此。不然，世之能读书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