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是外来语，产生于18世纪后半叶的欧洲，由孟德斯鸠、赫尔德、黑格尔等人先后在不同意义上提出和论述。它与民族意识、民族自治，民族国家，以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潮出自同一背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民族主义话语。
作为历史概念，“民族精神”带有明显的两面性。
在民族、国家内部，它是群体认同，是凝聚力，也是鼓舞人心的号角；但在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却因强调差异，强调独特，强调自我优越，而引发排外、仇外、对立、对抗。
《民族主义》一书的作者斯蒂芬•格罗斯说，在那个时代，“法国民族主义的前提即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个合格的法兰西民族的良民，那么你必须憎恨英格兰和日耳曼所有的事物。不然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国人。”
著名的北大教授辜鸿铭先生在一个世纪前所作《春秋大义》（英文书名为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即“中国人的精神”）里，曾极力赞美中国人的文雅高贵，包括纳妾，留辫子，裹小脚；还说慈禧是“中国文明所培育出的女性之最高典范”。他把中国人的性格和文明归纳为深沉、博大、纯朴。说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但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但不纯朴。法国人虽然灵敏，但既没有德国人的深沉，也没有美国人的博大，又没有英国人的纯朴。因此他们都无法懂得中国人的精神。辜先生可以算是一个博学而可爱的民族主义者。其民族自尊，优越感和爱国之心是显然的，而排外，民族歧视也是显然的。
因此之故，尽管“民族精神”在催生欧洲民族国家方面厥功至伟，但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后，这一词汇，在欧洲的政治生活中基本已被弃用。
并不是说“民族精神”只能走入历史。
它还有另一面：“民族精神”在激励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培育爱国主义和高尚情操，鼓舞各国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权主义，以及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奋发图强等方面，曾经是，至今也仍然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
综合上述两面，我们不能不考虑：当“民族精神”这样一个内涵的复杂，又具两面性的历史性概念走入当今时代的时候，该如何趋利避害，并赋予其新的理念，新的阐释，新的价值？
因为，从民族主义席卷世界的18世纪，到以全球化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志的21世纪，人类毕竟又走过了将近300年的历程；时代主题变了，世界格局变了，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总则以及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均已发生巨大变迁！
国人对“民族精神”并不陌生。百年以来，从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再到一代又一代学者文人，对这一概念已有诸多论述。
近年，习近平总书记更站在不同以往的视域和高度，一再阐述中华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精神等重要议题。
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有可能在“民族精神”的讨论和思考方面有所超越。
何谓超越？对于思想而言，超越不是另起炉灶，不是推倒重来，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在已有历史的延长线上继续拓展，寻求与时代同步的新论域、新境界。相信这也就是冯友兰先生主张的，不仅要“照着讲”，而且还要“接着讲”的意思
如何“接着讲”？
（一）向后看，目的是为向前看。
“民族精神”，总是与传统、与历史连粘一处。但传统的赓续方式也是不断调适。而“历史”，从精神层面说，也只能属于当代。
思想化的历史。历史化的思想。
任何时代，任何人，凡欲标举一种思想，一种精神，必然出于当前之需。
因此，讨论历史，讨论传统。讨论“民族精神”，看起来是回溯，是向后看，而目的却是向前看。
向前看，就须有所变。
从前，凡讲“民族精神”，往往是为了突显自己的民族性，独特性、差异；以此区分“自己人”和“外人”，区分“我们和他们”，取向是“分”。分别、分际、分化。
而今终于认识到，人类的趋势是“合”。从古到今，人不断聚合，群体不断变大。包括战争，其结果也往往是更大规模的聚合。
纵然多元是历史，甚至是现实，但聚合、融合、一体化却是趋势，是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合作共赢，和平发展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思想，理念，倡议，更加明确地昭示了上述趋势。
基于此，讨论“民族精神”，就不应因袭于从前的“分”，而应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求有益于“合”精神要素，比如“厚德载物”所体现的包容精神，“万物并育”所体现的共生原则，“和而不同”所体现的协和态度，等等。
假如过去的两个世纪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以“自强”为唯一梦想，那么今日之梦，则于“自强”而外，更包含着“厚德”，包含着超越国家，超越民族的人类主义，世界主义。
爱自己也爱他人，爱我们也爱他们，爱家乡也爱他乡，爱本族也爱他族，爱祖国也爱他国。人类终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认识到，这个世界已不再有他乡、他族、他国。所有的人，所有的族群只有一个家，地处银河系猎户臂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小星系，它叫地球。
假如历史终将再次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是因为中华民族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曾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为在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消弥隔阂，消弥歧视，消弥对立，消弥战争，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没有什么精神，比这更为伟大。
（二）“以文化言，非以血统言之”，意味着什么？
仅仅五、六十年之后，兴起于欧洲的民族主义就开始演变，演变为可怖的种族偏见、岐视、暴力和迫害。
虽然第三帝国兴起时张伯伦已经去世，但这个被称为纳粹先知的英国人（后归入德国籍）在其《19世纪的基础》一书中宣称的雅利安人至上论和日耳曼种族中心论，却是希特勒及其纳粹主义的精神指引。他们以高贵的、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日耳曼人也在内）受到犹太人的“血液污染”为由，疯狂杀戮犹太人的罪行迄今仍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恐怖记忆。
祸根在于所谓族群优劣，人种优劣。
华夏时代的中国人，虽然曾以“蛮夷戎狄”称谓周边的渔猎族群和游牧族群，也曾发出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感叹，但时及近现代，中国人在接纳西方“民族”概念与民族主义的时候，却并没有接纳他们的种族主义。原因何在？
原因在于，以华夏族群为核心的汉族，原是像滚雪球一样，在几千年时间里，由许许多多不同族群渐次“混合而成”（梁启超语）！连唐宗宋祖的“族籍”和“国籍”都极可疑，哪里会去计较什么血统。这种特别的历程让中国人对种族主义具有了一种特别的免疫力。
民国人物，后成为中共秘密党员的杨度先生，曾于1907年作《金铁主义说》，指出“一国与一国之别，别于地域”，“一族与一族之别，别于文化”，他认为“中华”一词，“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又说“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非以血统言之”，“华为花之源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形容血统之奇”。
近期美国一再爆发种族骚乱。对比之下，可知中国人不重“血统之奇”，而重“文化之美”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态度，以及在人种、族群差异问题上的淡漠与包容，作为一种“民族精神”，该具有怎样的典范意义和先见之明！
因为即使是当代人类学的成果，也不能证明人类肤色、发色等体质遗传方面的差异，与种群的智力、品行及发展程度相关联。
难怪不少中国学者每以“中华文化精神”表达自己心目的民族精神。说明在他们心里，二者是一回事。不仅仅如此，也许他们进而认为“文化”比“民族”更有柔性和弹性空间，更有互学互鉴的探讨余地，且更少政治性，意识形态性？
（三）兼及全民族，兼及全球中华儿女。
包括两层意思：兼顾全民族即汉族和其他55个少数民族；还要兼顾海内外中华儿女，即所谓世界华人。
“民族精神”一词是否适用于中华民族这样的多民族共同体，或是有争议的。因为它的原始含义明显指向单体民族，如法兰西民族，英格兰民族，日耳曼民族，犹太民族，等等。
我倾向于认为，复合性民族，如中华民族这样的多民族共同体，既然也是一种民族形态，自然可称“民族”。但是必须注意：
第一，各基层民族尽管长期共存，形成统一国家，但民族的分界并没有消失。如何以特定的“民族精神”体现“多民族”？这方面不宜过于简约，也不宜径直于“精神”方面把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回族看作是一个民族。
第二，汉民族人口超过10亿，乃民族人口之最，是中国的主体民族。虽然，主体不是全体。在“民族精神”上同样不可忽略其他55个少数民族的存在，仅以汉族，仅以儒家文化作为代表。
比如，中华民族包含着多个幅员广袤的草原民族，以及更多个山地民族，客观而言，儒家文化对这些民族的影响有限的，至少没有形成主流。
这在认识上虽然早已不成为问题，但在实践上，只要粗略翻阅前人有关“中国人的精神”，“中国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精神”，“中华民族传统”之类著述，就会发现大多数情况下，自觉不自觉，都是以汉族，以儒家文化代替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这个偏误，这种毫无遮掩的大汉族主义，实在不应听之任之。
第三，跨境民族，即同一民族的人口生存于不同国家的情况，在当今世界相当普遍。华人华侨遍布全球，人口数量至今没有看到确切的统计。这些人国民身份发生了改变，但民族身份仍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仍是中华文化。他们仍是中华民族之一员。中华民族仍应涵盖他们。
“民族精神”不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者是政治意识形态。而前者的分析要素既是“民族”，就应当尽量弱化政治，尽量扩大其涵盖面，扩大其适用范围，使之“内外兼通”，“以最大公约数”广泛凝聚共识，广泛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
最后想说，“民族精神”也许自来是一个见仁见智，约定俗成；适于讨论而不易结论的话语。我的建议是，不做硬性的、规定性的所谓国家修辞。
（本文为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于2017年9月19日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第四次国学论坛开幕式上的发言，9月26日修订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