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伟伦
孙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无锡县玉祁礼社人，1908年10月24日生。经济学家。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为无锡第一个中共支部的书记。1925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归国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1937年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委书记。1941年夏到盐阜抗日根据地从事宣传教育和财经工作。
上海解放后，孙冶方历任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1964年受到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时期遭迫害入狱7年。1977年后担任中国社科院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1983年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孙冶方
北京“中华世纪坛”雕塑着从古及今百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孙冶方以其对经济学的杰出贡献和坚持真理的铮铮铁骨而跻身其中，这是无锡人民的骄傲。
投身革命 不畏艰险
人们都知道，孙冶方是一位大名鼎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其实他还是一位老资格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早在1923年，15岁的孙冶方就参加了由中共党员糜文溶在家乡无锡玉祁发起成立的进步团体青城导社。这年秋天，正在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的孙冶方，经张效良老师（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为团支部书记。1924年，中共上海地委决定在无锡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孙冶方、唐光明、徐萼芳等由董亦湘介绍，成为在无锡发展的第一批中共党员。1925年1月，中共无锡支部成立，孙冶方被推选为第一任支部书记。从此他把全部精力投入革命工作，先后开办工人夜校和识字班，帮助工人补习文化，宣传革命道理。五卅运动爆发后，孙冶方领导无锡的党、团组织，开展多种声援活动，与各进步社团一起举行了一场由工人、学生、店员等参加的、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使无锡这座有着浓厚工商氛围的城市，受到一次革命浪潮的洗礼。
中共无锡第一个支部诞生场景雕塑
1925年9月，党组织决定派孙冶方去苏联学习。为寻求革命真理，年仅17岁的他远离双亲，毅然决然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在此期间，由于他不满米夫、王明等的家长作风和宗派主义领导，结果遭到诬陷打击。他们捏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反党小集团“江浙同乡会”，把孙冶方定为骨干成员，扬言要拘禁、枪毙他。后经联共、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联合调查，虽否定了此案，但王明等人还是强加给了孙冶方“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1930年9月，孙冶方根据党的指示归国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因机关遭破坏而失去了与党的联系。一天，他在南京路上碰到中山大学时的同学周天缪，正想通过他寻找党的关系，不料周己被特务盯梢，结果两人同时被捕，关押在租界的巡捕房。特务在孙冶方身上未找到任何证据，此事又正好被在莫斯科学习时孙冶方曾多次上门请教过的无锡同乡陈翰笙知道了，陈即与另一位同乡钱俊瑞一起，设法将孙冶方保了出来。此后，在陈翰笙的组织带领下，孙冶方和钱俊瑞等一起参加了一系列的农村经济调查，这也成为他后来毕生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发端。
陈翰笙
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重建，孙冶方任省委文委书记。此时上海已成沦陷区中的孤岛，斗争环境十分险恶。孙冶方冒着巨大风险四处奔波，深入群众，团结进步人士，巧妙地利用租界当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积极开展抗日文化活动。面对严酷的环境，他对新婚的妻子洪克平说：“如果晚上过了12点钟还不见我回来，你就不用等我了，那一定是我出了事。你赶紧把紧要的文件材料销毁，想法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他早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1941年6月，孙冶方辗转抵达盐城新四军军部，先后担任华中局宣传教育科科长、华中局党校教育科科长兼马列主义课教员、津浦路西地委宣传部长。抗战胜利后，历任华中分局财经委员会委员、苏皖边区政府货物管理局副局长、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在保障军队的物资供应和后方的财经工作方面作出了贡献。
探求真理 无私无畏
1955年年初，孙冶方被任命为刚刚建立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后又调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深感责任之重大，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用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上。1958年，全国正在“大跃进”的热潮之中，许多地方用小高炉炼铁，根本不计成本，炼出的却是一堆废铁；在农村，因刮“共产风”，吃“大锅饭”，造成严重后果。为此孙冶方接连向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写了10多份报告，坦言“大跃进”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看得太简单了，犯了唯意志论的毛病，指出“就速度和比例二者的关系来说，不能说速度是主要的，而应当说比例是主要的”。他针对企业生产不计成本，怕讲利润的现状大声疾呼：“要恢复社会主义利润指标的名誉”，明确提出“要以最小的劳动消耗获得最大的有用效果”，“利润是抓好企业的‘牛鼻子’”等一系列具有真知灼见的经济观点。然而曾经当面赞同过孙冶方的康生却在毛泽东面前说：“苏联有一个利别尔曼，可是中国还有一个比利别尔曼还要利别尔曼的，那就是孙冶方。”从此，孙冶方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康生、陈伯达等人先后组织了39次对他的围攻批判。但孙冶方不惧权势，不怕围攻，他只要求有“答辩权”。他说：“我不需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答辩权，允许我反批判”，并表示“利润问题涉及原则，我的立场就是寸步不让!”由于在理论上批不倒、压不服，康生等人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与张闻天（时任经济所特约研究员）打成“张孙反党联盟”，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下放北京郊区房山县“劳动改造”。
孙冶方经济学观点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价值规律的内因论。1964年在一次辩论中他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1978年他再次在《光明日报》以此为题发表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理论观点。1979年4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与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在无锡举办“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主题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孙冶方和薛暮桥共同主持了会议，孙冶方在会上作了《价值规律的内因论和外因论》的学术报告。
身陷囹圄 矢志不移
“文化大革命”开始，孙冶方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精神上、肉体上受尽折磨。1968年4月5日，康生下令将他投入秦城监狱单人囚禁。面对厄运，他坦然地对家属说：“死不足惜，名誉毁了也不要紧，但是我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形成的观点不能丢，我要为真理而活下去。”
在狱中他经过多次斗争，才被允许阅读马恩和毛泽东的著作。他说：“现在我最大的奢望就是在死以前多读些马、恩、列、斯、毛的书，活一天，总要学习一天，改造一天思想。领导上或许认为我这个顽固头脑的改造是没有指望的了，但是我自己还没有绝望。我还想在死以前对自己的经济学思想做一次清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野心，在死之前，在监牢里写一部既是我的自我批判，又是对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揭发和批判的政治经济学。”
正是抱着这样的强烈愿望，他在狱中精心研读着一部又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无纸无笔的情况下，他用指甲在一些重要段落和论述的旁边刻画各种符号，或夹上用糖果纸、香烟纸等做成的“书签”。这些符号和书签，包含着内容极其丰富的摘要、联想和心得体会，是一篇篇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的奇特的读书笔记。与此同时，他以惊人的毅力，在脑海里构思着《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提纲。他一遍又一遍地打着腹稿，为怕忘记，他竟先后默默地将这部22章、183节书稿的提纲背诵了80多遍。
《社会主义经济论稿》
1975年4月10日，囚禁了整整7年的孙冶方被放了出来。军管会的一个人找他谈话，说他的罪行是严重的，要他悔过自新，将功赎罪。孙冶方回答：“我不知道为什么坐牢，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把我放了，既然你代表组织跟我谈话，那我就谈三点，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明确表示“个人恩怨我从不计较，理论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楚，符合真理的观点一个也不放弃!”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走出监狱的孙冶方，瘦骨嶙峋，容颜枯槁，满身伤痛。但他坚强淡定，乐观面对。他一边在京养病，一边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命运。此时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活动十分猖獗，张春桥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机，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文中对马恩的有关论述断章取义、肆意歪曲，孙冶方看了非常气愤，当即写了一篇批驳的文章，要送中国科学院学部。夫人洪克平怕他再遭牢狱之灾，劝说他别往上送了。但他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坚持送了上去。不久，江青便在大寨的一次讲话中点了他的名，说“孙冶方又要翻案了”。他听到后坦然地说：“我有什么案可翻？至于经济学问题，我可以同她争论。他们把经济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也是我孙冶方的罪过吗？”
江青反革命集团垮台后，孙冶方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一个有见解、有骨气的经济学家应当得到的尊重终于回到他的身边。这时他虽已疾病缠身，但他主动申请到贵州等边远地区调查，一路上所见，生产秩序混乱，物资供应奇缺。接着他又去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调查，情况虽略为好些，但遭受破坏的情景同样触目惊心。调查归来，他奋笔疾书，写下了《“四人帮”的极右实质和左的外衣》一文，揭露江青一伙在极左词句掩盖下，大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同时他又从经济学的角度，写了《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一文，痛斥江青反革命集团一伙不讲利润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危害。
1979年秋，他那备受摧残的身躯得了不治的癌症，医生用了5个小时从他肝区割下了一个装满4英寸盘子的大瘤子。此后3年多时间里，他先后4次住院。他意识到生命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要尽量为国家为人民多留下一些东西来。他以惊人的毅力，先后撰写了《关于改革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等20多篇论文，完成了专著《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的修改定稿。
孙冶方遗言
1982年9月，孙冶方带病出席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中央提出的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20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充满信心。中宣部领导希望他能写篇文章详细论述一下这个问题。此时他已经感到身体不适，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经医生检查。肝癌已到晚期。躺在病床上的孙冶方，全身水肿，还不时伴有心绞痛。他知道生命已进入倒计时，他要抢在死神到来之前完成这篇文章。他在病痛中不停地构思着、推敲着，连文章的起承转合都想好了，正当他要落笔成文时，却两手麻木、颤抖，再也无力握笔了。他无奈地找来助手，以口述的方式完成了《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面且有技术经济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一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一位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特地到医院看望他，赞扬他写了一篇好文章。1982年12月16日，中国社科院机关党委作出决定，授予孙冶方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在生命之烛行将燃尽之前，孙冶方看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得到了验证，所做的工作得到了肯定，十分欣慰。两个多月后，这位一生坎坷，百折不挠的老共产党员、著名经济学家，在北京医院病房里安详、坦然、无憾无虑地走了，时钟定格在1983年2月22日17时0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