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内蕴深厚与否，由“传教者”思想洞察力决定。
左宗棠一生以军事著称后世，原因在他善于制定战略。
左宗棠的战略水平之所以高人一筹，在于他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人不同：一地的事情，他习惯放进全局中去分析；一时的事情，他习惯放进历史中去考察。事情有了历史纵深感，也就了然于胸。
左宗棠将这种思维方法用于分析自身，对自己从哪里来，此生应该做什么，又将到哪里去，想得清清楚楚。
他的根据是：从左氏祖先繁衍时起，已历数十代人，人数成千上万，将左氏放进全球里去看，湘阴左氏只是其中一个分支。左宗棠是谁？湘阴左氏这一代人中的一个。个人的繁衍，家族的兴衰，此生的尊卑荣辱，看上去很了不起，其实真看清楚了，也只是历史中的一段。
左宗棠说：中国姓氏、宗族万千，为什么有些家族崛起，有些家族衰落？世上没有谁可以无缘无故地崛起，也没有谁会无缘无故地衰落。崛起还是衰落，祖宗那里可以找到原因：
祖宗如果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好事，则个人的成长环境，从小健康积极，这样的人走进社会，社会帮助他的人就多；反之，祖宗如果做了许多恶事，则历代累积下来，家族文化扭曲，社会关系紧张，后人从小的成长环境负面消极，从小人格不健全，社会上的人敬而远之，厌恶、拒绝帮助他的人也多。
这样两类家族，置身同一个时代竞争，差别显而易见：积德累善、有益于社会的家族崛起；无德有恶、有害于社会的家族衰落。
左宗棠分析家族的思想，来自《易经》。《易经》若用术语表达，抽象艰涩、内容复杂，普通读者很难看懂。但它的核心价值观一经说出，谁都能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一部《易经》，核心在说“因果”。“因果”本来是佛教的专有名词。佛教将“因果报应”分三种：现报、生报、速报。报应的具体表现为“六道轮回”，人在“天道、人间道、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轮回降生。
佛教的“因果”有能自圆其说的逻辑，但带给人最大的困惑是，只能相信，无法证明。《易经》与佛教在“因果”上的差别是什么？《易经》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套完整的，可以看得见、找得到的证据。任何一个人只要有耐心总结自己家族百年历史，都可以清晰看出其中的因果逻辑链。
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考量家族，纵向分析，横向比较，左宗棠想清楚了人生的根本问题：个人活在世上的时候，作为家族一代人中的一个，崛起靠自己努力，但主要依赖祖宗积德累善。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努力”，前四者都由祖宗给定，个人努力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发挥。将自己放进家族中看，若干年后也会成为祖宗。个人努力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后代。要想给到后人最好的遗产，唯一能做的就是积德累善。
想清楚了这些，左宗棠不聚财。他认为世上最大的悲剧是后人“蠢而多财”。从小捧着金饭碗长大，本事没学一点，嗜好滋生一堆，每天坐吃山空，人家觊觎你的财富，自己又没本事守得住，父亲一死，首先倾家荡产，最后断绝子孙，这难道不是家族悲剧？财富简直是家族的慢性毒药。
左宗棠选择散财，这与其说是无私奉献，不如说是运用新“义利观”权衡后作出的一种精明计算。后代“蠢而多财”与“贤而寡财”两大选项，历史上多数显贵选择了前者，左宗棠果断选择后者。他的理由是，后代“蠢而多财”，必然导致“蠢而寡财”，选择“贤而寡财”，就总有希望“贤而多财”。
因为社会财富竞争，说白了是贤愚竞争、能力竞技。因此，“子孙强于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在世时散财行善，内可以正家风，外可以广人缘，这才是治家的苦口良药，是真正的发家强族之道。
左宗棠这种“积德累善”观念，也是受家风熏陶与影响产生。
湘阴左氏始祖叫左志远，南宋时从江西迁到湖南，世居湘阴东乡左家段。
左志远有个儿子叫左汤盘，读书了得，考取过宋朝嘉定年间的进士，在浙江省做过采访使，掌管检查刑狱和监察州县官吏。
明朝万历年间，家族又出了个显赫的人物，九世祖左天眷。左天眷做过唐县知县，后升做辽东监军道，直接对总督负责。左天眷因工作成绩突出，后被提拔做辽东经略（相当于巡按）熊廷弼的军事参谋长。
这一代中，左天眷堂弟左任庵也是个出色的读书人，他最醒目的特点，就是骡子脾气，倔强清高。赶上张献忠杀进长沙府，左任庵被威逼出山做官。为捍卫士人气节，他严词拒绝，被张献忠当场杀害。此后，湘阴左家沉默于乡间，再无闻人。
进入清朝起，湘阴左家以读书耕田为本，也没人出山做过官。
左宗棠曾祖父左逢圣读书为生，是邑痒生，县城秀才，舌耕养家。左逢圣一生有两大特点，一孝顺，二慈善。族谱上记下他一则故事：一次，他在外教书，碰上爷爷病重，饮食起居完全不能自理，左逢圣将爷爷弄坏的脏衣服用盆子端到河边洗，边洗边想起爷爷，不禁痛哭流涕。
他教书虽然没挣多少钱，小日子过得紧巴，但心慈人善，在本县人口流动频繁的高华岭设立一处茶室，自己买茶烧水，免费供往来行人解渴。 1752年（乾隆十七年），湘阴发生大水灾，民众颗粒无收，左逢圣找有钱的富户合伙，在湘阴袁家铺开了一个粥厂，免费救济灾民。为了办成这桩义举，他不惜将唯一的一件上好的衣服卖给了典当行。
左宗棠祖父左人锦是国子监生，一等秀才。虽然舌耕为生，家境不宽，但继承了左逢圣的慈善家风，曾仿照社仓法，在县城修建“族仓”，以应对灾荒年月。左宗棠记忆里，祖父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人，平时在家里闲居也一脸严肃，为了帮助邻里乡亲和睦，救济村里那些贫困到难以自养的人，总是不遗余力。
“先生律躬之严，闲家之肃，敦睦家族推济邻里之义，余于是而又知其世德相济，积累深厚。”
父亲左观澜留给左宗棠最深的记忆，是个穷困的好人。左观澜为人勤恳，爱好慈善，但国家整体衰落，经济日益萧条，而养大6个子女，花光了他所有积蓄，歉收年份，家里要等着钱买米下锅。但历代积德与逆境磨砺，最明显的好处是让左宗棠与二哥左宗植特别发奋， 1832年双双考中举人，成为家族史上两百年未有的荣耀。毕竟，到父亲一代，湘阴左家已历7代秀才。
700多年家风传承，左宗棠继承得最好的是孝顺与慈善。
受家风熏染，左宗棠的慈善义举，在21岁那年便表现醒目。四子左孝同在《先考事略》中记载，左宗棠第一次进京会试缺钱，新婚妻子周诒端将娘家带来的金银首饰卖了100多两银子送他做路费，临行前夕，左宗棠的大姑妈朱老夫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找上门来求救，左宗棠一感动，一手相送。如不是亲戚朋友再次凑齐这笔钱，第一次会试就泡了汤。
左宗棠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慈善活动，发生在1848年。当时湘阴遭遇洪灾，全城被淹，举乡逃难。左宗棠发起义务捐赠倡议，募集了5000多两白银，办成粥厂义务救灾。这次花光了家里全部积蓄，只剩环睹萧然的四墙。
做上浙江巡抚，左宗棠年收入在4万两白银左右。随着官越做越大，品级越来越高，“陋规”外快也多得惊人，仅陕甘茶马使一职，为他累积了38万两白银。
面对祖辈700年未有的巨额财富，左宗棠不但没有欢喜，反而充满了警惕与忧患。钱多在社会好办事，但对家族并不见得是好事，他的办法，是大笔捐款。
为什么要大把捐钱？除了前面的“心安”、独特的“名利观”，还缘于他读《易经》，悟出人类社会有个平衡法则。人在一个地方得到，老天必会在另外一个地方让你失去，以实现总体平衡。这种因果，有时是当代出现，有时会隔代循环。
凭《易经》参透了人世“阴阳平衡、好坏转化”规律的左宗棠说：“富贵怕见开花”。因为花开之后便是花谢。又说：“暴得大名不祥”。因为骤然发迹者易骤崩。没有积淀的富贵，瞬间改变家人固有的发展轨迹，打破了家族成长的规律，拔苗助长，像鸡笼里冒出黑孔雀，不是好事，反预示大灾。要想不财多累孙，发达后多做慈善，主动放弃钱财。
《易经》里有句话：“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君子一方面自强不息，一方面对处境心存警惕，有一种忧患意识，才有望免除荣耀带来的灾祸。左宗棠将这句话刻在心头，对照自家检点反省。他劝孝威不要考进士，很大程度上还因为他知道儿子天资只有中等，所以17岁就中举，很可能是湖南主考官冲着自己面子给的。
左宗棠对此颇不以为然，儿子没有高水平，靠关系占了寒门子弟指标，堵死他们的上升通道，一方面自己于心不安，同时为儿子才不及位担忧。人是高是下，得靠真本事，这样才能免得长忧。这看似在对社会负责，其实首先在对后代负责。
8个子女中，长女左孝瑜能干又孝顺，最像左宗棠。嫁给陶桄后，闲居安化小淹，日子悠然清淡。她看不得丈夫清寂，一天到晚吹枕边风，劝得陶桄捐了个道台。用今天话说，花钱买了个市委书记。左宗棠知道后，气恼不已。但朝廷准许买官，自己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开始考虑长远，怎么刹住后人这股刚冒出来的“求官风”？他拿孝瑜作反面教材，写信告诫儿子们说：你大姐这个人啊，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一心怂恿少云去当官。当官真有她想的那么好？我看不见得。她是不知道当官的难处与苦恼，你等着看吧，她将来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意识到家大族大，族内缺少灵魂，自己辛苦打下基业，不出百年将走向毁灭，左宗棠开始焦虑：是时候得好好想清楚，自己辛苦大半辈子，到底为了什么？
国家的事，已经问心无愧。家人呢？不理想。哪有人能平定天下却治不好家的道理？！
但治家似乎不见得比平天下容易。眼下，后人各想各路，有衰落迹象。自己死后，到底还能给儿孙们留下什么，给百年后的左家留下什么？
顺着这点往下想，左宗棠彻夜难眠。以前，他只为四个儿子成长困境失眠。
担忧的很大原因是，最近20多年里，他已见过太多富贵之家一夜衰败的事情。远的不说，湘潭岳父周衡，本是以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级别退休，当年何等荣耀。现在两个外甥纨绔得厉害，书没读好，事不会做，又抽鸦片，数万两银子，能经得起数十口人几年折腾？
如今要靠从自己这里谋点差事，混点银子，勉强度日。亲家陶澍呢？位居两江，官拜宰相，名动中国，不谓不显。但死后骤然萧条，虽留下几万两银子，但安化小淹陶家为争菲薄的遗产，已经闹得四分五裂，各类募捐也时常找上门来，东敲一块，西敲一笔，曾国藩办湘勇时还绑架逼捐，陶桄如今只能靠爵田收租维系家庭正常运转。
曾国藩呢？拜相封侯，号令天下，名震朝野，不谓不重。但他一生清廉，工资全用于国事，死后只余下区区1万多两银子，又几乎全部用来办丧事，曾纪泽、曾纪鸿兄弟又非常重情，吊丧者所赠礼金多数返还。曾国藩一生没留下一分钱遗产，好在纪泽、纪鸿争气，能独当一面，但曾氏子女众多，如今有些还要靠自己接济，才能勉强维持下去。
看来，高官无论贪婪还是清廉，富贵还是安贫，都很难走出“富贵陷阱”。
左宗棠是个心思很重的人，这个“富贵陷阱”切实将他难住了。想了数个夜晚，比较了各种可能性，在脑海里预演、推断了家族的各种结局，左宗棠终于想明白了。他提起笔，给子侄写下一联，要求刻在湘阴左氏公祠门上，作为族训：“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是好子弟，耕田读书。”
翻译成白话，要成为显门旺族，靠祖辈历代多做善事；要出好儿孙，靠鼓励种地读书。两者都做好了，家族才能百年兴旺，屹立不垮。
今天仔细分析这看似普通寻常的16个字，可以看出是左宗棠对家族苦心孤诣斟酌后确定的一个巧妙设计。
为什么不定位于“仕读传家”？入仕是读书人本分，也是主业，能够实现固然很好，但国家官位有限，后代有才干且性格适合做官的人不会多，尤其做官的机会与平台，百不一遇，终归不能定为家族主业。家族要兴旺，扎根于“耕读”。也就是做乡绅，民间读书人。
民间读书人家庭，介于国家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社会地位、声望、财富，高过普通民众，又低于管理者。这种身份像脚跨朝廷门槛，进可做官，退可做民，即使不进不退，仍可以做社会中等阶层，符合中庸之道。子孙后代不管才人辈出还是平庸守常，乱世无倾覆之祸，治世无衰退之忧，家族都是“不倒翁”。
按照自己的定位设计，家族固然可以求进保不退，但怎么保证自己死后族训不改？人死不能说话，核心靠家风熏染。家风胜于家教、家规、家法，在于它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家风说一千道一万，核心是“积德累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