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知北游
奚仲古传为造车的始祖，故被奉为“车神”，是枣庄市较早的历史名人之一，但是关于他的一些问题，现在实际上还没完全弄清楚。这里就一些古书的记载，略谈谈个人的看法。
首先是奚仲的世系，先秦的古书里唯一记载奚仲世系的，不是官修史书，而是被视为“语怪之祖”的《山海经》，更准确地说是《山海经》中的《海经》。因为《山海经》这本书本来是没有的，是汉代的刘向、刘歆父子在领校中秘的图书时，把古书《五藏山经》和《禹本纪》合编在一起，题名为《山海经》。[1]《五藏山经》就是《山经》部分，《禹本纪》就是《海经》部分。《海经》实际上是夏朝遗民的著作，[2]它里面记录夏代及其以前的诸多资料，十分古老，很多记载都是真实可信的古代史料，断非战国时代经过改编和整齐过的所谓“古史”可比。而其中记述的奚仲世系也应该是比较早的古传。
《山海经·海内经》云：“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
这里面的帝俊，在殷墟卜辞中称为“夒”或“高祖夒”，郭沫若认为这个夒就是帝喾，也是帝舜、帝俊，是天帝，[3]天帝在先秦也被称为“上帝”、“皇帝”，因为“皇”、“黄”音近，所以又变为“黄帝”，也就是说黄帝其实也就是帝俊、帝喾、帝舜，只不过在战国时代传说中分化了。[4]
禺号，《海经》里的另一种写法是“禺䝞”，《大荒东经》云：“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䝞。黄帝生禺䝞，禺䝞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䝞处东海，是惟海神。”据郭璞注：“䝞，一本作号”，“䝞”应当是“猇”的异体字，读音和“号”相近，所以通假。《大荒东经》说“黄帝生禺䝞”，《海内经》说“帝俊生禺号”，禺䝞与禺号是同一个人，那么黄帝与帝俊自然也是同一个人。禺号是东海之神，他生了禺京，郭璞注：“即禺彊也”，《大荒北经》里说：“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强。”禺京就是这个禺彊（京、彊古音近通假），是北海之神，同时也是北方之神，父子二人应该是古代传说中比较有名的神灵。
这里要注意的是，《海经》时代认为的“神”和后来神话中那种虚无缥缈的神不是一回事，而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人物， 所以他们会留下很多后裔，他们的后裔奉祀自己的祖先，把他们尊为神祇。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是人，死后才成为神。
禺号最重要的一项功绩，就是传下了任姓这一支，他是任姓的始祖。《国语·晋语四》里说黄帝之后十二姓中就有任姓，而根据《大荒北经》的记载：
“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谷。”
“有牛黎之国。有人无骨，儋耳之子。”
“有继无民，继无民任姓，无骨子，食气、鱼。”
“又有无肠国，是任姓。无继子，食鱼。”
这个世系是：
黄帝（帝俊）→禺号（禺䝞）→儋耳国→牛黎（无骨）国→继无民→无肠国
这其中除了牛黎（无骨）国没说是什么姓之外，其他三国都是任姓，据此推测，牛黎国也该是任姓，他们都是禺号的后裔，说明黄帝十二姓中的任这一姓就是禺号这一支的后裔。《潜夫论·志氏姓》里说：“王季之妃大任及谢、章、昌、釆、祝、结、泉、卑、遇、狂大氏，皆任姓也。”《世本·氏姓篇》作：“任姓：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这些任姓之国，应该都是禺号之后。《世本·氏姓篇》里说：“薛,任姓。夏奚仲封薛，周有薛候，其后有氏。”也就是夏代奚仲封在薛，薛是任姓，周以后有以薛为氏的。此后的姓氏书里也都这么说。我们知道奚仲是禺号的后裔，那么他以任为姓的说法就得到证实。
但是，后世的说法却有歧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之《任氏表》云：“任姓出自黄帝少子禹阳，受封于任，因以为姓。十二世孙奚仲，为夏车正，更封于薛。”又《薛氏表》：“薛氏出自任姓。黄帝孙颛顼少子阳封于任，十二世孙奚仲为夏车正，禹封为薛侯，其地鲁国薛县是也。”“禹阳”在《路史·后纪五·黄帝纪上》中作“禺阳”，是黄帝第四个妃嫫母所生，排列在禺号之前，这显然是错的（说详下）。同一本书的同一篇里，前后的说法不一致，《任氏表》里禹阳是黄帝少子，《薛氏表》又说阳（禹阳）是黄帝孙颛顼之少子，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来的。而且这个说法直到唐宋时期还不固定，所以才有这种歧异的说法。
禺号之子是淫梁，郝懿行《山海经笺疏》说：
“《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七卷引此经淫作经。《大荒东经》言黄帝生禺䝞，即禺号也；禺号生禺京，即淫梁也。禺京、淫梁声相近。”
认为淫梁就是禺彊，也就是《大荒东经》里记载的北海神禺彊，这个应该是对的。《北堂书钞》引作“经梁”，《路史·后纪五·黄帝纪上》又作“傜梁”，这是因为“淫”、“经”、“傜”形近的缘故，到底哪个对呢？我看都不对，应该是作“涳”的，“禺”、“涳”古音是疑溪旁纽双声、侯东对转叠韵，读音相近，所以通假了，只是因为“涳”字不常用，所以后人在抄书时误抄成了“淫”，《北堂书钞》又讹误成了“经”，《路史》则误成了“傜”。
而“京”字呢，古又有来纽的读音，所以凉、晾、谅、椋、倞、綡、辌等这些字都是从京声，却读来纽，和“梁”的读音相同，说明古人有把禺京的“京”读成来纽字的，所以才音变成了“梁”；又因为来纽和余纽发音方法相同（同为次浊音），称为准双声，所以后来又音变为“禺阳”。
《庄子·秋水》里又说北海神叫“若”，称为“北海若”，这是因为“若”、“阳”古音日余旁纽双声、铎阳对转叠韵，也是音近而转，其实还是禺彊。古今黄河都是入渤海的，《秋水》里说河伯是“顺流而东，至于北海”，这个北海就是渤海的古称。禺彊因为是北海神，所以后来又演变为北方神，《庄子·大宗师》说“禺彊得道，立乎北极”，《海外北经》也说“北方禺彊”，就是这么来的。
现在来看看《路史·后纪五·黄帝纪上》的一段说法：
“（嫫母）是生苍林、禺阳，禺阳最少，受封于任，为任姓，谢、章、舒、洛、昌、契、终、泉、卑、禺，皆任分也，后各以国令氏。禺号生禺京、傜梁、儋人。京居北海，号处南海，是为海司。有禺强氏、强氏。儋人任姓，生牛黎；傜梁生番禺，番禺是始为舟；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主为车，建侯于薛。”
首先，罗泌这段使用了《山海经》的材料，但是他做了大胆的改造，而且改造得比较厉害。上面说了，禺阳就是禺彊的音变，他认为是黄帝之子，这是受了《新唐书》的影响，《新唐书》的《任氏表》里说禹阳是黄帝的少子，所以他也这么写了，但是《山海经》里说禺号也是黄帝之子，任姓的是禺号之后，《海经》里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他不知道禺阳和禺号是什么关系，就没说，只是把禺阳写在前面，然后又说禺号，罗苹在注中引了《山海经》中的“黄帝生偶（禺）号，偶（禺）号生偶（禺）京”和“帝俊生禺号”，说明罗氏父子也认为禺号是黄帝（帝俊）之子，那么禺阳、禺号就该是兄弟关系，所以正文里没明确地说，算是打个马虎眼。而且他还把禺号说成了是南海神，也是搞错了。
其次，傜梁就是淫梁，也就是禺京、禺彊，这点罗氏父子没搞明白，当成了两个人，都成了禺号之子。
再次，儋人就是《山海经》中的儋耳国，任姓，但只说了儋人生了牛黎，继无民和无肠国就没说到，是罗氏失检。
淫梁生了番禺，“番”当是地名，也作“蕃”，《汉书·地理志》：“鲁国蕃”，汉代置蕃县，在今天山东的滕州。番禺最初造了舟，是舟船的始祖，这个和《世本·作篇》里“共鼓、货狄作舟”的说法不同。
禺号、禺彊、番禺的名字里都带个“禺”字，是什么意思呢？罗泌认为是地名，他在《路史·国名记甲》里说：“遇，禺也，宜即番禺。鲁襄公救成，至遇（注：十五年），鲁邑，近成，然非必禺（注：成在泰山钜平南）。王符作‘卑、过’，讹。”如果这么解释，“禺号”、“禺彊”的“禺”可以解释为地名，那么“番禺”之“禺”怎么解释？“番”如果解释为人名的话，古代没有把人名放在封地名之前的例子；如果也解释为地名的话，古籍里哪里有把两个地名凑在一起为人名的？即便有“卫康叔封”这样的名称，也绝对不能称为“卫康”。而且任姓之国里的“遇”，《世本·氏姓篇》和《姓氏急就篇》均作“过”，这是一个古国名，夏代初期寒浞曾经把他的儿子浇封在这里，称“过浇”，所以很可能“遇”才是讹的，故罗泌的说法靠不住。
我看这个就是“后”的音变，后、禺匣疑旁纽双声、同侯部叠韵，读音是很接近的。古人称主管一方的君主为“后”，禺号、禺彊应当是曾经为一国之君，后来又是主管一海的海神，所以也称“后”，禺号、禺彊就是后号、后彊，就象后羿、后益等的称呼是一样的，《尔雅·释诂》：“后，君也”，二者义同。到了后来，人们把海神称为“君”，比如汉代的谶纬之书《龙鱼河图》里说：
“东海君姓冯名青，夫人姓朱名隐娥；南海君姓赤名视，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名丘百。夫人姓灵名素简；北海君姓禹名帐里，夫人姓结名连翘。”
《太上老君中经·第十五神仙》：
“东方之神名曰句芒子，号曰文始洪崖先生，东方苍帝东海君也。南方之神名曰祝融子，号曰赤精成子，南方赤帝南云海君也。西方之神名曰蓐收子，号曰夏里黄公，西方白帝西海君也。北方之神名曰禺强子，号曰玄冥子昌，北方黑帝北海君也。此皆后神也，天地人神等耳。”
《太上老君中经》里说这些“海君”都是“后神”，“君”就是“后”，只不过古音假为“禺”而已。
“番禺”的“禺”也应该是“后”的音假，“番后”就是番国的君主的意思，类似于“夏后”、“商王”的称呼，只不过他的名字失传了。
番禺生了奚仲。奚仲之名，汉代王符《潜夫论》认为他是姓任名奚，《氏姓篇》里说：“夏之兴，有任奚为夏车正，以封于薛，后迁于邳。”可是根据古人名的通例，称“某仲”的“某”大多数是封地名，比如祭仲、虢仲、虞仲、共仲等等，那么奚仲的“奚”很可能也是个地名而非人名，“奚”就是奚仲最初的封地，《春秋·桓十七年》：“及齐师战于奚。奚，鲁地”，《左传》：“夏，及齐师战于奚，疆事也，争疆界也”，说明奚是在齐、鲁交界处的一个鲁国城邑，《路史·国名记甲·黄帝之宗》：“奚，郑樵云：‘鲁奚邑，今徐之滕东南六十青丘村有奚公冢、奚公山。’阳晔《徐州记》云：‘仲造车辙存焉。’”奚仲最初的封国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奚地，“仲”是他的排行，他上面应当还有一个哥哥奚伯，就象虢国有虢伯、虢仲一样，只是奚伯不如奚仲有名，事迹无传而已。
从禺号到奚仲，都是出自黄帝（帝俊），三代称“禺（后）”，奚仲也有封地，任姓一支后来封建甚多，说明他们都是当时比较大且知名的望族。
古人好迁徙，所以奚仲后来居薛，《广韵·入声·十七薛》下云：“本自黄帝任姓之后，裔孙奚仲居薛，历夏、殷、周四代为诸侯”，薛在今山东滕州东南六十里的地方，其遗址在今滕州官桥镇和张汪镇之间；后来又迁到邳，《左传·定公元年》载薛宰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薛也在滕州，后来迁去的邳，也称上邳，是相对于江苏的下邳（今江苏邳州）而言的，上邳在今天山东滕州南，也就是今天济宁欢城，和薛很近，因为奚仲的后人仲虺居住在这里，所以也叫“仲虺城”。《水经注》卷二十五《泗水》有段很详细的论证：
“漷水又西南迳蕃县故城南，又西迳薛县故城北，《地理志》曰：‘夏车正奚仲之国也。’《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迁于薛，改名徐州。’城南山上有奚仲冢。《晋太康地记》曰：‘奚仲冢在城南二十五里山上，百姓谓之神灵也。’……漷水又西迳仲虺城北，《晋太康地记》曰：‘奚仲迁于邳，仲虺居之，以为汤左相，其后当周爵称侯，后见侵削，霸者所绌为伯，任姓也。’应劭曰：‘邳在薛。’徐广《史记音义》曰：‘楚元王子郢客以吕后二年封上邳侯也。有下，故此为上矣。’《晋书·地道记》曰：‘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漷水又西至湖陆县入于泗，故京相璠曰：‘薛县漷水首受蕃县，西注山阳湖陆’是也。”
漷水即今滕州的郭河，一名南沙河，《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二云：“（漷水）今近出连青山，入薛河，亦谓之南沙河。自运河东徙，恐沙为漕病，筑黄甫坝遏之，北出赵沟，西会南梁水，入于运河。”而蕃、薛、邳三地都是在此河一线的，蕃的西面是薛，薛的西面就是上邳，即仲虺城，《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二云：“又上邳城，在薛城西三十里。《水经注》：‘漷水自薛县，又西径仲虺城北’，即上邳也。……《晋书·地道记》：‘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即上邳矣。虺，奚仲后，相汤时居此，俗谓之斗城。”
《海经》说奚仲生了吉光，“吉光”本是一种神马的名字，就是腾黄，《唐开元占经》卷一〇八引《瑞应图》曰：“腾黄者，神马也，其色黄，王者德被四方则至。一名吉光，乘之寿三千岁。”这个说法是来自于《山海经》中“吉良”，《山海经·海内北经》说“有文马，缟身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寿千岁。”“吉良”就是“吉光”，奚仲之子用神马名为名，正体现了奚仲为车正的特色，也足证当时有了以马拉车的情况。《海内经》说是吉光最早用木头造了车，是车的始祖，这个又和古籍中说的奚仲造车不同。
但是古籍里说奚仲造车的很多，略引几条：
《墨子·非儒》曰：“奚仲作车。”
《管子·形势解》曰：“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
《世本·作篇》曰：“奚仲始作车。”
《吕氏春秋·君守》曰：“奚仲作车。”
《荀子·解蔽》曰：“奚仲作车乘”。注：“黄帝时已有车服，故谓之轩辕。此云奚仲者，亦改制也。”
《新语·道基》曰：“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
《说文解字·车部》曰：“车，舆轮之总名，夏后时奚仲所造。”
《太平御览》卷七七三引《古史考》曰：“黄帝作车，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仲又造车，更广其制度也。”
《后汉书·舆服志上》曰：“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注：“《世本》云：‘奚仲始作车。’《古史考》曰：‘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其后少昊时驾牛，禹时奚仲驾马。’臣昭案：服牛乘马，以利天下，其所起远矣，岂奚仲为始？《世本》之误，《史考》所说是也。”
这些奚仲造车的说法应该也是从《海经》里来的，只不过把奚仲的儿子吉光传成了奚仲而已。郭璞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说：
“《世本》云‘奚仲作车’，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创作意，是以互称之。”
这里很大的可能就是古传里是奚仲子造车，也就是奚仲之子吉光造车，而被误传成了奚仲。这种情况非此一例，再比如《艺文类聚》卷五引《尸子》曰：“造历数者，羲和子也”，是说古代羲和之子造了历数，羲和之子就是日月之神，日月之神造历数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到了《世本》里就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占日”、“占月”和造历的意思差不多；再到了《广韵·入声·二十三锡·历》下引《尸子》就直接作“羲和造历”，把“子”省了。奚仲造车的故事应该是与此同类。
只有谯周不采用这个说法，他认为黄帝已经作了车，到了奚仲的时候改用马拉车，他又造的车只是对车的改良而已。刘昭赞同谯周的说法，认为造车的起源很远古，不是从奚仲开始。唐代的杜佑《通典》卷六十四《嘉礼九》也是这个观点：、
“昔人皇氏乘云驾六羽，出谷口，或云‘秖车’也。及五龙氏乘龙，上下以理。《古史考》云：‘黄帝作车，至少昊始驾牛，及陶唐氏制彤车，乘白马’，则马驾之初也。有虞氏因彤车而制鸾车。夏后氏因鸾车而制钩车，俾车正奚仲建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
他这个说法更玄了，认为从三皇时期的人皇时代就已经有了车，此后诸朝代都在不断地改进，到了夏代，只是让车正奚仲在车上树立旗幡，以此来区别尊卑上下，建立等级制度，而至于奚仲造车的事儿就不提了。到了明代罗颀《物原·器原第十七》就说：“伏牺始乘牛马而制羁縻鞭杖，轩辕作輓辂，少昊制牛车，奚仲制马车而造鞍的勒靷，驾六马，建旂旌斿旐，以别尊卑等级，夏禹制辇。”也就是说奚仲之前已经有了车，到了奚仲这里的时候，他制造了马车，还制作了马具、旌旗等物品，把马数增加的六匹，算是重大改制。
那么到底车出现在什么时候？徐中舒、唐嘉弘在《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一文中明确地说：“夏代不仅没有文字，也没有两轮大车。已经发掘出土的二里头文化中没有文字发现，也没有大车的痕迹”，同时认为“大车是殷时从西方输入的。”[5]如果说夏代没有文字，是可以接受的，但说夏代没有两轮大车恐怕靠不住。
首先，二里头遗址中虽然没发现车，却发现有两轮车的车辙，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两轮的车。[6]
其次，说黄帝发明了车大多是见于汉代及其以后的书籍，比如《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引《释名》曰：“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这大概是汉代才产生的说法，并不流行，比如《说文》里还是说奚仲造车。到了宋代的罗泌《路史·前纪第七·禅通纪第二·轩辕氏》就成了：“轩辕氏作于空桑之北，绍物开智，见转风之蓬不已者，于是作制乘车，㭒轮璞，较横木为轩，直木为辕，以尊太上，故号曰轩辕氏。”罗泌说的这个轩辕氏不是黄帝，而是比伏羲还早的一位古帝王。这正是时代越靠后，上推的古史就越靠前，这些说法很不可靠。
先秦时期的许多典籍里却言之凿凿虞夏时期已经有了车，并说夏代车正奚仲造车，《世本》里还说殷之先人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相土、王亥都是虞夏时期的人物，“乘”、“服”都是用来拉车的意思；《海经》里说夏后启“乘两龙”，其它的神灵如句芒、祝融、蓐收、禺彊也都是“乘两龙”，这显然是由乘车驾二马演化来的，足证虞夏时期已经有了用牛马拉车的事情，也必定有了车，说奚仲、吉光父子造车应该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
夏代遗址里没发现车的痕迹，这个应该很好解释，就是夏代尚属车的草创阶段，初时是用人挽车，后来又用牛马拉车，车都是比较轻小简陋，很难长久保存。《海内经》里说吉光以木为车，说明车全是木制的，没有殷商时期的那些复杂的青铜器配件，而木制的车子在泥土里是很难保存的，现在发现的殷商时期的车的实物，多是殷商中晚期的，此前也无有，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夏代的遗址中即使是埋葬了车，恐怕到今天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所以，夏代遗址中没发现车的痕迹也很正常，这个并不能证明夏代没有车。
古人造车的根据，古书上说是看见飞蓬的旋转得到的启发，《淮南子·说山训》：“见窾木浮而知为舟，见飞蓬转而知为车，见鸟迹而知著书，以类取之。”《后汉书·舆服志上》：“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为之舆。”《通典》卷六十四《嘉礼九》沿用了这个说法：“上古圣人，睹转蓬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为之舆。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致远，以利天下。”但是这些记载都没说是谁，只有《论衡·感类》里说“奚仲感飞蓬”，明确了是奚仲受到飞蓬的启发造了车轮，之后又发明了车舆。《路史》里则说是轩辕氏见转蓬造了车，这是更后的说法了。
枣庄本地的传说里，说是奚仲见到了屎壳郎推粪球和工人用圆木滚动的方法运送石板受到的启发，发明了车，比较有现实的生活气息。只是说奚仲是在周天子的时候，是把时代弄错了。[7]
【知北游按：本文写至此，在网上搜检资料时看到网友王密先生于2010年发布的《滕州奚仲故里考——兼考奚仲的先世与封国》一文（见鲁南论坛2010-9-7. http://bbs.dzwww.com/thread-24410108-1-1.html），观点多与本文重合，在赞叹其先识之余，乃辍笔不作。以拙文中有些看法尚及引证论述与王先生有所出入，故发布出来，供大家参考。因为是未完之稿，文字粗率，未能完善，疏漏多有，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注释：
[1] 何幼琦《〈海经〉新探》，《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2] 拙文《〈海经〉的作者及记述的地理与时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5期
[3]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2《卜辞通纂·世系》，科学出版社1983年。362页。
[4] 参见拙文《黄帝考源》，《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5] 徐中舒、唐嘉弘在《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140、141页。
[6] 杜金鹏、徐宏、王学荣《群贤雅集，百花齐放——“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代前言）》，杜金鹏、徐宏主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ix页。
[7] 闵凡利《奚仲造车传说》，《快乐童话故事》2009年 第1期。
（补记：该文经修订后已发表在《孔子文化》2014年12月总第3期P8-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