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姓薛国历史，依据古代文献记载，分为黄帝、唐虞、禹夏、殷商、西周、春秋中前期、春秋后期、战国等八个历史时期。现将有关记载分述如下，以供读者研究参考。
黄帝时期：
汉郑玄《六艺论》说：“黄帝佐官有七人，奚仲造车”;《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注：“奚仲作车，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创作之意，是以互称之”。王国维、童书业先生考证，帝俊即太皞。番禺是帝俊之孙，亦即太皞之孙。据此，番禺父子制造舟车的时间，当在黄帝之前。郑玄将奚仲造车的时间，提到黄帝时期，并不算早，《吕氏春秋·君守》、《淮南子·修务》将奚仲作车与苍颉作书并提，苍颉黄帝臣，亦是黄帝时期。秦汉诸子：《管子》、《墨子》、《尸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世本》都肯定“奚仲作车”，考原著(不包括注文)，作车的时间，多说在史前。黄帝时，妊奚氏族能够制造舟车，是由于其部落文化先进所决定的。早在7000年前，这里的渔猎生产即进入网捕时期，家畜饲养已经成熟，原始农业进入锄耕阶段。6000年前，这里的先民即由母系对偶婚制开始转入父系一夫一妻制，全国第一座夫妻合葬墓(刘林M102号墓)，即在今邳县与台儿庄边界的陶沟河岸刘林遗址中发现。这里建造的5000年前的古城，挖掘的5000年前的古井，全国亦不多见。妊奚部落不仅文化先进，而且部落的范围较大。江苏《邳州志》、《邳县志》记载该州、县远古最早的人物是奚仲。考古资料也表明，苏北、鲁南的物质文化面貌相同，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夏鼐说：“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存和大汶口遗址与墓葬出土的遗物，有很多相同相似的地方，主要分布于苏北、鲁南的新石器文化”。这样看来，妊奚氏族应是史前时期，地跨苏北鲁南的大部落。4700年前，黄帝族南下山东，有先进作舟、造车技术的妊奚氏为黄帝的佐官，实即参加黄帝的部落联盟为联盟成员是可能的。妊奚氏参加黄帝的联盟后，为黄帝制造了战车。与风后共同制造了指南车(中国历史博物馆有指南车模型)，打败了蚩尤。本地区也确有：黄帝都彭城、焚沛泽(微山湖)、战蚩尤、葬黄丘(台儿庄南)的传说。对照考古资料，奚邑有4500年前至五、六千年前的东夷大汶口文化遗址。文、物相互印证，郑玄说，黄帝时奚仲造车，可信。
唐虞时期 ：
东周《文子·自然》载：“昔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奚仲为工师”;《淮南子·齐俗》记述尧时“奚仲为工”，与《文子》记述略同。上述文献说明，尧舜时，妊奚部落的领袖奚仲，与当时东西方三大部落领袖夏族禹、周族后稷、商祖契，地位相等，但妊奚部落的文化技术较上述三大部落先进。奚仲为工师指导的东方工业，如制玉、制骨、建筑、作舟车、制陶，尤其是白陶、蛋壳黑陶，技术水平高于其他区，对中国的西方、南方原始手工业的发展影响很大。妊奚氏族在尧舜时对社会的主要贡献：一是舟车的发明和应用，加速了水陆交通的发展，提高了工农业的生产能力，促进了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化;二是加速了治水进程，《史记·五帝纪》记载：司空大禹治水，“陆行乘车，水行乘舟，山行乘辇，泥行乘撬，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以决九川，以致能成水土，功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禹治水事前勘察地势、水情，治水时指挥施工，治水后定十二州，告成功于天下，光靠步行是不可能的，车舟不仅加速了治水的进程，而且在治水后禹又利用舟车视察民情，划十二州，天下稳定。因此《夏纪》两次讲到“车、舟、辇、撬”之力。司空大禹治水成功，与工师奚仲的舟车之助是分不开的。因此，奚仲在史前的声望很高。与大禹的关系密切。禹、奚关系密切，另一个原因是，两族有婚姻关系。禹父鲧娶于有莘氏，史学家多认为有莘为高辛氏后裔。《世本》说：“禹娶女娲”;《路史》说：“亦曰攸女”。《盾甲开山图》说：“古有大禹，女娲十九世孙”。禹时的女娲，当然是月图腾的始祖补天女娲的后裔。“攸”，《史稿地图集》标注在下邳，古薛境内。这说明，禹和妊奚的婚姻关系，是近期的直接姻亲关系。
至此，奚仲在古籍中，三次出现在黄帝、尧舜、大禹等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人问奚仲何以如此长寿?有人问奚仲是人名、族名、部落名，还是部落世袭领袖名称?依据文献记载，解释如下：《左传·定公元年》记载：“薛宰曰：薛之皇族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左传》记载的薛宰是史实，不是传说，薛宰叙述薛始祖奚仲及其后裔仲虺的历史，可能有薛国的档案依据，奚仲应视为中国历史上实有人物，应是人名。战国时史官编著的中国第一部帝王、诸侯谱《世本》和东汉许慎编著的中国第一部考究字源的字书《说文解字》，均沿此说。然而，东汉遍注群经、聚徒讲学达千人集大成的经学大师郑玄所著的《六艺论》说：“黄帝佐官有七人，奚仲造车”。原始社会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官员，多是一方部落的首领，也就是说奚仲是黄帝时车的创始人，又以一方部落首领的身份，参加了黄帝的部落联盟。博学多闻的郑玄说奚仲是黄帝时人，应当有据。春秋时《文子·自然》记载：“昔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畴，奚仲为工师”;西汉前期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著的《淮南子·齐俗》记载奚仲在尧舜时的史事与《文子·自然》略同。《文子》唐时与《老子》、《庄子》并重，唐柳宗元《辩文子》称其为“驳书”，后人以为《文子》是伪托之作，1973年《文子》(竹简)在河北定县中山怀王墓中出土，伪书说不实。《淮南子》非一家之言，《辞海》对其评价很高，说《淮南子》：“从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了关于道、气的学说，也包含了不少关于自然科学的史料”。《文子》、《淮南子》应是史料价值较高的古籍名著，说“奚仲为尧时工师”，亦应当有据。上述文献记载，黄帝、尧舜、禹时都有奚仲，且奚仲又是部落联盟成员。据此，奚仲应当是从黄帝至尧舜时的任奚部落世袭领袖名称。还有另一种说法，东汉王符编著的《潜夫论·志氏姓》载：“有任奚为夏车正，以封于薛”，王符称奚仲为任奚，即任姓奚氏族的领袖，此说亦有道理。奚仲的故里奚邑，有奚邑大汶口文化遗址，距今五六千年，也就是说，任奚氏族，在史前族居地奚生存了一两千年，这一两千年不可能只有一个领袖，按一般世系推算，至少应有三十个任奚氏族领袖。黄帝、尧舜时的奚仲，应是任奚氏的几世首领，统说为任奚氏，比较符合史前无文字记载、世系不清的实际情况。不过，任奚氏族的最后一世奚仲，即夏车正奚仲，应当视为历史人物──奚仲。
禹夏时期：
殷商时期，是妊姓薛邳的鼎盛时期。春秋时，赵孟有评论，载于《左传·昭公元年》，赵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莘、邳，周有徐、奄，狎主齐盟，其又可壹呼”，赵孟举了从舜至周，历史上七个能于当时王朝匹敌的强国。三苗与尧、舜、禹战斗百余年，最后被禹灭亡，观、扈、徐、奄，也是敢于与当时王朝抗衡的强国，但被夏、周王朝灭亡了。莘即伊尹之国，邳是仲虺之国，邳本来不是殷商的敌国，有学者认为，商、莘、邳三国联盟灭夏，莘、邳的实力，能与殷商匹敌。也有学者说，殷商的政体是以商为主，三家联合执政，细观《商书》，此说有据。商汤建国，从发出的“双诰”来看，商初实非一主。汤作《汤诰》：宣布夏命已黜，汤命维新，今后各守尔典，对诸侯没有过高的要求。仲虺作《仲虺之诰》，诰文一是释汤以臣伐君之惭，即汤借仲虺之威望，说服诸侯听命于汤;二是宣告商王朝的立国纲领，包括对诸侯和对王朝子孙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对诸侯的政策：主要是“推亡固存”，贤、德、忠、良之君，佑辅、表彰;弱、昧、淫乱之国，攻伐、兼取。劝告诸侯修德图强;否则，弱、昧就要挨打，淫乱必然灭亡。对汤王及其子孙的要求，主要是必须“自得师”，蔡沈注说：“仲虺之论，溯流而源，要其极，而归诸于‘自得师’一语，其可为帝王之大法也”。纵观《商书》和诸子，所谓自得师，即确认伊尹、仲虺及其子孙世为商王师。孟子曰：“汤之于伊尹，学而后臣之”，《商书》十七篇内容表明，商家为王，伊尹、仲虺两家为师，可能是灭夏之后，汤王，伊尹、仲虺三家共同商定的。师权很大，有神权即传达天命之权，有废立之权，有训王之权，地位不亚于商王，实例载《商书》。汤王卒后，经三世，传至汤孙太甲，伊尹作《伊训》见《商书》，以训于王，太甲不听，伊尹商于仲虺，将太甲放遂于桐地。 《尚书·君奭》载：“在商王太戊时，有若伊陟(伊尹后裔)、臣扈(仲虺后裔)，格于上帝”。太戊之后，商王室出现“九世之乱”。大彭、豕韦趁机称霸，伐莘、伐薛，商、莘、薛联盟关系一度中断。大彭侵占了薛国下邳邑及邳北、薛东之地。在邳北建立偪阳国(今台儿庄区侯孟东)，在薛东建立诸暨国(今山亭区西集)。商王武丁时，薛国又强盛起来，薛侯祖巳在王朝中恢复了王师地位，并兼有兵权。当武丁肜日祭祖时，祖巳训王，要关心民事，不要求福于神，使武丁成为洞察民情的一代明君。祖巳深谙兵法，曾率兵五万，三年战胜鬼方，接着伐灭大彭、豕韦、诸暨，偪阳降薛。后武丁祖巳伐淮夷荆楚，深入江南，使商朝进入极盛时期，薛国势力亦由鲁南、苏北随之发展到豫东、豫中南，在今平顶山西南建立畴国，在上蔡南建立挚国。
商后期，祖已七世孙薛成侯由下邳迁都于挚，改称挚国(《辞海》说挚、薛古音相近通用，挚即薛)，商后期薛国称薛、称邳，亦称挚。是时，西方姬姓周方国亦兴盛起来，攀婚于挚，挚仲任氏(史尊称大任)西嫁于周，生文王。《诗经》、《国语》作为历史大事，歌颂记述，这是周、挚两个大国的政治婚姻结盟，也是关系商、周国势消长转化的重大事件，历代史学家多有议论。郭沫若主编的《史稿》说：“季历和商朝贵族中的任姓挚氏通婚，积极吸收商人(实是薛人)的文化，促进了周族的社会发展，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力量”。史学家田昌五说：“挚为商朝西方的重要支柱，地近于周，故周能同它的婚姻联盟关系，孤立商朝”。实际上，大任嫁周，相夫教子，利用薛的先进文化，使姬周迅速强大起来，为灭商奠定了基础，大任应是强周灭商的奠基人。仲虺后裔中权威最高的应是商末薛侯祖伊。是时商王纣暴虐，自恃才智过人，不把王族叔兄、四方诸侯领袖放在眼里，用极其残酷的醢、脯、烹、剖心、炮烙等刑罚，肆意杀戮王公大臣，朝野无人敢近。然而，薛侯祖伊不怕，他以“西伯戡黎”为借口，直斥纣王“淫戏”、“自绝”、“天讫殷命”、“故天弃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等近似“咒语”，纣听后说“我生不有命在天”。译成白话是：“祖伊训斥纣王说，纣到了天弃、民怨，祖先不能保佑，自作孽，不能为王的地步了，今后打算怎办?纣王听了不反驳，不发怒，只是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商书》注：“纣虽不改，而终不怒”。纣为什么对王族、三公、四方大国诸侯，恶如虎狼，而独对仲虺的后裔如此谦逊，且伐黎之事，是纣允许的，祖伊应当知道，但他不怕纣王，竟敢虎口拔牙，凭什么?是世袭“王师”吗?纣连王叔都敢杀，还讲什么“王师”;是商、薛有联盟关系，国策已定，纣必须守约吗?纣如此专横，丧失人性，还讲什么盟约、国策。我认为，有可能是薛邳国力强大，纣不敢得罪。这方面有点资料，可供研究：一是薛国的鲁南、苏北地区，东邻九夷，商后期薛在今河南中南部的平顶山西南建立了妊姓畴国，在上蔡县东南建立了挚国，再南即是被薛邳征服的淮夷、黄夷;二是甲骨文常见“沚”，妇好常从沚征伐土方、鬼方，立国于陕西北部，田昌五先生考证：“沚，是甲骨文中的沚伯，任姓，为商朝西北的重要支柱”;三是《中国史稿》说：“纣之父帝乙与东方攸侯喜合兵出征夷方、林方”。《史稿地图集》将“攸”标在下邳，即在邳国境内，清华教师胡照华说：“纣三十三年，甲骨文仍见到攸侯喜，在周武王伐纣时，攸侯喜率二十五万兵不知去向”。上述资料说明，殷商西北的敌国鬼方、土方，南方的荆楚、淮夷，东南方的九夷，都需要靠薛邳和薛邳的子系方国配合抵挡。如果居于下邳的攸侯喜是仲虺的后裔，薛邳的军事实力相当强大。商纣王当然不敢得罪。这也说明，商、莘、薛三国联盟，主要建立在军事实力基础上的政治、军事联盟。莘国伊尹的后裔、大戊之后不见于史册，可能是被大彭打败之后，军事力量削弱了。薛国也一度中衰，祖巳时薛国军事实力又强大起来，因此又得到商殷子孙的尊重。仲虺的后裔，从臣扈、祖已到商末祖伊，终商之世，格于上帝，位高至极，权势不亚于商王。商明君如汤王、武丁、大戊，暴君纣王，均不敢以臣视之，国势之强，连商之劲敌西周，也以攀婚挚氏为荣。上述薛国形势，仅是根据文献资料分析，但最直观、最能证明薛国君主，在商代的地位，格于上帝，类比商王的是出土文物。1974年至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薛国故城东二里掌大村，发掘出规格很高的商周大墓群。其中，有申字大墓一座，甲字型墓四座，七座保存完好的大型车马坑，规格之高与殷墟发掘的商大墓，车马坑略似，轰动考古界，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说：“前掌大遗址，是一个很大的商代墓葬群，而这个墓葬出土的东西，完全够一个商朝的重要诸侯国的水平，大量的青铜器、玉器，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如古时的铜胄，在殷墟发现过，这里也有，而且不止一次地发现。墓地规模之大，是整个商朝墓中所不多见的”。李学勤先生又说：“在这个地区有没有使我们能够感觉到相当于作为商朝的都城，后来又成为奄国这么重要的商代诸侯的遗存呢?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地点，应该说够得上格的，即前掌大”。李学勤先生甚至把薛侯之墓看成商王之墓，说明薛侯的地位，不亚于商王，已被出土文物所证实.
殷商时期 ：
殷商时期，是妊姓薛邳的鼎盛时期。春秋时，赵孟有评论，载于《左传·昭公元年》，赵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莘、邳，周有徐、奄，狎主齐盟，其又可壹呼”，赵孟举了从舜至周，历史上七个能于当时王朝匹敌的强国。三苗与尧、舜、禹战斗百余年，最后被禹灭亡，观、扈、徐、奄，也是敢于与当时王朝抗衡的强国，但被夏、周王朝灭亡了。莘即伊尹之国，邳是仲虺之国，邳本来不是殷商的敌国，有学者认为，商、莘、邳三国联盟灭夏，莘、邳的实力，能与殷商匹敌。也有学者说，殷商的政体是以商为主，三家联合执政，细观《商书》，此说有据。商汤建国，从发出的“双诰”来看，商初实非一主。汤作《汤诰》：宣布夏命已黜，汤命维新，今后各守尔典，对诸侯没有过高的要求。仲虺作《仲虺之诰》，诰文一是释汤以臣伐君之惭，即汤借仲虺之威望，说服诸侯听命于汤;二是宣告商王朝的立国纲领，包括对诸侯和对王朝子孙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对诸侯的政策：主要是“推亡固存”，贤、德、忠、良之君，佑辅、表彰;弱、昧、淫乱之国，攻伐、兼取。劝告诸侯修德图强;否则，弱、昧就要挨打，淫乱必然灭亡。对汤王及其子孙的要求，主要是必须“自得师”，蔡沈注说：“仲虺之论，溯流而源，要其极，而归诸于‘自得师’一语，其可为帝王之大法也”。纵观《商书》和诸子，所谓自得师，即确认伊尹、仲虺及其子孙世为商王师。孟子曰：“汤之于伊尹，学而后臣之”，《商书》十七篇内容表明，商家为王，伊尹、仲虺两家为师，可能是灭夏之后，汤王，伊尹、仲虺三家共同商定的。师权很大，有神权即传达天命之权，有废立之权，有训王之权，地位不亚于商王，实例载《商书》。汤王卒后，经三世，传至汤孙太甲，伊尹作《伊训》见《商书》，以训于王，太甲不听，伊尹商于仲虺，将太甲放遂于桐地。《尚书·君奭》载：“在商王太戊时，有若伊陟(伊尹后裔)、臣扈(仲虺后裔)，格于上帝”。太戊之后，商王室出现“九世之乱”。大彭、豕韦趁机称霸，伐莘、伐薛，商、莘、薛联盟关系一度中断。大彭侵占了薛国下邳邑及邳北、薛东之地。在邳北建立偪阳国(今台儿庄区侯孟东)，在薛东建立诸暨国(今山亭区西集)。商王武丁时，薛国又强盛起来，薛侯祖巳在王朝中恢复了王师地位，并兼有兵权。当武丁肜日祭祖时，祖巳训王，要关心民事，不要求福于神，使武丁成为洞察民情的一代明君。祖巳深谙兵法，曾率兵五万，三年战胜鬼方，接着伐灭大彭、豕韦、诸暨，偪阳降薛。后武丁祖巳伐淮夷荆楚，深入江南，使商朝进入极盛时期，薛国势力亦由鲁南、苏北随之发展到豫东、豫中南，在今平顶山西南建立畴国，在上蔡南建立挚国。商后期，祖已七世孙薛成侯由下邳迁都于挚，改称挚国(《辞海》说挚、薛古音相近通用，挚即薛)，商后期薛国称薛、称邳，亦称挚。是时，西方姬姓周方国亦兴盛起来，攀婚于挚，挚仲任氏(史尊称大任)西嫁于周，生文王。《诗经》、《国语》作为历史大事，歌颂记述，这是周、挚两个大国的政治婚姻结盟，也是关系商、周国势消长转化的重大事件，历代史学家多有议论。
郭沫若主编的《史稿》说：“季历和商朝贵族中的任姓挚氏通婚，积极吸收商人(实是薛人)的文化，促进了周族的社会发展，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力量”。史学家田昌五说：“挚为商朝西方的重要支柱，地近于周，故周能同它的婚姻联盟关系，孤立商朝”。实际上，大任嫁周，相夫教子，利用薛的先进文化，使姬周迅速强大起来，为灭商奠定了基础，大任应是强周灭商的奠基人。仲虺后裔中权威最高的应是商末薛侯祖伊。是时商王纣暴虐，自恃才智过人，不把王族叔兄、四方诸侯领袖放在眼里，用极其残酷的醢、脯、烹、剖心、炮烙等刑罚，肆意杀戮王公大臣，朝野无人敢近。然而，薛侯祖伊不怕，他以“西伯戡黎”为借口，直斥纣王“淫戏”、“自绝”、“天讫殷命”、“故天弃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等近似“咒语”，纣听后说“我生不有命在天”。译成白话是：“祖伊训斥纣王说，纣到了天弃、民怨，祖先不能保佑，自作孽，不能为王的地步了，今后打算怎办?纣王听了不反驳，不发怒，只是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商书》注：“纣虽不改，而终不怒”。纣为什么对王族、三公、四方大国诸侯，恶如虎狼，而独对仲虺的后裔如此谦逊，且伐黎之事，是纣允许的，祖伊应当知道，但他不怕纣王，竟敢虎口拔牙，凭什么?是世袭“王师”吗?纣连王叔都敢杀，还讲什么“王师”;是商、薛有联盟关系，国策已定，纣必须守约吗?纣如此专横，丧失人性，还讲什么盟约、国策。我认为，有可能是薛邳国力强大，纣不敢得罪。这方面有点资料，可供研究：一是薛国的鲁南、苏北地区，东邻九夷，商后期薛在今河南中南部的平顶山西南建立了妊姓畴国，在上蔡县东南建立了挚国，再南即是被薛邳征服的淮夷、黄夷;二是甲骨文常见“沚”，妇好常从沚征伐土方、鬼方，立国于陕西北部，田昌五先生考证：“沚，是甲骨文中的沚伯，任姓，为商朝西北的重要支柱”;三是《中国史稿》说：“纣之父帝乙与东方攸侯喜合兵出征夷方、林方”。《史稿地图集》将“攸”标在下邳，即在邳国境内，清华教师胡照华说：“纣三十三年，甲骨文仍见到攸侯喜，在周武王伐纣时，攸侯喜率二十五万兵不知去向”。上述资料说明，殷商西北的敌国鬼方、土方，南方的荆楚、淮夷，东南方的九夷，都需要靠薛邳和薛邳的子系方国配合抵挡。如果居于下邳的攸侯喜是仲虺的后裔，薛邳的军事实力相当强大。商纣王当然不敢得罪。这也说明，商、莘、薛三国联盟，主要建立在军事实力基础上的政治、军事联盟。莘国伊尹的后裔、大戊之后不见于史册，可能是被大彭打败之后，军事力量削弱了。薛国也一度中衰，祖巳时薛国军事实力又强大起来，因此又得到商殷子孙的尊重。仲虺的后裔，从臣扈、祖已到商末祖伊，终商之世，格于上帝，位高至极，权势不亚于商王。商明君如汤王、武丁、大戊，暴君纣王，均不敢以臣视之，国势之强，连商之劲敌西周，也以攀婚挚氏为荣。上述薛国形势，仅是根据文献资料分析，但最直观、最能证明薛国君主，在商代的地位，格于上帝，类比商王的是出土文物。1974年至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薛国故城东二里掌大村，发掘出规格很高的商周大墓群。其中，有申字大墓一座，甲字型墓四座，七座保存完好的大型车马坑，规格之高与殷墟发掘的商大墓，车马坑略似，轰动考古界，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说：“前掌大遗址，是一个很大的商代墓葬群，而这个墓葬出土的东西，完全够一个商朝的重要诸侯国的水平，大量的青铜器、玉器，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如古时的铜胄，在殷墟发现过，这里也有，而且不止一次地发现。墓地规模之大，是整个商朝墓中所不多见的”。李学勤先生又说：“在这个地区有没有使我们能够感觉到相当于作为商朝的都城，后来又成为奄国这么重要的商代诸侯的遗存呢?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地点，应该说够得上格的，即前掌大”。李学勤先生甚至把薛侯之墓看成商王之墓，说明薛侯的地位，不亚于商王，已被出土文物所证实。
西周时期：
周武王伐纣灭商，对商王后裔，对商朝贵族，对地方殷族，采取不同政策，分别对待。《史记·殷纪》记载，“封殷后为诸侯属周，周武王崩，武庚(纣王子)与周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逸周书》记载，殷商贵族有十二家，即“伊、旧、何、父、囗、囗、囗、囗、几、耿、肃、执”，伊为伊尹之后，执为仲虺之后。《周书·多士》讲了对他们的政策即：“告尔殷多士，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维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即将商贵族迁居洛邑，服从王官的监管。对分居各地殷族的政策，《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鲁公“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分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金奇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田昌五先生说，上述殷商十三族，降为鲁、卫两国的“宗族奴隶”。薛邳是殷商的主要盟国，由于与周有婚姻关系，没有将商朝中的挚氏贵族迁往洛阳，对妊姓薛方国及其子系挚国、畴国、谢国、章国、终国、吕国、祝国、泉国、毕国、过国没有歧视。周王族的东方大国鲁，继续与薛国联姻，《史记·周公世家》载：“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宋)，自桓以下娶于齐”。妊姓薛国从西周建国(公元前1046年)至鲁国武公末年(公元前825年)，与鲁国相互友好长达二百二十余年，薛国境内的上邳、下邳、常、许、奚等城邑仍存在。薛国的侯爵大国地位未变，国势略逊于商余族宋。
春秋中前期：
薛侯被齐桓公黜为伯，但始终没有向霸权屈服。齐桓公五年(公元前681年)，齐国称霸，灭遂、伐宋，将薛黜为伯，宋国被伐后当年即从盟，但薛国未向齐霸屈服。宋襄公十年，宋国欲继齐称霸，执滕公，杀鄫子，薛亦未向宋屈服。此后，晋文公称霸，楚庄王称霸，中小诸侯国为保存自己，争相从霸结盟，从霸征伐。然而，薛国历经齐、宋、晋、楚四霸(公元前681年至楚庄王卒公元前591年)一百一十多年间，始终未从霸结盟，亦未见霸主向薛讨伐。这说明薛在春秋中前期还是国力较强的侯、伯大国，也是唯一不向霸权屈服的侯、伯大国。
春秋后期：
春秋后期，楚、齐称霸，宋国较强，薛国三面受敌。齐国向南扩张，曾与鲁战于奚。宋国与薛国边连泗水，常视滕、小邾为属国。楚国最强，其周边小国，皆被其灭亡。公元前522年，薛国为了抗楚，首次派兵从晋国，围彭城，当年楚军侵入宋国吕、留，逼近薛、邳边境。此后二十七年，薛国参加晋国为首的盟会，救陈、伐郑、伐齐、灭偪阳等政治、军事活动共十五次，平均不到两年一次。公元前546年，宋、邾、滕三国国君及晋、楚、鲁、蔡、卫、陈、郑、许、曹等九国大夫在宋国集会，议定弭兵(不再打仗)，齐请邾为属国，宋请滕为属国，鲁大夫叔孙认同。此后二十六年，薛又参加晋国召集的盟会五次，无军事行动。公元前510年，在“修成周”的会议上，薛宰与宋大夫仲几因工役发生争议，晋国主持修城的韩简子、士伯支持薛宰，执宋仲几带回晋国，后交周王处置。这次争议的结果：宋视薛国为宋国附庸的企图破灭了，薛国的伯爵地位被霸主晋所认定。这也说明薛国原定从晋结盟，抵抗楚、齐、宋三强的目的，已经达到(“修成周”的原文见《左传·定公元年》)。但，薛国从晋结盟，六十多年间，出兵、出资、出物，为霸主争荣，为他国效力，劳民伤财，国力耗尽，外患未除，内乱即起。《辞海》说：“薛，春秋后期，薛国迁到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薛城为齐邑”。
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任姓薛国，迁下邳，称邳国，仍为伯爵，有文物为证。“邳伯罍”，1954年峄县(今台庄区)伊家河水利工地出土青铜器，计两件，有铭文二十七字：“惟正月初吉，丁亥，不(邳)、白(伯)夏子自作尊罍，用祈眉寿无疆，子──孙──永宝用之”。1963年《考古学报》第二期载有王献唐先生遗作《邳伯考》，摘录如下：“邳之主要区域，在江苏北境邳县，薛在山东薛城县(战前属滕县)……按今县界，邳、薛中间只隔一峄县，相距非遥，今二罍在峄县发现，又为统治者遗物，必出于墓葬，若邳境不拓至峄县，安能葬于邻国，二罍为战国初期作品，自非后迁上邳之邳，当为下邳故国”。此两件文物说明：①薛国春秋末年没灭亡，迁到下邳，只是薛邑被齐国侵占了，《辞海》的说法有据。②战国初的邳国境域，北至今台儿庄区，中间有邳县，南至睢宁县的下邳。薛国在下邳的生存时间，自西狩获麟(公元前481年)，至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前后邳迁薛，共140余年。
薛国为谁所灭，古籍众说不一。《世本》、《新唐书·薛姓表》说：“为楚所灭”。《方与纪要》、《图书集成》说：“亡于齐”。《通鉴》、《战国策》、《通考》说：“为宋所灭”。实际上，文物已证明，薛国没有被灭亡，而是在春秋末年迁至下邳，改称邳国。邳国为谁所灭?公元前348年后，齐国封邹忌于下邳，证明邳为齐所灭。《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标注：公元前350年前后，下邳在齐国境内。进一步证明，邳国为齐国所灭，无疑。邳国在下邳的形势，仍处于楚、宋、齐三大国包围中，见《中国历史地图集》，国力较在薛时更弱。《楚世家》载：“楚顷王与楚国射手议论当时各国国势，射手把秦、魏、燕、赵、齐、鲁、韩、卫、邹、费、郯、邳等十二国比作鸟，称前四国为“其雁(小雁)”，中四国为“青首(青头小鸟)”，后四国为“罗龙鸟(似鸭)”，射手又说，外其余不足射。战国后期，尚存二十四国，依《楚世家》说，邳居第十二位，比“外其余”略强一些。
妊薛世系：从夏朝，经商、西周，至战国，见于《山海经》、《世本》、《新唐书·任·薛姓表》记载，夏时有：奚仲、吉光。商时有仲虺、臣扈、祖巳、成、祖伊，挚、畴二国国君无名。见于《春秋·左传》有：隐公十一年，薛侯无名;庄公三十一年，薛伯无名;昭公三十一年，献公毂;定公十二年，襄公定;定公十三年，薛伯比，哀公十年，惠公夷(迁邳)。见于《世本》、《新唐书·薛姓表》的有周代薛侯畛，畛生初，初生历侯陵、陵生宣武侯房，房生哀侯褒，褒生庄侯元，元生平侯贵，贵生昭侯直，直生襄侯夷，夷生桓侯辨，辨生康侯安兴，安兴生定侯箱，箱生恭侯尚，尚生景侯魏，魏生宣侯伯勤，伯勤生简侯文欢，文欢生惠侯夷黄，夷黄生灵侯英，英生文侯俱，俱生隐侯清，清生愍侯洪(国亡)，公子登仕楚怀王，为沛公，后不仕隐于博徒，因以国为氏，所谓薛公也。《新唐书·薛氏表》：自奚仲至洪“历三代凡六十四世”，《路史》补充：薛国奚仲至隐王(即《纪年表》赧王)时，传六十四世，有国一千九百余年。
薛国国都迁移：
奚邑，位于今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奚村和后奚村(又名后湾)一带，奚邑城遗址被后奚村覆盖，面积约百万平方米。有南明河穿城而过，唐前有城迹可寻，明时薛河改道，导入南明河，每年夏天洪水暴发，将城迹冲没。此城本为薛国始祖奚仲所建的第一个薛国都城，春秋时被鲁国占领，后被称为鲁国奚邑，薛城被齐国占领后，被称为齐国薛邑。《通志·都邑》说：“仲虺之都，本在鲁地，奚仲迁于邳，又以邳为薛，今滕县东南薛城是”。《左传·昭公十七年》载：“丙午及齐师战于奚”，注：“奚，鲁地。《水经注》：“夏车正奚仲之国也，山上有奚仲冢”。《晋太康记》载：“奚仲冢在(薛)城南二十五里山上，百姓谓之神灵也”。唐《元和郡县志》载：“奚公山在(滕)县南六十六里，奚仲初造车于此”。《徐州记》载：“奚仲造车处，山上有车轨辙见存”。《魏书·地形志》载：“薛，有奚公山，奚仲庙”。奚为奚仲之国，第一个都城，始建城时间无考，西周时为薛国下邑，附近有奚仲及其后裔仲虺的遗址、遗迹很多。奚邑城北有奚公山，山脚下有奚仲庙亦称车服祠，山上有奚仲墓，奚仲造车处，奚邑东有仲虺墓，西有驯马场、奚邑井，西南有车船集散地。奚村西、后奚村东西，有大汶口文化遗址。
薛邑，亦称薛城、薛国故城、徐州城、舒州城。城周长10615米，有城门十座，大城内东南隅有内城，周长2750米。位于今枣庄市滕州官桥镇西南。《滕县志》载：“薛城，在薛河北，周二十八里，盖古奚仲所封国，城则田文所增筑”，《齐乘》云：“其城高厚无比，以抗楚、魏”。内城下有龙山文化城址，内城北墙外有大面积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西周、东周遗址。大城内先后多次出土春秋薛国青铜彝器。城东二里前掌大村出土商周大墓。依《通志》说，此城为任奚氏第二都城无疑。此城为春秋任薛城邑，亦可证实。
上邳，又称仲虺城，此城异说甚多。《续山东考录》引《晋志》云：“奚仲迁于邳，谓之上邳，春秋之薛仍在邳”。《晋书·地理志》记载：“邳，在薛城西南三十里，今(滕)县西南五十里，故郭渠南有欢城，即仲虺城也，欢、虺音转耳”。《齐乘》云：“仲虺城，郭水经城北入泗，薛西三十里曰欢城”。《滕县志》载：“沛县有仲虺城(沛志说没于湖)，而峄有小灰城，殆二城近之”。《山东通志》云：“仲虺城在滕县东南”，考滕县东南有仲虺墓，其地曰灰谷堆，商遗址，是否仲虺城待考证。古籍记载上邳，说欢城者较多。欢城，在今微山县西北二十里，欢城镇。《微山县志》说：“欢城古为邳城邑，夏禹封车正奚仲于薛(今薛城故址)，商灭夏后，仲虺为左相，封于薛，仲虺西迁都城三十里于邳城邑(今欢城)。周灭商，薛国都城又东迁旧址，薛在邳邑644年。西汉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封楚王刘交之子郢客为上邳侯，上邳即邳城邑。欢城有晚商遗址，位于欢城镇驻地，面积三百万平方米，有2-3个文化层，遗址文化内涵丰富，镇政府院内发现城的痕迹”。欢城遗址面积较大，象似一个大方国的都邑。今后此地如再发现商前期遗存，仲虺都邑说无疑。如再发现龙山、岳石文化遗存，《晋志》说奚仲迁邳，亦可能是此地。欢城东北五里有尹洼遗址，20万平方米，以商代文化为主，兼有大汶口文化层，此处亦可作为邳地研究。
下邳，位于今江苏省睢宁县西北，唐《元和郡县志》说：“下邳县，本夏时邳国，后属薛，左传薛之皇祖奚仲迁于邳是也”。《邳州志·卷十八》载：“葛峄山东即奚仲所迁邳峄者也，奚仲所迁其城不可不古”。《辞源》说：“邳州，夏为邳国”。《辞海》说：“邳，古地名，在今江苏邳县西南，相传夏代奚仲始迁于此”，与《元和志》、《邳州志》说法相同。此说如可信，位于睢宁县西北之旧邳州城即是奚仲所迁之下邳。此城基础甚好，西汉初、高帝封韩信于下邳，为楚王都，后此城曾为徐州、邳州、邳国、邳郡驻地。古时邳州辖地较广，今峄城属邳州，地下出土遗址不详。《潜夫论》说：黄帝十二姓中有邳，邳可能是黄帝时的古国，古氏族，奚仲迁邳的时间，是史前还是禹夏时待考。暂将此地列为任奚氏第三都城。
挚邑，位于今河南上蔡县东南，汝南县东北。《新唐书·宰相表》载：“祖巳七世孙成徙国于挚，更号“挚国”，《路史》说：“今蔡之平与有挚亭”。《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周图有挚，与《路史》说相同。依《新唐书》说，薛在商后期成侯时曾徙国于挚，挚成为薛的第五个都城。成的嫡系后裔返回薛邳后，此挚国成为薛的子系诸侯国。春秋时可能亡于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