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嘉靖年间，大同镇为了加强北边防御，修筑了大量军堡。外五堡位于大同镇最北端，是防御蒙古骑兵的前沿阵地，担当着守护大同镇的重要职责。关于外五堡地名，学界多据《三云筹俎考》的记载得出错误结论。笔者综合分析《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两书对外五堡的记载，并整体考察各堡修筑时间和军事地理位置，认为外五堡就是镇羌堡、拒墙堡、拒门堡、助马堡、保安堡。
关键词：大同镇；外五堡；地名；考辨
嘉靖初年，大青山以南地区蒙古俺达部兴起，驻牧于宣大边外，因所处之地贫瘠，“以故最喜为寇抄”[1]( p21)。而此时，大同镇大边、二边“俱失守，弃为虏地”[2]卷5，镇城“孤悬极边，与胡虏共处一地，无寸山尺水之隔”[3](p263)，完全暴露于外。为了加强防御力量，整个嘉靖朝，明廷在大同镇加强军堡修建。嘉靖时期所修49个军堡，集中在三个时间段：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十二年至二十年（1543年至1548年），三十七年（1558年）之后。三个时间段所修军堡可分为三个层次。嘉靖十八年在镇城北所修之弘赐内五堡[①]，是修建最早的五堡，内五堡的修建使明初孱弱的防御体系得到了初步的恢复。五堡修成后，大同镇城不再孤悬于外。第二阶段所修之堡亦围绕内五堡而建：靖虏五堡[②]，布列于内五堡之东、西；灭胡九堡[③]位于靖虏五堡之西，一字排开一直到威远路。内五堡、靖虏五堡、灭胡九堡以及嘉靖25年修建的镇口、镇门、新平、平远、保平堡，成一条直线，由宣府西阳和一直延伸至偏关一带。这二十多个堡子的修建，使明早期修建的卫所得到了有力的保障，更加严密了大同镇的防御体系。尤其是设于嘉靖二十四年的镇羌堡、拒墙堡、拒门堡、助马堡、保安堡五堡，及建于嘉靖二十七年的得胜堡，这六堡均位于弘赐内五堡之北，处于大同镇最北端，与蒙古部族直面相对，极易受到蒙古部族的侵扰，成为首当虏冲的战略要地，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嘉靖三十七年，右卫保卫战之后，为了加强防御力量，明廷又增设大量堡子。这些堡子除东路的永嘉堡、瓦窑口堡和镇宁堡设于镇城之边防线上，其它均设于腹里。对于嘉靖时期所修筑的一些堡子，后人根据建置时间、目的及军事地理位置冠以“内五堡”、“外五堡”、“灭胡九堡”等称呼，一直流传至今。对于“内五堡”、“灭胡九堡”所指军堡，史书记载确切，故比较确定。对于“外五堡”，史书记载模糊简略，学界多据《三云筹俎考》关于外五堡的记载，得出结论。如《明代大同军旅文化》一书提到“外五堡即镇羌、破虏、灭虏、威虏、宁虏五堡。……塞外五堡即拒墙堡、拒门堡、助马堡、保安堡、得胜堡” [4](p25)。《大同市新荣区文史资料》亦载：“外五堡为镇羌、破虏、灭虏、威虏、宁虏，此五堡建于嘉靖二十二年，万历元年砖包。……塞外五堡为得胜、拒墙、拒门、助马、保安，明嘉靖二十四年添设。” [5](p12)这种说法广被今人接受。但是，笔者认为《三云筹俎考》关于外五堡的描述不准确，为此，外五堡是镇羌、破虏、灭虏、威虏、宁虏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三云筹俎考》一书，（以下简称王书），以记述大同镇边防及边外蒙古情况著称。该书作者王士琦（1551—1618年），浙江临海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七月由山西左布政使升为右副都御使巡抚大同，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四月调离。王士琦担任大同巡抚后，“稽往采众述，其大概沿革创置、险要冲缓备著”[6](p56)。他根据自己掌握的基本情况，参考当时已成书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北虏世系》等资料著成《三云筹俎考》四卷。“三云”即大同的云东、云中、云西，分为安攘、封贡、险隘、军实四个部分。尤其《险隘考》记载了大同镇各卫所、军堡修筑情况、形势、形制及边外蒙古部族概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王书关于外五堡的记载有两处。一、“先筑弘赐等内五堡于东，嗣筑镇羌等外五堡于西，既并靖虏、灭胡诸堡以壮声援，又于塞外筑拒墙五堡以厚蔽肩背，于瓦窑水峪口北筑新平三堡以益密藩篱，险以渐增，地因时辟而全镇之保障庶几完矣”[6](p56)。二、“（助马堡）东接拒门等堡，西连保安，所谓外五堡也”[6](p71)。这两条记载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外五堡与内五堡地理位置相对，分别位于大同镇城西面、东面；外五堡包括助马堡、拒门堡、保安堡。显然，王书关于外五堡的记载“先筑弘赐等内五堡于东，嗣筑镇羌等外五堡于西”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首先，关于内五堡史书记载确切，不存在疑义。其由总督毛伯温于嘉靖十八年主持修建，指镇边、镇川、弘赐、镇虏、镇河五堡。由下图可知，内五堡位于大同镇之北，镇羌堡亦位于弘赐内五堡之北，从何而来东西之说？其次，假设外五堡在大同镇之西为对，那么该书提到的属于外五堡的助马、拒门、保安三堡也应该在西才是正确的。从下图可知这三堡位于大同镇之北。所以，外五堡在大同镇之西是错误的。
大同镇边堡图[④]
对于王书，笔者在翻阅过程中，发现还有其它错误。如该书卷四《军实考》载：“嘉靖二十一年，总督翟鹏、巡抚赵锦添设靖虏堡……。嘉靖二十二年，巡抚詹荣添设杀胡、破胡、残胡三堡，是年，复添设镇羌、破虏、威虏、……拒墙、拒门、保安一十五堡。嘉靖二十三年，总督翁万达、巡抚詹荣添设新平、平远……等六堡。” [6](p107)卷四所载这些军堡的修筑时间与该书卷二《险隘考》中的记录大不一致。卷二载靖虏堡筑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灭胡、破胡、残胡三堡的修筑时间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镇羌、拒墙、拒门、保安筑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⑤]郭红亦在《两幅大同镇图比较》一文中指出王书卷二《险隘考》绘图粗制，比例失调，错误亦多[⑥]。同时，王书《险隘考》多数内容都参考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甚至部分内容一字不差。很显然，王士琦在大同担任巡抚的短短八个月时间内仓促完成《三云筹俎考》一书后，没有进行认真校对，导致出现多处错谬、矛盾。但由于王书是一部专门描写明代大同镇边防形势的论著，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为此姚斌、金明等学者以其为研究明代大同镇边防的唯一依据。为了附会王书所载“嗣筑镇羌等外五堡于西”、“塞外筑拒墙五堡以厚蔽肩背”，就果断地得出外五堡是“镇羌堡、破虏堡、灭虏堡、威虏堡、宁虏堡”，塞外五堡是“得胜堡、拒墙堡、拒门堡、助马堡、保安堡”。
破虏、灭虏、威虏、宁虏四堡与靖虏堡俱由总兵周尚文修建于嘉靖二十二年。据上图，靖虏堡位于内五堡之东，其它四堡位于内五堡之西，这五堡在弘赐五堡左右，实为五堡两翼。（嘉靖）《山西通志》亦载：“（嘉靖）二十二年，总兵周尚文复增筑靖虏五堡以翼弘赐。[7](p13)（嘉靖）《山西通志》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由山西巡抚杨宗气修，学政周斯盛纂。镇羌堡处于大同镇北部外围防御前沿，位于破虏、灭虏、威虏、宁虏四堡之东北，距离较远，不在同一方位。因而从军事地理方位上考虑，镇羌、破虏、灭虏、威虏、宁虏五堡被称为“外五堡”亦不妥。王书对于“得胜、拒墙、拒门、助马、保安”为塞外五堡的说法，愚以为“塞外五堡”是后来研究者妄意揣加的。在王书中作者只提到“于塞外筑拒墙五堡以厚蔽肩背”，并没有提到“塞外五堡”这个词，更没有具体指出“塞外五堡”之地名，只是提到了“拒墙五堡”。
笔者认为，较之王书关于外五堡的记载，《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更为可信。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以下简称杨书）是笔者所见到的最早明确提到“外五堡”一词的史书。该书作者杨时宁（1537—1609年），河南祥符人，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廷升杨时宁为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总督宣大山西，后又升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太子太傅。杨书成于杨时宁任宣大总督期间，在其书末书“万历癸卯仲冬吉旦”[8](p255)，“万历癸卯”即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全书共分三卷：卷一宣府镇总图、卷二大同镇总图、卷三山西镇总图。相对于王书，杨书在修纂过程中相当审慎。杨书由于是进奉给皇帝看的，所以宣、大、山西地区各官吏俱认真审核。卷二大同镇总图，除杨时宁纂集外，还有大同巡抚张悌同纂，且成书后由分守冀北道兵备佥事李芳、分巡冀北兵备佥事陈所学、阳和兵备副使刘汝康共同校正。故该书相较于其它涉及大同镇的边地图书更准确、详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基于此，虽然杨书关于外五堡记载不甚详细，但所言正确。
杨书明确提到外五堡的地方有三处：一、“巡抚史公道实躬督厥事，遂置镇边等五堡，是为内五堡。二十三年，总兵周尚文复置镇羌（二十三年修建，二十四年修成）等五堡是为外五堡”[8](p166)。二、“嘉靖年间，以边远镇城声援不便，且外五堡既设足为内五堡卫矣，而外五堡又谁卫之用？是复置将于此堡（助马堡）”[8](p204)。三、“（助马堡）东接拒门等堡，西连保安所谓外五堡也”[8](p204)。无论杨书或是王书，对于外五堡的史料记载都不是很完整。较之王书记载，杨书内容稍详。通过杨书关于外五堡的记载可以获悉：外五堡是为了增强内五堡防御力量，由总兵周尚文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修建（嘉靖二十四年实成）。外五堡包括助马堡、拒门堡、保安堡。据此，我们唯有厘清总兵周尚文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所修之堡，才能明确外五堡确切所指。
总兵周尚文在大同镇任职期间，于嘉靖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共修筑军堡25座。本文只涉及周尚文于嘉靖二十四年在大同镇北长城外所修之堡。宣大总督翁万达在《修设二边墩堡召军填实保固地方乞处粮赏军器疏》中言：“嘉靖二十三年八月中，……自大同左卫二边马头山起，东由黑山门、宣宁、水口至榆沟，补修过边墙一百五十余里，旧有墩台三十一座，添筑新墩八十二座，补修水口、宣宁、乱草营三座……。水口堡改名镇羌，实军一千名，宣宁县堡改名拒墙，乱草营改名拒门。……议于马头山下沙沟岸上添筑一堡，比因边报欠息，暂且停止。今岁（嘉靖二十四年）六月……将前议该筑沙沟挪移马头山下平明地上，筑成一堡，改名助马堡。” [9](p408)据翁万达奏疏所载，总兵周尚文嘉靖二十三年所修之堡，实际上成于嘉靖二十四年，有镇羌、助马、拒墙、拒门四堡。同时保安堡“设自嘉靖二十四年”[8](p205)，亦是总兵周尚文任职大同镇期间所修，该堡设在极边，与破虏、灭虏二堡相为唇齿。据此可知：总兵周尚文于嘉靖二十四年所修之堡是镇羌、助马、拒墙、拒门、保安五堡。这五堡位于内五堡之北，处于长城之外，成为蒙古部族南下的前沿阵地。
嘉靖年间，位于大同镇北部的蒙古骑军经常突破镇城，南下怀仁、应县等地，四处掳掠。此时，加强大同镇城以北的防务成为当务之急。相对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在镇城北面修建的弘赐内五堡而言，只有在其更北面建立城堡，才能从根本上起到防护作用，也只有这样弘赐五堡才能称为“内”，新设堡子才会谓为“外”。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亦言：“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弘赐诸堡既立，镇城赖以藩障，至是巡抚大同都御使詹荣、总兵周尚文复议于弘赐诸堡之北添设军堡，以相犄角。城废水口堡，改名镇羌。废宣宁县，改名拒墙。废乱草营堡，改名拒门。又于灭胡堡北增筑拒（助）马堡。”[10](卷21)《殊域周咨录》共二十四卷，明严从简撰。“严氏系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行人（掌奉使、联系边外少数民族等事）”[11] (p341)。该书是他任行人时采辑资料而成，记事始于明初，迄于嘉靖末年。书中涉及鞑靼部分，详细记载了宣大边外情况。在弘赐五堡北面增设军堡，与靖虏五堡形成犄角之势，不仅能够增强镇城的防御能力，而且可以减轻内五堡的防御压力。故内五堡、外五堡应该是相对于防御蒙古部族的南北距离而言，而不是东西方位。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外五堡确指镇羌、助马、拒墙、拒门、保安五堡。
在大同镇北部边堡初建之时，并未有“内五堡、外五堡”之称。时人对其或盖以“五堡”之称，或冠以“弘赐五堡”“拒墙五堡”“镇羌五堡”等称。至万历中后期对大同镇城以北边堡的记载才出现了“内五堡”、“外五堡”。之所以出现 “镇羌、破虏、灭虏、威虏、宁虏”是外五堡的错误说法，一是由于史籍记载简略，二是由于对王书记载的盲目附会接受。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明代中后期军屯处所与基层社会秩序》及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课题《大同堡寨聚落的文化人类学》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YJA770044、2010318)
参考文献：
[1](明)王士贞.北虏始末志[M].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2](明)魏焕.皇明九边考[M］．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37.
[3](明)韩邦奇.大同纪事[M].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4]姚斌.明代大同军旅文化[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5]金明.长城与边堡[J].大同市新荣区文史资料第6辑[C].
[6](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M］．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739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7](明)周斯盛.（嘉靖）山西通志[Z］．山西省图书馆缩微胶卷.
[8](明)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M］．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739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9](明)翁万达.翁万达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0](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M］．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0.
[11]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李海林：1975年生，山西大同人，2012年于天津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山西大同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兵制、地方史，近年来参与省部级课题4项累计发表论文近20篇，主持省级课题一项。
[①] 内五堡指镇边堡、镇川堡、弘赐堡、镇河堡、镇虏堡
[②] 靖虏五堡指靖虏、破虏、灭虏、威虏、宁虏五堡
[③] 灭胡九堡指灭胡堡、败胡堡、阻胡堡、破胡堡、杀胡堡、残胡堡、威胡堡、拒胡堡、迎恩堡
[④]根据《山西省分县地图册》（山东省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2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年版）等绘制
[⑤]参见(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M］卷2．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73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⑥]参见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