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筑长城的诸多原因
刘志尧
（本文转载于大同长城文旅）
谈到中国长城，从原始社会就开始修筑了。4300年前，主政北方的颛顼帝就下令修筑长城，这被记载在《淮南子》里。《淮南子·时则训》讲：“北方之极，自九泽穷夏晦之极，北至令之谷，有冻寒积冰，雪雹霜霰，漂润群水之野，颛顼、玄冥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申群禁，固闭藏，修障塞，缮关梁，禁外徙……’。1、《淮南子·时则训》，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260页。意思是说，北方极远的地方，从九泽到大瞑之地，再向北到达丁令之国，是严寒冰封、雪霜雹霰、漂浮润滋诸水之地，是北方水德之帝和水神玄冥所管理的地方，一万二千里。他们命令说：申严各项禁令，坚固闭藏之物，修筑障碍关塞，政治关卡桥梁，禁止向外迁徙……”。这个所谓的“障塞”，应是北边最初的长城，断隔北方草原民族入侵，禁止中原人民外迁流失。原始公社的长城雏形障塞一直被传承沿用下来，即使到了战国、秦汉时期，仍然多把长城统称为塞或障塞。修筑长城是中国历史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目的就是稳固北疆，发展游牧与农业生产。中原王朝既防止北方草原民族闯入，也控制中原人口闯出去造成人口流失使农耕生产受到损失；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发展游牧生产的基础上则千方百计要越过长城进犯中原，小则抢掠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大则图谋江山。中原王朝也常常派出军队出塞开疆，扩大版图，对草原汗国实行军事打击，上演了中国历史一幕幕征战沙场的剧目。对于修筑长城，应该是世界性的军事工程，世界历史上有许多古国曾经修筑过战防工事或边墙，但真正大规模地修筑长城，只有两个文明古国：一个是欧亚大陆西端的罗马，另一个则是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罗马人修筑长城是短期行为，而中国则是长期行为，最终保留了宏伟壮丽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景观。中国许多朝代都不遗余力地修筑长城，这是因国情和诸多因素促成的。
无论是古罗马帝国修筑的长城，还是中国修筑的长城，大都筑在了国土的边疆或边塞，都是为了防范北方草原民族入侵，或保护防止北方草原民族征服抢走农耕土地。古罗马面对形形色色的北方民族，组织起强大的罗马军团予以抵御，而这些北方民族是高卢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和斯基泰人等。这些个北方民族身材高大、孔武有力，但除斯基泰人外其他的骑兵并不多，不同民族间也很难结成联盟，敌手的战斗力并不强大。从地理形势看，罗马本土三面环海、高耸的阿尔卑斯山脉与高加索山脉属天然屏障，山的北面横贯着多瑙河、莱茵河等河流，意大利半岛的防御地形占尽天时地利，只要能控制好北部的重要山口就足以做到万无一失的防范。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中国与罗马因农耕与草原的分别有着相同的地理防御概念。两国的北部一直是农业文明和草原文明交错对峙的地区，只是不靠近大海罢了。这一格局大约从商周时期到清代以前一直存在。定居的农业文明和逐水草游动的草原游牧文明始终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动态之中，这两种文明的碰撞和妥协直接导致了长城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城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防御设施，更是一个两种文明冲突碰撞和融合的载体，它的出现是历史的选择。
在中国北方，中国长城立足的北纬40度线，大致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地理分界线，又恰好与400毫米降水线基本重合，这两条线决定了线以南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比较适合农业生产，因为400毫米的降水量就是农耕的一个硬性条件，意味着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在这条线上形成分野，所以绝大部分农业文明产生在这两条线以南，在历史上形成了线南众多的农业定居区域；在这条线以北，多是温带草原，适合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这个历史上多数的草原民族是从这里发源的。因而也就形成了中原王朝与草原民族的天然隔界。从历史发展的经验看，农业文明如果越过这两条线，它的收获和投入的劳动远远不能达到理想的目的，而且会导致这一地区的荒漠化；因此，农业文明较少越过这条线。而越过这条线以北的草原文明侵入的结果，也只能有两种，要么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从事农耕，而被农业文明所同化；要么退回这条线以北。受环境气候条件的制约，民族矛盾往往在这条线上集聚，便有了不断地纷争打斗，于是就修筑了一道隔离墙—万里长城，长城成为这两大文明的产物。奇怪的是，在古代没有世界地图与中国地图的情况下，竟然能把长城东头的山海关与西头的嘉峪关均修筑在了同纬度40度线上，而中间的长城则在这条线上上下浮动。
长城的出现，使得这两种文明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段平衡稳定，这时社会会处于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两种文明都会得到发展；一旦这种稳定被打破，就会发生战争，就会跨进或跨出长城，就会损坏长城。战争的结果将会加固或修筑连接成一道新的长城。因此，长城所承载的是多民族融合和发展的中华文化历史，是中国和世界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北边这条线也许并不是形成华夏的决定因素，但中华的形成与这条线有着至关重要关系，长城所起的作用甚至更大。这条线南边称华夏民族，北边称北方民族；北边称草原，南边称中原。当中原汉族与草原民族统一后，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起源于多元，主要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在了一起。因而多元的最后才是一体。直到现在，中国的社会似乎以汉族为主体，但汉族并不是唯一，绝大多数时期汉族只占中原的一块地方，而少数民族却在周边占据了很大的版图，最后形成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大家庭。有了北纬40度线，线上400毫米的等降雨量以及沿这条线修筑的长城，并非把中华民族所分割。由于受北方气候寒冷的影响，草原民族往往会南迁，改姓换名融合在汉民族而搞起了农耕，使得长城内人口逐渐增多，所控制的版图亦逐渐扩展延伸。由此可见，中原的历史，中原是半部文明史，另一半则在青青草原上。不同时代的长城，是不同时代气候和生态的分界线，无论长城的建筑者们出于何种动机，长城从未成为隔绝文明的藩篱。恰恰相反，长城地带在大多数时间中，成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地带，长城脚下的草原、平川，往往是聚合多种文化灵气的“蓄水池。”而这些个“蓄水池”恰恰对多个民族和多元文化起到了粘合作用，桥梁纽带作用，成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过渡带。北亚草原气候严酷，天灾频繁，生存竞争规则不同于中原。北方草原民族的多个部落以四海为家，其繁衍生存的原则和条件是逐水草而居。草原民族没有明确的领土概念，如果草原风调雨顺尚可安定，假如遭受雪灾或旱灾，就要争夺草场牲畜、财产和人丁，发生厮杀抢掠，波击的地域往往是中原内地，而且每隔一个历史时期便能杀出一位一统草原的大可汗，引领全体铁骑对温暖富庶的中原进行劫掠和征战，甚至一统草原与中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语言不尽相同，甚至种族也不同；然而，一旦他们臣服在某位可汗麾下，就以这位可汗部落之名出征四方，威慑其他民族和地区。草原民族看起来像一个整体。强大的匈奴、鲜卑、突厥和成吉思汗军团，就是由草原上许多部落形成联盟而组成的整体。每当他们携家眷迁徙他乡，马上就另有新的其他草原部落填补其草场，周而复始重复着南迁的宿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向来有尚武习俗，几乎每个青壮男子都是箭法娴熟体格健壮的骑士，进攻时汹涌如潮，所向披靡，锐不可挡；撤退时风卷云散，飘忽不定，去无踪影。这样的民族便成了中原定居民族，尤其是农耕民族的大克星。冷兵器时代，几乎无人能彻底降伏这一支又一支可怕的力量！数千年来，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草原这些剽悍的马背民族为邻，与其相接的一线就是北纬40度线，彼此相互纷争打斗的地点就是无遮无拦的草原和丘陵，进攻之焦点就是沿这条线的河谷隘口，山河险阻之地似乎所占比例不大，占线十分清晰。与草原民族共处一地，无寸山尺水之隔，欲想维持中原王朝的安宁，使臣民安居乐业，就得想出恰当的办法，于是因势利导垒墙修筑长城，或采取和亲联姻策略，这应是最好防范措施和和平联盟手段，以此弥补防御地理地形的先天不足，应对北方草原骑兵军团的突袭，应对不良气候所带来的天灾兵祸。
西方罗马帝国的经济制度与东方的中国有别。罗马帝国经济的相当部分依赖于对境外殖民地的掠夺、经营、税收、贸易和海上运输，而且一直延续下来。因为有这种依赖和需求，罗马帝国便常常采取军事上征服的手段。和平时期，商业贸易需要自由穿越边境，只要在关卡履行交纳税费的义务就相安无事，边界并非不可逾越。早期的罗马极速扩张，以强势军事征服欧、非、亚其他民族，占有绝对压迫地位，其奴隶制度的统治亦造就了境内不同民族混居状况。因为奴隶主对奴隶是可以随意占有和买卖的。后期罗马威力式微，军队常由其他民族的雇佣军组成，遭致皇帝和执政官或许就是外族人，整个社会的民族关系多元化，杂交混种，错综复杂，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中国与罗马不同，单一纯粹的中国古代社会与罗马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古代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农业社会，如果不保障每年仅有的一两次收获，整个国家将陷入灾荒绝境。因此，地界与秩序的稳定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稳定才有税收，稳定才能有绝对统治权。对于社稷而言，修筑长城稳定边界则尤显重要。对重要商业领域，中国专制王朝历来都要垄断经营，如盐铁业等。修筑了长城，就有了控制国际贸易的设施条件；有了这道墙，既能保障中原王朝皇家的商业利益，又能严禁武器和铜铁战略物资转移出口。以贸易为武器，还能制服和驯服草原汗王。因为草原最需要的是铁锅、盐、茶叶、布帛和针线等生活必需品。
古罗马统治下的欧洲诸民族，共用拉丁字母，同讲雅利安语，这便使得罗马文明的交融扩散比较容易，欧洲各民族从蒙昧中被唤醒。后来基督教在欧洲传播开来，教化了全体子民，尽管东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形成了诸多王国，但欧洲却拥有一个松散而共同的文化，宗教和教宗，随时会组织起来结成联盟。尤其是希腊、罗马的城邦制度孕育出民主与平民思想的萌芽，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独裁主义的泛滥。中世纪的欧洲崇尚骑士精神，民族主义国家的概念比较含混，文明与野蛮的界限也比较模糊，各民族与各王国的疆域错综复杂，教皇与世俗君主的权威双元化，战争往往表现在统治阶级的利益纷争上，但规模与烈度有限，或许这是没有续筑欧洲长城的一个原因。中国帝王专制社会体制是内敛的大一统王朝，礼教文化推崇君权至上，图形表意的汉字和文言文的复杂难学，严密的官僚体制与奔放的草原风俗相去甚远，与罗马文化形成鲜明对比。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虽然存在一定的隔阂，却容易向农耕文明辐射，哪怕他们讲着完全不同的语言，如中国周边的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均可接受。长城将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隔开，看起来两边的生产方式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语言不同，彼此沟通存在着一定的障碍；但长城两侧的人种相同，遗传基因的因素往往使他们彼此互为一家，历史上就一直有“胡汉一家”的说法。草原民族也同样把龙文化看作是与汉民族共同的图腾，把炎黄看作是共同的祖先。虽然如此，中原王朝对草原游牧民族侵袭的破坏力也丝毫不可忽视，因而修筑长城自在情理之中。但是，一旦游牧民族跨越或接近长城，不知不觉间就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被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迅速同化。我们并不知晓当年匈奴、突厥和蒙古人对中原王朝修筑长城的看法，也很难猜度当今海外游客对长城的真实现感。纵现历史，中原王朝真得能指望一道泥土或砖石结构的长墙挡住草原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进犯或移民吗？显然有时能，有时还真的不能，修长城修的是一种草原与中原和平共处的规矩，构建的是一种能保持两家稳定的秩序。不过，有一条规律：凡中原政局混乱，草原游牧民族便会大量越过长城问鼎中原移居落住。文明昌盛的唐朝就是民族融合的产物，草原民族的狂野之力与浩荡之气与中原的诸子儒雅结合一起，脱胎派生出一个高贵强盛的中华帝国；蒙古人的征战更是直接打开了人们的视野，间接促进了海外地理大发现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人类的繁衍与发展作用于地球地理环境形成的人类文明史。而地理环境气候又决定着人类的生存命运。其中也包括人与自然灾害和人类战争的抗衡。或许就在这种抗衡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民族与国家。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观点解释，国家便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国家形成的因素除了阶级斗争的主要因素外，往往还有地形地貌、地理环境、文化习俗与气候的因素。结论便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便会有什么样的历史文明，各个不同种族的人类命运的生存与发展，就根植于各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形地貌的位置中。人类生存是有选择的迁徙的，历史文化也是不断传播不断发展的，地理环境与气候变化影响着人们的迁徙动态心理；河流同样起着人类迁徙和文化传播的载体作用。人类文明是随着河流的流动而向前推进的；反之亦然，地球上的地理环境与气候始终伴随着人类民族的迁徙运动和文化传播走向。与此同时，人们选择环境还包括筑城，筑城向来考虑的是河流水域这个生存的基本要素，也考虑能否安全生存。人类繁衍生息，从聚落到部落，再到村落，最终集聚形成城市。城市是人类生存的最大的聚集地，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就中华民族而言，地大物博，尚有5000年的文明史（如果按红山文化续接应为6000年），在世界范围内尚属灿烂文明。但仔细观察分析，中华文明史的形成与国土面积的控制，同中国的地形水系密不可分，同修筑长城密不可分。从北边观察，从东往西，有大兴安岭并南端的燕山山脉，向西有阴山山脉、贺兰山脉、天山山脉、阿尔泰山山脉、帕米尔高原；折转连接的是昆仑山、巴彥喀拉山、喜马拉雅山、横断山；一直到武夷山，延伸到海南岛便是汪洋大海。背靠昆仑山面向东，两边的大山像夹着一条大沟而形成三级台地，整个地形就像一个有靠背的椅子，两个扶手把三级台地圈了起来。历史上无论是中原民族、草原民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就在这个圈子里繁衍生存，在这个圈子里打斗纷争。在冷兵器时代，外边的民族势力闯不进来，而这个圈子里的人也突不出去，包括秦始皇也毫无办法。后来虽然有了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那只能属细窄的通道，只要堵住关卡，便又成为封闭。在这个大环境中，各民族之间相互纷争打斗，只能说是民族内部矛盾。大同就是纷争打斗最敏感的地域，这应归为人类历史特殊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这个特殊大环境中，山环水绕，山为屏障，水为生命之源，山连绵不绝，想绝也绝不开；黄河、长江、珠江三条大河和北方草原的水草丰美养育着中华民族。因为有山作屏障，外族过不来，只考虑的是海岸线上的门户，于是在近代，开始是甲午战争，随之而来的是鸦片战争。海上有了决口，封闭最终被打破。就地理科学与气候而言，北纬40度线400毫米的降雨量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隔开。受环境气候条件的制约，民族矛盾在这条线上集聚，有了不断的纷争打斗。草原民族要突围进来，中原王朝便调遣大江南北的骁勇战将奋边抵御，于是就形成两股强势力量在这条线上的对峙碰撞，修筑隔离墙一万里长城在所难免。 北边的这条线并不是形成华夏的决定因素，但大中华的形成与这条线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为啥少数民族会在周边占据很大的版图？这便有了中原与边疆之说。即，没有中原哪会有边疆？反之亦然，没有边疆哪来的中原。中原与边疆相辅相成，是相对而言。不过，中原被边疆所包围似乎是有界线的，而边疆似乎是无界线的，边疆民族最终发展到欧亚大陆带。所以，北方民族给中华民族贡献最大的是扩大了版图。多元一体化组合的因素，气候与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寒冷是人类生存的障碍，而向往锦绣繁华的南方，历来是北方草原民族的梦想。因而，中原成为北方草原民族进犯的地方。由张家口向北，700多公里几乎是荒无人烟的戈壁，过了二连浩特再向北，蒙古国的境内还有500多公里的戈壁。在这样的荒漠，不可能有草原民族生存的空间。草原民族的生存原则是逐水草而居，向往有水草丰美的地方，生存的空间在河套，草原民族一次次的崛起也大都在河套，因而大同一带的长城修得多一些。然而，即便有水草，一但遭遇干旱、雪灾或突如其来的寒流，生存仍然会遇到困难，冲破阻碍南迁是必然的选择。在中国古代史上，连绵不绝的二十五史，几乎全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载录，从商朝的甲骨文里，从汉代抵抗匈奴攻打鲜卑的记述里。历史都没能阻挡住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进攻，包括后来辽金的契丹、西夏的羌族、元代的蒙古族、清朝的满族都入主了中原，或者说占据中华民族的半壁江山。当然元朝和清朝全占了，还扩张了不少地方，这对中华民族后来的形成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长城是中国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卷，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与活化石。长城挑起了北方草原与华夏农耕两个文明。但中国也因长城形成了多个朝代的南北朝。有匈奴南北朝、魏晋南北朝、辽金与宋的南北朝；明朝时期也是南北朝，以长城为线，明王朝与新北元的南北朝。但最终是一体的，拼接成中国辉煌壮丽的山川河湖版图。
大同与雁北联袂相称，在北魏是京畿范围。京畿东自代郡（今河北蔚县暖泉镇西，山西广灵东北），西及善无县（今山西右玉南古城村），南极阴馆县（今山西山阴西南、朔州东），北尽参合陂（今山西阳高东北）。事实上，山西的雁北区域是沿袭了魏朝的京畿范围，之后一分为四，即山西大同、朔州，河北蔚县、涞源。这种行政区划上的大体相当，绝非偶然，而是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状况密切相关的。这个地区位于河套高原与山西台地相交的断层地带。它的中部是大同盆地，呈西南—东北走向。大同盆地的东部又形成三条谷地：其一溯浑河而上，直抵恒山主峰脚下；其二沿桑乾河而下伸向今河北省境内；其三展布于南洋河的上游，即今之山西省阳高县、天镇县境内。大同盆地内，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既适于农耕，又适于游牧。盆地四周被崇山峻岭环绕，它的东北是熊耳山，北部和西北部为阴山余脉，西南部界于管涔山脉北段，南部和东南部有恒山山脉与太行山脉。崇山峻岭之中，关隘与险峰重叠，断崖与峻岭错落，成为大同盆地与其周围地区相阻隔的天然屏障。这样的地形既利于政治上的统治，又便于军事上的攻防。因此，当政治形势比较稳定的时候，其区域性经济就很快繁荣发展起来。也许，这正是这个地区能够形成辖境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域的重要原因，民族融合的自然地域。草原民族与汉民族不断的融合，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相互交流，应有一定的方式和规则，有媒介从中起作用。而大同起到了这个作用，大同堪称民族融合之都，而这个融合之都的缓冲条件便是历代修筑的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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