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时刻，他们义无反顾的往前冲……
——海南二十三年红旗不倒革命史侧记
峥嵘岁月，因有他们奋不顾身的前仆后继而更峥嵘；共和国大厦的基础，以有他们滚烫鲜血的浇筑而更坚固。毛泽东主席是以大书：“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排空浪浪皆碧血，海岛河山寸寸红。
他们在内忧外患，民族危亡，国将不国的关键时刻，自觉地践行着“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中华优良传统古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个冒着敌人的炮火前仆后继的往前冲，挽狂澜于既倒，救天下于沦亡，出众生于水火，解黎民于倒悬……用鲜血与生命赋写出一篇篇新中国的瑰丽华章。
【编者按】小编今天推出这篇文章，就是想告诉今天幸福生活里的人们，在过去那烽火漫天的岁月里，在白马井地区，有这么一群人，爱国、爱党、爱人民，他们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信仰理念。他们前仆后继向前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书写浴血琼西的故事，让人荡气回肠，久久不已。每想起则予人以壮怀激烈，昂扬奋发之精气神，仿佛太阳能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源哩！
无数的革命者在我们的前面倒下了，又有无数的革命者从后面站起来，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先烈们的尸体，踏着他们的足迹，又继续投入战斗了。在白马井地区，就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前仆后继，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抵御、驱逐穷凶极恶的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为琼岛八百万人民的独立、自由及解放，为新中国的早日诞生，奋勇杀敌，浓墨重彩书写着浴血琼西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一、薛波润：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薛波润（1910一1942）。是如今的海南省儋州市白马井镇一里（胜利街）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白马井最早的党员之一。日寇入侵儋县前，他是白马井地下党支部书记，以塾馆先生的职业作掩护，进行地下活动。日寇入侵白马井后，禁止开设塾馆，他潜入日伪军队蒲月清（儋县峨蔓镇下浦村人，出任峨蔓地区伪维持会会长，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残害抗日军民，铁杆汉奸，有民谣云：“天生月清败峨蔓”。日寇投降后，人民政府将之押往临高公审枪决，死有余辜。）开设的店铺里当账房先生，继续领导地下党的活动。1942年初，薛波润身份被日伪军识破，他被逮捕关押在日本驻军营地的监狱，坚贞不屈。日伪军从他嘴里没撬出所需要的情报，恼羞成怒的日本人残忍地将他砍头处死。解放后，儋县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薛波润1918年在白马井镇涌泉小学（白马井实验学校前身）就读，毕业后随父母做鱼干货生意，因他天资过人，聪颖用功，对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吸收得比较快，因而思想较诸同时代的人显得成熟而先进。同时他还有写一手好毛笔字和快速打算盘的运算能力，在白马井镇小有名气。1932年涌泉小学聘他担任一年级教书先生。1934年秋天，共产党员潘云汉从广东高等警官学校毕业，奉党组织之命回到家乡白马井开展革命活动，因他有省城读书的经历，是年8月，被聘任为白马井镇涌泉小学校长。潘云汉任校长后，在马井地区开展革命活动，他根据薛波润的突出表现，重点培养他，给他讲革命道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要为穷人争取自由，翻身解放，并把他从广州带回的革命书籍，如《大众哲学》和《世界知识》等进步刊物，以及《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籍给他阅读。薛波润越读心里越明亮，醍醐灌顶似的，欲罢不能，仿佛看到了一条自己久想于心却欲言不能的与自己吻合的通向理想之路，自己正在一步步地踏上去，奔向路的终端，顿觉通体舒畅，抑郁秒空。高兴之余，他要跟共产党闹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他经常聆听潘云汉、吴明等共产党员谈论国家大事，讨论国难日深的紧张局势以及日寇不断在华北东北蓄意制造挑起的摩擦冲突。民族危亡的问题，中国往何处去？这些关乎每一个人生死存亡的天大问题第一次压到年轻的薛波润头上，甩也甩不掉，顿觉肩上如压千钧担子一般。最后得出结论：只有跟共产党走，我们的国家才能实现民族解放，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劳苦大众才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才能实现《共产党宣言》所说的理想社会——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的共产主义。薛波润在潘云汉、吴明的积极影响下，经过深入的思考，决定向党组织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夏经潘云汉、吴明介绍，他如愿以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庄重地向党旗宣誓，保守党的密秘，服从党的宗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永不叛党。在加入党组织的当天，他与吴浪渡、吴俊云、苏邦贞、蒲德养等人在白马井三江巷吴俊云家秘密开会，并刻一石碑，文曰：“坚决跟共产党闹革命！”，背面刻上他们的名字，然后将石碑沉入水塘，以表示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抗日救国斗争的决心（丝毫也不怕日后可能会被日伪和国民党抓到把柄，因为他们坚信初心是光明的，行动是正义的，没啥可害怕滴！相反，害怕的应该是日伪与国民党反动派。估计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心情与决心。）薛波润从加入党组织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全身心地作党的人，听党指挥，服从党的安排。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放弃作教书先生，改行塾馆先生，并以此职业为掩护，进行地下活动，负责收集情报，为党组织提供可分析的信息。1936年5月，中共儋县工委改为县委，潘云汉是七名委员之一，他受命在白马井组建区委，当年9月白马井区委成立，潘云汉担任书记。1937年4月吴浪渡接任潘云汉担任白马井区委(又称江南区委)书记。由于薛波润的出色表现，他被任命为白马井党支部书记。
1937年7月7日，随着“芦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随之践踏广东，潘云汉、吴明、吴浪渡、薛波润们个个义愤填膺，热血沸腾，更加坚定的下决心要找出一条摆脱帝国主义羁绊的道路来，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自由。白马井支部书记薛波润领导的白马井党员们立即研究如何开展抗日活动。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在潘云汉和吴浪渡的领导下，1938年初，他与潘云汉、吴浪渡等其它党员一起分别深入寨基、竹古、排浦、海头、盐场、水井、光村和峨蔓等地，发动群众购枪购弹，准备筑垒抗日。4月，白马井民众抗日后援会成立，负责人是潘云汉，成员有吴明、潘江汉、万庚、万真、李何杞、薛波润和徐友庶等人。他们上街演讲，演戏，宣传抗日。秋季，进步报刊《新华日报》从海口传入儋县，云汉立即组织吴明、万真和潘江汉、薛波润等人阅读，并抄贴在街头，公开号召白马井居民和渔工为抗日救国出力。他参与组织白马井渔工举行抗日游行示威，并与吴浪渡带头沿途高呼口号：“团结起来，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愿做埋沙鬼，不做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激发了白马井群众团结抗日的情绪（这可是破天荒的事，该晓得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前夕召开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劝蒋介石放手发动群众，尽快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早日结束战争。蒋答曰：“总统先生，你不了解中国，许多老百姓连日本在地球哪个角落都不知道。”中原百姓尚且如此，孤悬海外的琼岛可想而知，宣传发动之难度，安复可问。不把日本人当作自己人才怪哪！又同属蒙古人种，同为亚裔形态，这于当时文盲占大多数的百姓来说要加以精准辨别是很难的。）同时，他们分别深入竹古和寨基等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村庄，串连李志华、李木森和麦良韩等进步青年，向农民宣传爱国军民奋勇抗日的新消息。是年7月，儋县抗日武装队成立，吴浪渡、潘江汉分别担任正副队长，薛波润作为队员，在正副队长的带领下深入各乡镇巡迴演出，他们高唱着：“这是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再不能忍气吞声了；愿你将一切都抛于度外，走上最前线去，斩尽强盗的头颅。向前……冲锋……冲破敌人的阵营，建起我们强固的堡垒，要用我们的热血，才能博得真正的和平!”用激昂雄壮的战斗歌声唤醒群众，号召军民一致投身到抗日救亡行动中去。
1939年初，日寇军舰开始在儋县西部近海游弋，潘云汉意识到鬼子的铁蹄即将踏上家乡的土地，他便同吴明紧急召集白马井党员开会，讨论日寇侵占白马井后的初步工作方案，布置薛波润等党员潜伏下来，由薛波润负责白马井党支部的地下工作。1939年4月16日，日军从白马井西海岸登陆，拆除西坊尾一百多间房屋，占地建立其海军陆战司令部。日军入侵白马井后，禁止开设塾馆。为了密秘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薛波润潜入日伪军队蒲月清开设的店铺里当账房先生，继续领导地下党的活动。
1939年4月，日寇入侵儋县，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搜捕抗日军民，迫害抗日家属，无恶不作。随着伪维持会等汉奸政权的建立，抓丁拉夫，硬摊强派等徭役便接二连三，源源不断地在全境展开。搅得鸡犬不宁，居民纷纷逃匿躲避，十屋九空。5月11日，我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大队在马白山的率领下，在东成黑岭地段伏击日军，揭开了儋县抗日战争序幕。日本人在儋县地区大肆搜捕、追杀共产党员，抗日组织遭到破坏，由于形势日渐恶化，白马井党支部一度失去与上级机关的联系，白马井党支部活动转入秘密活动阶段，坚持地下斗争。薛波润与地下工作人员坚持不懈地多方搜集日伪军的情报；收集人民群众捐赠或作为饷税缴纳给抗日民主政府的钱物。1940年冬，13岁的潘祥爱打扮成农村姑娘，到白马井找到联络人薛波润，薛波润太高兴了，终于找到党组织，通过潘祥爱向上级党组织报告白马井党支部工作情况，并将钱物、医药通过潘祥爱、潘祥吉等秘密送到根据地。1941年7月，儋县为指导各基层党支部开展工作，提高全县骨干理论素养和工作方法，儋县县委在敌人鼻子底下于县城近郊盐场和白马井附近的竹古村，开办两期各有四十多名党员骨干参加的学习班。薛波润参加竹古培训班回马井后，他千方百计想办法，动员群众捐粮、捐衣、捐款支持部队，培养和发展地下党员，动员青年参加琼崖独立总队。他还经常冒险带领地下工作人员到排浦、黑石、沙沟村等抗日村庄开会接受工作任务，扩大革命队伍，无所畏惧地坚持地下斗争，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成果。
1942年初夏，由于薛波润多次参加抗日活动，被汉奸举报，薛波润的身份被日伪军识破，他被逮捕关押在日本驻军营地的监狱里。日军对他使用对被捕抗日志士惯用的伎俩；先是软的……诱降、劝降，高官厚禄的封官许愿，叫他供出白马井抗日组织的秘密地点，行动轨迹，答应如果做到，不但不关押、不杀头，且立获自由，还可以领到一笔可观的“奖金”。薛波润生性内向、木讷少言，他没有义正词严的申辩和回驳，也没有慷慨激昂的即时演说，因为他晓得，对于魔兽，那都是没用的，他不想徒耗自己的体能和白费自己的口舌（当然大抵也有不屑为之的成分在里面），而只是缓缓地说：“我过去教书，现在当账房先生。你们说的什么秘密，我全然不知道。”
敌人说了又说，反反复复，波润还是重复这一句话。于是，日军使用了那种伎俩中的另一点：硬的，先后在他身上施以种种酷刑，其中，有过生电：用接手摇电话机的电线绑在受刑者的手指上，摇起电话机，直流电传入手指，受刑人极度疼痛，颤抖打滚；踩仙人掌：推拉受刑人入仙人掌丛里，使之脚掌和身上扎满仙人掌刺：卧炭火：红通通的炭铺在地上，把受刑人推到其间，烧得遍体焦灼；用铁锤猛击钉子，穿过手掌，血流如注。薛波润原本身体消瘦虚弱，经过酷刑的反复推残，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最后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每当日寇吼叫着逼他供出秘密时，他一言不吐，以闭目、摇头来回答，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坚贞与宁折不屈的坚强气节。敌人对他毫无办法，万万没想到他柔弱的皮肤里竟包着钢铁一般的骨骼。最后，恼羞成怒的敌人将他和六七名抗日志士一起押到白马井西方尾海边砍头示众，时年32岁。薛波润同志是党的好干部，他壮烈牺牲，实践了他“坚决跟共产党闹革命”的誓言，遂了他入党时面向鲜红的党旗举手庄严宣誓时的“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的初衷，跟共产党闹革命就意味着要献身当下的抗日救国伟大事业以及随后的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等诸多艰难伟业，就要不怕牺牲。薛波润同志为抗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仅在当下的第一阶段就英勇就义，在最黑暗的时候，还没来得及看胜利的曙光，就匆匆离开了战友们（但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个薛波润，才加速了抗日战争和随后的解放战争胜利的到来，才能于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二十世纪上中叶建立起了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中华民族才得以历经秦汉唐宋后重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才能“三步跃”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大踏步的进入今天的强起来）。壮志未酬身先逝，光辉永照在人间。是他遗留给后人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是提供给我们今天建设道路上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源。他那种临危不惧，勇于牺牲，舍生取义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鞭策着我们后人奋发前进，永无所惧。解放后，儋县人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
2018年7月23日，薛波润的女儿薛娇回忆说: “父亲在白马井西坊尾被执行砍头处死的那一天，天色昏暗，下了一场濛濛小雨，那时我才是一个4岁的小女孩，但对父亲为什么牺牲，为什么被日军杀害，我也不理解，只是拼命地哭。此后我就与母亲相依为命，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不离不弃至今天，过上了幸福美满的好日子。父亲年轻时非常热爱学习，他坐过的凳都留下深深的痕迹。把他的事迹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永远记住，中国能有今天是与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爱国人士不怕流血牺牲用生命换来的。无论目前的道路有多曲折，遇到的困难有多巨大，都要坚定的跟共产党走，相信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
二、万真：书生热血写青春
2003年4月1日，省政府在海口金牛岭公园举行一个隆重的烈士安葬仪式，为万真、林书岭等被“学联冤案”株连的三十一名烈士从五指山、白沙等地迁移到金牛岭革命烈士公墓，让海南人民永远纪念这些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英烈。这次参加安葬仪式的人群中，有一位暨南大学中文系的女教授王琼同志，她就是万真的未婚女朋友，自从万真牺牲后她一直没有结婚，那天面对万真的遗物，她痛哭了一场，在场的人们深深为她对万真的情深厚爱，坚贞不渝的情感感动着。
解放以前，白马井镇仅有一条街道——长约100多米的伏波街，因街头（西方尾）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的伏波庙（为纪念白马井开墟的汉伏波将军马援而建，现列入儋州市重点保护文物）而得名。薛波润就是街头人，比他小7岁的万真则是街尾人。
万真（1921-1949），又名万珍，出生在儋县白马井一个书香之家，父亲万禧是留洋后回儋县教书的一个知名人士。1932年万真从白马井涌泉小学毕业后考进重庆华侨第二中学，在华侨第二中学高中读书期间，结识王琼等一批爱国华侨进步青年，他们经常讨论国家大事，声讨日本人侵略中国的罪行，经常到街上宣传抗日。他与美籍华人王琼也就在这时结下了深深情谊。“七·七”事变后，也就是他高中毕业后，回到了久阔的白马井。在他的姐夫潘云汉的发动下，他二话不说就投入到抗日宣传中，他与谢凤安、吴明、吴浪渡，李何杞、潘江汉和麦言夫等人深入农村，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初，他和潘江汉一起到琼东县(今琼海市)，报考国民党的军官学校，但因没有殷富人家的担保，不得参加考试，只好悻悻而回。1938年4月，白马井民众抗日后援会成立，负责人潘云汉，成员有吴明、潘江汉、万真、李何杞、薛波润和徐友庶等人，他们上街演讲，宣传抗日。
万真烈士
进步报刊《新华日报》从海口传入儋县后，潘云汉立即组织吴明、万真和潘江汉等人阅读，并抄贴街头，公开号召居民和渔工为抗日救国出力。同时，他们分别深入竹古和寨基等村庄，串连李志华、李木森和麦良韩等进步青年，向农民宣传爱国军民抗日新消息。万真在白马井期间，他经常深入群众中、深入渔工里，大量收集抗日民歌、抗日故事等资料以及当地开展抗日宣传的有效做法等，编成小册子。1938年5月，万真接到好友王琼来信告诉他，复旦大学由上海西迁到重庆北碚东阳镇夏坝，希望他回重庆市华侨第二中学复习报考复旦大学。他收到信后，告别父亲、朋友，赶回到重庆华侨中学，在复习之余，他把在白马井收集的抗日故事，分享给同学和老师们, 激发同学和老师们的爱国热情，更加憎恨日本侵略者的行为。那一年的秋天，他一举考取复旦大学新闻系。
抗战期间，上海沦陷，复旦大学西迁，师生辗转五千里，于1938年2月择址于重庆北碚东阳镇夏坝，设有五院二十二个系及两个专修科，师生2400余人，以张志让、陈望道、周谷城、洪深，孙寒冰、章靳以、曹禺等著名教授为代表的广大进步师生，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高举抗战、团结、进步大旗，积极开展各项救亡运动，使复旦大学成为大后方坚强的民主堡垒。
1938年7月在复旦大学建立了北碚第一个中共党支部。1938年8月底，万真怀着激动的心情，踏进了盼望已久的名牌大学——复旦大学读书。王琼同年7月也考进了暨南大学中文系，尔后他们经常在书信中探索救国之路，同时也表达深深的爱意。万真在校期间，他勤学苦思，博览群书，不断吸收新知识，他除了读新闻专业书籍外，还读《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同时研究新闻写作要素，他还熟练掌握英语和阿拉伯语，并能用这两种语言与他人进行交流。他认识到中国要强大，光靠读书救国还是不行，他要革命，他要打破旧世界。特别通过这次回白马井参加抗日宣传，他的思想境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不愿做亡国奴，更加憎恨日本侵略者，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的战斗里。他积极高举抗战、团结、进步大旗，并积极参加学校开展各项救亡活动。与此同时，他结交了复旦大学一批思想进步青年，经进步青年的介绍，他找到了复旦大学的地下党组织，他经常参加地下党组织的集会、讨论，受到他们的爱国主义熏陶，他的心更加向往共产党，立志要为共产党做事，要为这个国家的民族独立而奋斗。他的积极举动，得到了复旦大学党支部的重视，党支部派党员去与他谈心，做他的思想工作，并肯定他的爱国行为。正在这时，新四军急需一批知识分子充实到部队，在复旦大学党支部的动员下，1942年5月，离毕业还有一个多月，在复旦大学党支部的介绍下，他和一批热血青年，直接到敌人的后方去，到新四军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统一整编新四军时，将活动于苏南的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编为第6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罗忠毅任参谋长。下辖第16、第18旅，共8000余人。1942年6月，万真他们一批满腔热血，投身抗日的爱国知识分子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新四军第6师第16旅旅部茅山根据地。旅部立即给他安排工作，在旅部做宣传工作，并且以记者身份深入各个团，及时报道新四军抗击日寇的战斗。得知万真参加新四军的消息，他的女朋友王琼正好从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她就直奔万真所在的新四军第6师十六旅部。他们相见后，心情难以诉说，旅部安排王琼在万真工作的宣传部门，他们一起同生活、同工作，并且确定正式恋爱关系，从此这对革命战友战斗在一起。他们这对情侣在随军战斗中，通过报纸、印刷小报等宣传渠道用生动的事实记录战斗场面，讴歌了16旅抗日的英雄事迹，给新四军的官兵们以极大的鼓舞，他们的努力，得到了新四军总部的肯定。
1943年4月，国民党军队向溧阳、溧水地区进攻，第16旅被迫自卫还击。10月，日军向苏浙皖边区发动进攻，国民党军不战而退；他们随第16旅尾击日军，收复溧阳、溧水、长兴、广德、郎溪、宣城等县广大地区，扩大了苏南抗日民主根据地。1944年7月至10月，他们参与了第16旅攻克长兴地区日伪军据点10余处，挺进到南京市郊陆郎桥。12月，克长兴以西重镇泗安。1945年1月成立苏浙军区后，第16旅改为苏浙军区第1纵队，他们参加了浙西天目山自卫反击战。在新四军第6师16旅的军旅生活中，他们用有力的笔谱写了一曲爱国，爱军队，打击日寇的英雄赞歌。
1945年8月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为加强后方的力量，中共中央决定从新四军选派一批知识分子到延安，充实延安的革命力量，由于万真和王琼在十六旅宣传部门工作期间，表现突出，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新四军总部决定推荐他们俩到延安工作。
1945年9月，万真和王琼在党组织的掩护下，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万真到延安后分配到《解放日报》当记者，王琼分配到王震三五九旅宣传部门工作。虽然都在宝塔山下，但因为工作地点不同，两人仅能通过书信联系感情，交流接受革命洗礼的情况。当时的形势，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中国革命的文化中心，各路精英从四面八方纷纷汇聚到这里，万真在《解放日报》工作期间，及时宣传党的政策，他本人的表现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可。1946年，党中央和琼崖特委因敌人封锁以致中断电台联系长达数年，急需从延安派一批干部到琼崖纵队工作，因万真是海南儋县白马井人，熟知海南的情况，又是报社的记者， 是年春，中共中央安排万真回到海南。经过新四军第十六旅血与火的考验，延安革命圣地的洗礼，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人也变得更加成熟和沉稳。
1946年春天，他从西安坐飞机到香港，又从香港坐车到广州，再回到海南，并在琼山小学当老师。十多天后他找到琼崖特委，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并得到肯定，琼崖特委先安排他在中共琼崖地区机关担任《先锋》记者，后任中共琼崖特委(党委)机关报、《新民主报》编辑。在担任《先锋报》记者期间，他先后多次深入各总队采访，与士兵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同战斗，把士兵们的体会感受通过文字发表在《先锋报》上，同时他还针对战场上各种不同的情况写出水平较高的战地纪实。每期报纸发行，干部战士们都积极阅读，大大地鼓舞琼崖军民的斗志和信心。由于他有《解放日报》担任记者的经历，又是复旦大学生，他的才能很快得琼崖纵队领导的充分肯定。为此中共琼崖特委任命他为《琼崖特委(党委)机关报》、《新民主报》编辑。由于得到领导的重用，他更加勤奋地工作。《琼崖特委(党委)机关报》、《新民主报》是琼崖特委(党委)的宣传喉舌，对整个海南的解放战争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万真在任编辑期间，及时把握政策，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1948年夏天，海南部分地区解放后，要进行土地改造工作，他深入海南西部，与时任西区地委书记兼琼纵一总队政委吴明同志一起做土改工作。他仔细分析农村各阶层的情况，把他的分析和感受跟吴明交流，提出了较好的建议。如海南西部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些有钱人，在共产党进入村庄开展抗日战争时，有些有钱人通过地下党组织送钱送粮支持共产党革命，如儋县干冲镇富商李显盛多次资助独立队经费，这就是对革命有贡献。在土改中，要区别对待，不易采取简单的财产充公作法，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力戒“一刀切”，免得伤了群众对革命的感情，对民主政权产生怀疑、隔阂、距离甚或反感反抗，一句话，要保护群众的利益；不要把群众推到敌人那边去，更不能让敌人有机可乘。他的建议得到了西部地委书记兼一总队政委吴明的肯定。吴明书记在向琼崖报告西部土改中也把这些较好的建议在报告中体现。他的这些建议实施，对当时根据地的后方补给和稳定，起了很好的作用。也许是当时党中央没有与海南琼崖纵队联系上，对万真的身份问题，始终没法确定，因一些事情引起琼崖纵队政治部怀疑他是特务，一是他利用英语和阿拉伯语写信给中共中央南方局驻香港机构汇报情况；二是国民党第四十六军进驻海南后，他到琼纵一个连队找士兵了解情况，被认为是“串联”整理材料。另外因为他有时要离开驻地到海口等地购买印刷报纸的油墨纸张离队，这些原因导致他被涉入五指山解放区发生的“琼崖地下学联案”，1949年10月被错杀于五指山毛百镇毛兴坡尖村。
据万真的胞弟万蔚青口述，王琼说，1951年，在暨南大学当老师的她得知万真被害的消息后，立即与万真当时在中山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的复旦大学同学联系，并和他们亲自赶到海南找到当时负责行刑的士兵，该士兵是广西人，当时他还在海南军区服役，问及万真被执行死刑时有什么话要说，他说万真只说他没有什么，只可惜还年轻，没来得及孝敬父母，你们杀我会后悔的，涉及党的机密他没有透露半句，因为他是党中央派往海南执行特别任务的，只与党中央单线联系。如果他承认自己是特务也许不会被杀害，因学联事件承认是特务的人都没有判死刑。但万真选择保守机密，宁愿牺牲自己。王琼等人从海南了解到万真被杀害的真相后，他们联名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万真同志平反昭雪，后万真被杀害的事件惊动到了党中央，经周恩来追查，确认万真的身份，是党中央派到海南执行特别任务的，与党中央单线联系。
翻开《儋州市革命英名录》，在白马井镇革命战争时期先后共120多名烈士中，万真是学历最高的一名，又早年参加革命，应该是解放后的建国人才，但是他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为海南的解放事业，没有牺牲于战场，却以另一种方式在黎明前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的牺牲令人扼腕叹息。1953年，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广东省委、海南区党委正式宣布琼崖地下学联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琼崖地下革命组织，为万真等同志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得悉爱子万真冤案昭雪被认定为烈士后，老父亲万禧写下了感怀诗：有冤不白今朝白，从此不言又少恩。痛尽八年流泪眼，不叫人知有啼痕。其父亲解放后一直在中小学教书，曾当选儋县人大代表，晚年和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常有诗词应和，董老尊称之为“祉亭老人”，在当地传为佳话，受人钦敬。吾儋与董老有诗词酬唱的还有那大中学资深老师唐虞政，董老诗中敬谓之“儋耳雅人”。两人皆为吾儋学界耆宿，诲人不倦，有教无类，为学不辍，活到老学到老的活典型。
家乡人民为了纪念万真的功绩，在他出生地白马井三江巷，父老乡亲们把他的相片与潘江汉、潘云汉、吴明等为海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白马井三江巷名人的照片挂在老人院，2018年，白马井镇举办“传承红色基因、寻根家园向明天”图文永久展览厅，列入万真的英雄事迹。供世人瞻仰铭记，作为教育桑梓子弟爱国主义的鲜活内容。
三、符绍贤：“特别功臣”战琼西
翻开海南琼崖纵队解放初期编印的《庆功集》那已经被岁月浸渍得泛黄几濒风化了的书页，尽管战争的硝烟已漫过了70多年，但在儋州市，老一辈人仍在传颂着书中一位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数十次恶仗，每战必危却都能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传奇式人物。他那铁胆忠心，奋勇杀敌的身影；不时地显映于琼西的夜空；驰骋足迹，卓越战功至今仍铭刻在琼崖纵队的光辉史册里，不时地发出耀眼的光芒，跟晨星夕宿一样，熠熠生辉。
符绍贤（1925—1968），出生在儋县（今儋州市）排浦镇沙沟村一个贫困家庭。沙沟村距白马井镇10多公里，是个有200多户1000多人口的自然村。解放前，村的四周生长着一层又一层的浓密深厚、中间长有各种簕竹类的山林，村北面的山林之后是白皑皑的风化沙土，由于地理环境复杂和远离反动统治的中心，加上这里的村民思想淳朴，勤劳坚韧，抗战开始后，共产党就把它开辟为抗日根据地。从那个时候起，村里首先成立起本村“抗日青年同心会”。之后，村里人符二护、李向荣、郭井梅、黄福应等相继成为共产党员，村中组建民兵队伍，动员青年加入乡抗日常备队和区反攻预备中队，以及琼崖独立总队。符绍贤自小受吴浪渡、薛波润等前辈革命事迹的熏陶，小小年纪就自觉地有事就帮队伍送信、站岗。1943年春，为了改变被日伪摧残致生活困难的处境，符绍贤和他的胞兄符绍熙、叔叔符小井，在这里挺身参加革命，他高兴地哼着《独立队之歌》，成为海南琼崖纵队第四支第一大队一中队一班的战士，次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党在艰难困苦时期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部队里，他不断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是他参加对日第一次作战时在用自己的心郑重背诵着抗日名将吉鸿昌将军的诗章。1943年6月，琼崖纵队发动儋县洛基乡伏击战，他和战友们，一举全歼日军小分队，毙敌15名。在洛基乡龙日岭脚诱出日伪军，打死打伤30多名，击毁军车2辆。他所在的部队先后在昌、感、临、儋地区主动出击，连续攻拔敌据点，捣毁敌仓库，伏击、迎击日伪军，接应敌伪军政人员武装或和平起义。
（孤悬海外，内外援绝，百折不挠，艰险无比——坚持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纵队。图为在“黑暗沉沉埋赤子”的革命低潮时期母瑞山会议后飘扬在母瑞山根据地上空的红旗，揭开了母瑞山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史。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零年这一杆孤零零的红旗终于插满了全岛，跟母亲大陆一样实现了全国河山一片红。）
1945年10月，为继续扩大儋县的和平民主力量，中共儋县县委和琼崖独立纵队第四支队部决定长途奔袭大山墟（今三都镇）拒不投降的汉奸吴焯峰反动势力。由于部队远离后方孤军深入，长途奔袭疲惫，战场环境生疏，加以最为兵家大忌的后勤供应不上，几可说是冒险一搏。加上三都部分村庄的群众在吴焯峰利用宗族关系的蒙蔽、恫吓、威胁和引诱下，配合汉奸势力前后夹击第四支队。部队面临被包围的不利局面，符绍贤奉命率一个小队的兵力从排浦抄小道增援，符绍贤手持双枪第一个冲在前面，一阵突如其来猛烈的机枪、手榴弹，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在他们的掩护下，指挥部乘机突破包围圈冲了出来，其他部队也分散突围成功。这次战斗，第四支队共伤亡指战员70余人，其中支队长马白山、第二大队长符志行还负了伤。这是该支队组建以来，在儋县的历次战斗中，损失最大、教训最惨痛的一次。
为雪“大山墟之战”的耻辱，扫除前垢回清白，不许亏疵污史柱。1946年1月，四支队发动白马井围攻战。一天，曾担任过四支队副支队长潘江汉的警卫员、现在已是小队长的符绍贤，跟随副支队长潘江汉到前沿白马井老街考察地形，突然，从敌人盘踞的一间骑楼，扔出一颗手榴弹，紧随首长的他迅速扑过去，用力把首长推入7米的洼地里，并用身体伏在首长身上，保证了首长在这次战斗中指挥二大队以“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战术得以顺利实施，全歼在白马井海滨的国民党地方部队符绍昌大队，生擒符绍昌，毙、伤、俘敌230多名。符绍贤当时被弹片炸伤，昏迷不醒，经抢救后才康复。由于他作战勇敢，保护首长有功，1946年底，他被任命为第四支队特务连副连长。
在头顶敌机盘旋投弹，前面岸敌炮火拦截的危急情况下，渡海将士们刻不容缓，纷纷跳下木船涉水抢滩登陆，冒着敌人的炮火发起了冲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