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薛氏：闽帮开山鼻祖薛佛记

2/11/2014 5:14:02 PM | 4330480次阅读 | 来源：中华薛氏网 作者：柯木林

    在研究19世纪新加坡华族社会结构时，不得不提到福建帮 (闽帮)的影响力。而谈到福建帮, 则其开山鼻祖薛佛记 (1793-1847) 及其家族的贡献, 不容忽视[1]。

    薛佛记的事迹,曾长期被湮没。宋旺相的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仅仅著录Si Hoo Keh名字而把他完全忽略了[2]。杨进发的“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一文, 也未提及薛佛记[3]。直到发现《东山薛氏家谱》(1963年)及《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的出版(1972年), 薛佛记的事迹又再重现,学者们才开始认识到这位早期新加坡拓荒者的历史地位[4]。

　　谈到新华历史研究,有一份资料非常重要,那就是《叻报》。这份新加坡乃至全东南亚最早以报纸形式出版的华文日报，在其漫长52年 (1881-1932) 的出版岁月中,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叻报》创办人薛有礼 (See Ewe Lay 1851-1906)乃薛氏家族成员, 薛佛记长孙[5]。

　　 19世纪中叶以后, 福建幇人才辈出。以薛佛记家族为中心所创导的闽帮文化, 得到了继起的其他闽帮领袖人物的配合与支持, 通过《叻报》的影响而形成的社会价值观, 恵及整体新华社会。薛氏家族与《叻报》所构建的闽幇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近百年新华社会史的缩影,值得大书特书。

　　写作本文的目的,在于阐述三者的内在联系,其间亦旁及其他闽帮领袖人物的点点滴滴,从一个侧面了解早年新华社会的历史面貌。

 一  闽帮开山鼻祖

    19世纪20年代开始，有两股移民向新加坡推进，一股是随中国帆船南来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劳工；另一股则是来自马六甲的商人集团。不过，由于此时大批中国移民浪潮尚未出现，这时期新华人口的增加，主要是来自马六甲的漳泉商人[6]。

　　马六甲漳泉商人集团是在1824年开始移入新加坡，至1827年臻于高峰。根据记载, 1827年漳泉集团在新加坡约有两千人，占该年度新华人口（6088人）的三分之一强。十九世纪新加坡的繁荣, 确实有赖于这批移民的苦干与进取心[7]。

　　由此可见, 新加坡开埠初期的华人社会是和马六甲分不开的。从马六甲来的移民，大部份已经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国际关系，掌握时机来此开辟新天地，当然比较从各地迁来的零散移民群更具优势。马六甲的华人社会有“定着状态”的特征，产生了“双重乡里性”。又因英国殖民政府的怀柔政策，使他们更具有“三重籍”的倾向，和外族同化的程度成份很高，这种特殊性，随着移民的迁徙被带到新加坡来[8]。

    薛佛记是马六甲漳泉商人集团的真正领袖。从现存新加坡地政局 (Land Office) 契据及恒山亭碑文资料看,薛佛记至迟在1826年或更早一点就已来到新加坡,并且事业有成, 在新加坡拥有七塊土地,俨然是个大地主[9]。

薛佛记在马六甲是经营锡矿业的, 他的矿区在宁宜河 (Linggi River) 流域一带[10]。新加坡是他事业发展的另一根据地。取之社会, 用诸社会。在新加坡发迹后, 薛佛记开始关心旅新漳泉侨民的问题。於是创办恒山亭, 捐建天福宫, 晚年回到马六甲后又致力于青云亭的中兴大计 (详见后文)。富者乐善好施,成为华族社会的优良传统。

    薛佛记当年经营的锡矿区,就在宁宜河 (Linggi River) 流域。宁宜河介于森美兰与马六甲两州之间 , 是百余年前华族先辈前往马耒半岛内陆拓荒必经的历史河流

1828年, 薛佛记捐银764.2元兴建恒山亭，占总建筑费14.3%，成为大董事[11]。恒山亭是开埠初期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代表了漳泉集团在新加坡的实力,而薛佛记又是此机构的大董事,因此奠定了他在福建帮的领导地位,成了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12] 。从年龄上看, 此时薛佛记35岁, 适值风华正茂之年[13]。

　　恒山亭位于惹兰红山(Jalan Bukit Merah),这座奉祀福德正神 (俗称土地公或大伯公) 的古庙,1992年5月11日毁于大火[14]。但在创建时, 其主要职责是办理旅新漳泉乡侨的丧葬祭奠, 管理福建塚山。比较严肃的邦人集会和议事，都在这里举行。薛佛记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把塚山的管理规模化、制度化。在他任大董事期间所制定的《恒山亭重议规约》(1836年), 开日后华族庙宇管理之先河[15]。

　　《恒山亭重议规约》针对早年恒山亭在管理上所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就是规约的意义所在。《恒山亭重议规约》为日后华族庙宇管理的楷模,这是新华社会第一个庙宇管理条规，写得很具体，有些规定到今天还有用。比如，“制定拜祭时间”、“早晚照顾巡查”、“不许亭内和尚设卖鸦片烟”等…半个世纪后,福建帮另一领袖章芳琳（Cheang Hong Lim 1841-1893, 祖籍福建省长泰县）在丹戎巴葛 (Tanjong  Pagar) 附近的纳喜士街（Narcis Street）金兰庙内树立《金兰庙条规》 (光绪十七年,1891年)，规定在庙内设司祝管理庙务，并不许在庙内聚赌聚饮，抽鸦片及从事非法活动等等，仍然脱离不了《恒山亭重议规约》的基本精神[16]。

　　薛佛记祖籍福建省漳州府东山上营 (今石榴东山村上营 , 东山清代属漳浦县), 生死都在马六甲,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峇峇[17]。但他所创导的闽帮文化, 却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他本人而言, 他字文舟, 恒山亭创建之初,赠匾“福弥春秋”,其中“秋”字,用的却是古体的“秌” [18], 而且题署时喜欢用“漳郡浦邑”，以示不忘本源 ,很有中国文人的气质[19]。在新加坡奋斗十数年后, 至迟在1843年回到马六甲,四年后在马六甲辞世,终年54岁[20]。垂暮之年不忘回归故里,可见“落叶归根”的观念, 仍然根深地固地存在着!

　　 1839年薛佛记任青云亭亭主，致力于该亭的中兴大计, 但仍然与新加坡保持密切联系。青云亭是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特殊历史产物。1824年《伦敦条约》(Anglo-Dutch Treaty of 17th March 1824)签订,次年英国从荷兰人手中接管马六甲，废除甲必丹制度。呷华社会失去数世纪来传统的领袖制度，遂变通以青云亭亭主取代甲必丹的领导地位。亭主属终身职 ,青云亭於是成为呷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第一任亭主梁美吉 (祖籍福建省南安县,任期 : 1824-1839) 是薛佛记三妹世娘的丈夫[21]。薛氏家族因此执新华、呷华社会领导层之牛耳,成为新马两地的豪门!

　　从新加坡回到马六甲后, 薛佛记任青云亭第二任亭主,时年46岁, 已年逾不惑。较之10年前任恒山亭大董事,此时薛佛记的领导能力,更臻成熟。他继续发挥影响力,为侨民谋福利。1846年，即他辞世的前一年, 恒山亭重辟新塚，仍以其名刻石[22]。垂暮之年, 对坡人事业尤耿耿于怀,这种天下为公的精神，令人钦佩。

　　 1879年，薛佛记四子薛茂元（Si Moh Guan  ?-1879）任恒山亭大董事。此时上距恒山亭初建已四十馀载矣, “雨蚀风残,庙宇改容”,已经到了不得不维修重建的地步。薛茂元捐金800元，率众重修[23]。1879年亦即薛茂元辞世之年，相信他之继承父志办理恒山亭，应该上推若干年。我们假设自薛佛记离新后他就在某种形式上接管了恒山亭，那么，新华领导层世袭的传统风气，茂元实为开此风气的第一人!

    二  和平转让领导权

    隨着社会的进步,以“慎终追远”为主要目的的恒山亭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1842年底天福宫落成, 取代恒山亭的地位,成为新华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天福宫位于人口密集的直落亚逸街 (Telok Ayer Street)，介於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是漳泉侨民聚居的地带。从1850年的“建立天福宫碑记”看, 薛佛记捐金2400元，仅次于陈笃生的3074.76元, 陈笃生任天福宫大董事, 成为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

　　必须指出: 当1850年《建立天福宫碑记》落成时,薛佛记已于三年前 (1847)在马六甲辞世了; 而陈笃生亦于是年 (1850) 逝世。那么《建立天福宫碑记》仍然以他们的名字雋刻, 至少说明两点 : (一) 薛佛记在天福宫筹建时 (1842年之前或更早一点)已退居二线 ; (二) 福建帮的领导权也于此时从薛佛记和平地转让给继起的陈笃生 (Tan Tock Seng 1798-1850)了。

    陈笃生 , 祖籍福建省海澄县,马六甲出生,一生事业以在新加坡者为重,死后葬在新加坡。他从零售商起家, 以炒地皮致富。除了以天福宫为基地服务闽幇侨民外,陈笃生最为家喻户晓的,是1844年独资7,000元创办陈笃生医院 (Tan Tock Seng Hospital),不分种族帮派,为人民提供医药服务,惠及整体新加坡社会[24]。陈笃生医院创办时原为贫民医院 (The Chinese Pauper Hospital)，旧址在珍珠山 (Pearl’s Hill), 由一委员会管理。潮帮领袖人物佘有进 (Seah Eu Chin) 与粤帮领袖人物胡亚基 (Hoo Ah Kay) 均为委员会成员[25], 闽潮粤三帮领袖彼此合作, 共襄义举,毫旡帮派畛域之分, 殊为难得!

　　陈笃生逝世后, 哲嗣陈金钟(Tan Kim Ching 1829-1892)继任天福宫大董事, 陈金钟在新加坡十分活跃, 他可说是19世纪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852年捐3,000元修葺陈笃生医院,扩建其两翼病室及改进院务, 此举造福人群, 值得一书。陈金钟能操流利的巫语、泰语, 因而使他在商业界外的其他领域中, 有出色的表现。1864年受委为五位华人陪审员之一；1871年被封太平局绅 (Justice of Peace)。此外，亦代表日本、泰国、俄国三国担任驻新加坡领事，并被泰王赐封“佛耶”（Phya Anukul Siam-Kitch Upanich Sit Siam Rath,意即侯爵）的荣衔。1888年,日本也授予“勳三等旭日章”(3rd Class Decoration of the Order of the Rising Sun),  这在新加坡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的[26]！

　　陈金钟因为是侨生,兼有东西两种文化背景，必然有其不同于同时代人之视野和远见，他了解到:英帝国殖民地的盛衰，会直接影响他旣得的利益。他一生致力于政治和社会活动，典型地反映了早期华商，关心社会安宁和稳定的愿望与心态。和平时期，他积极参与立法议会、市政委员会的事务，协助殖民政府对本岛的治理及策划, 维持地方法律与秩序 ; 又时常举行盛大的宴会, 广邀各族领袖、政府官员，聚集一堂，互相交换意见, 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动乱期间他成了和事佬, 调解华族间的纠纷[27]。

　　另一方面,与其他侨民一样,陈金钟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以提高海外华人的地位。因此,当1887年11月中国向英、德两国接收订造的“致远”、“靖远”，和“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回国，途经新加坡时,陈金钟以新华社会领袖的身份,在树林园 (可能就是今天的植物园) 设宴款待来访的北洋舰队将领。宴会当晚, 陈金钟“循西例起而敬颂中国大皇帝万寿无疆”,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了这番话: “我大清自开基以来二百余年，尊尚王道，乃日久而弱，故数十年来海疆多事。但有文事必有武备，惟今作始，必先治内而后外患不入，非一朝一夕可以为之夫!中国能自振兴，共享太平，自是朝廷之福，而我辈亦可共乐尧天。兹遇诸君皆抱異才，际遇风云，可作公侯千城之选，将来精忠报国，共勋昇平，敬望诸君有以尽欢于今夕也…”[28]。由此可见他是多么渴望看到祖国中兴大业的完成,但同时也反映了其政治倾向与文化认同双重性格的特点!

    1906 年天福宫重修, 主其事者乃陈金钟长孙陈武烈( Tan Boo Liat 1874-1934陈笃生曾孙)。此前, 陈武烈于1899年任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 财政 , 他也是该校发起人之一。 1900年发起组织海峡英籍华人公会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同时亦为华人义勇军的队员,担任陈笃生医院管理委员会委员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29]。

　　从1850年《建立天福宫碑记》到 1906年《重建天福宫碑记》, 陈笃生祖孙四代领导福建帮近六十年。在此期间陈氏家族不仅关注本帮侨民福利, 同时亦利用他们的财富, 作出惠及整体新加坡社会的义举, 进一步巩固了福建帮在新华社会的领导地位与影响力,为他帮所望尘莫及! 如果我们拓宽历史的视野, 那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陈嘉庚 (Tan Kah Kee 1874-1961,祖籍福建省同安縣集美社, 今厦门市集美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 福建帮的影响又波及整体东南亚社会,并提升到关注国家存亡的高度!

    三  提倡传统教育

　　差不多与《建立天福宫碑记》刻石的同时,新加坡第一间华文学塾祟文阁也在1849年在天福宫的偏殿兴建。这所学塾, 实开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先河, 祟文阁比一般公认的第一所华文学塾萃英书院的成立 (1854年), 还早五年[30]。

　　祟文阁的创办人就是我们熟悉的陈金声 (Tan Kim Seng 1806-1864), 祖籍福建省永春县,生死都在马六甲[31]。然而, 许多人只知道陈金声曾捐资协助殖民地政府, 解决居民的食水问题[32], 但却很少人知道陈金声其实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创始者。祟文阁与萃英书院都是由陈金声创办,从此注重子女教育,成为新华社会的又一优良传统。

　　《崇文阁》与《萃英书院》碑文记载建院的过程, 为我们保存了一些早期华教的珍贵史料[33]。从这些碑记中，我们看出一个特点，即：捐金兴学的人士，都是当年福建帮显赫一时的领袖人物 (如洪俊成、龚光传、徐炎泉等)，而且多数是从马六甲迁徙过来的移民，他们的名字曾重复地出现在恒山亭、庆德会、及天福宫的碑碣中。这正说明了那时福建帮的财势与人力，都远在其他各帮之上[34]。

　　崇文阁创建时，陈金声捐金880元, 成为大董事[35]。其他帮的领袖人物如潮帮佘有进亦有捐助 (捐金200元) 。萃英书院成立时, 陈金声又捐献“基地壹所值价银一千七百一十元正” [36]。值得一提的是 : 从《萃英书院捐题石碑》(咸丰十一年,1861年) 中,我们发现薛佛记的两个儿子薛荣樾 (See Eng Wat) 、薛茂元 (See Moh Guan)兄弟均为萃英书院十二名董事之一,  可见薛氏家族成员之热心华文教育。我们当然不会忽略陈金钟。作为陈笃生的继承人, 崇文阁创建时，陈金钟捐金 100元 ; 1854年萃英书院建立，又捐金150元, 说明陈金钟也是一个热心华教的慈善家。

　　1887年, 陈金声哲嗣陈明水（Tan Beng Swee,字宪章，1828-1884）扩建崇文阁与萃英书院; 陈明水乃薛佛记女婿[37]。陈明水之子陈若锦 ( Tan Jiak Kim, 1859-1917, 陈金声孙）更秉承先志，从而宏大之。提倡文教，替海外迁民奠百年基石，卓识远见，楷笵后人。陈金声家族致力教育事业，历三世而不衰，实在难能可贵。

　　崇文阁与萃英书院对推动华人传统教育影响很大。19世纪90年代许多富商豪门有遣送子弟回国受教之举，其中也有一些本地生长的士人回国参加科举考试，希望循传统科举路线,考取功名。如恆春号邱正忠送其子, 著名诗人邱菽园回祖籍福建受教应考、谦源公司黄福 (甫田) 送其子黄景棠返国读书中举[38]; 1890年新加坡才子吴锡卿 (一作吴席卿, 可能是吴达文, 此君在左秉隆领事主持的会贤社月课的得奨名录中, 得奨次数最多, 在36次月课中,有24次名列榜上)归国应考,文人多以诗歌送别,成为士林佳话 ,都是明显的例子[39]。

    106年后, 陈六使 (Tan Lark Sye 1897-1972,祖籍福建省同安县)领导新加坡福建会馆同仁登高一呼,创办全东南亚最高的华文学府---南洋大学 (Nanyang University 1955年)。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台湾和港澳以外地区曾经存在过的唯一一所华文大学, 校址在裕廊西云南园（Jurong West 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址)。南洋大学的成立, 与此前陈嘉庚倡建的南洋华侨中学校 (1919年), 前后辉映, 都是新华社会重视子女教育的具体表现。

　　从祟文阁到南洋大学,新加坡华文教育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风雨沧桑,终于发展到了巅峰。在此百年历程中, 福建帮领袖人物在推动华文教育发展的事业上, 居功至伟[40]!

    四  “觉世牖民  独任其难”

　　薛佛记逝世35年后,1881年,长孙薛有礼在新加坡创办《叻报》。薛有礼是一位受英文教育的峇峇,竟然办起华文报来,令人费解。因此, 有关《叻报》创办的原因, 历史学家有许多推测和说法。有的说是为了名，也有的说是为了利。根据陈蒙鹤的研究，她认为是出于“爱国精神” [41]。其实薛有礼创办《叻报》,原因是复杂的。出于“爱国精神”固然说得过去,但一种对“文化使命感”的冲动及其出身的家庭背景,亦值得关注 !

　　 19世纪的峇峇家庭,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不少本地文化元素。《恒山亭重议规约》部分条规是以闽南话夹杂巫语、英语写成的,就是很好的例子[42]。今天, 我们在马六甲峇峇文化博物馆(The Baba Nyonya Heritage Museum) 内所看到陈列品,从日常的生活起居到节庆婚丧,旡一不受中华文化的影响[43]。

　　薛佛记以牧民为己职,从创立恒山亭,到捐建天福宫,再到接任青云亭亭主,借助的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起初是“慎终追远”, 其后则是“绅权神授”。通过兴建宗祠庙宇, 参与管理庙宇活动, 作为进升领导层阶梯的途径。用陈育崧的话说, 就是“凭藉“神权”来建立“绅权” [44]!

　　薛有礼没有见过他的祖父,出生时薛佛记已辞世三年矣!然而, 有关薛佛记的行事, 薛有礼在家中必有所闻。目前虽然没有资料说明薛有礼是否曾经回祖籍探望,但从他的父亲薛荣樾(See Eng Wat 1826-1884,薛佛记次子)这代开始 ,薛家就已经和中国接触频繁。薛荣樾经营船务生意,长期往返新加坡、厦门之间;他的最小儿子薛有福 (薛有礼的弟弟)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又到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之后在福建海军服务，1884年于中法马江之役殉国,年仅23岁[45]。相信薛有福是此次海战中殉国的唯一本地清朝海军军官。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福州马尾昭忠路，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奉旨建造的昭忠祠，祠中的石碑上镌刻着736名阵亡官兵的姓名，其中就有：“扬武”舰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薛有福”的刻字,永铭青史[46]!

    这种与中国接触的家庭背景，可能引起薛有礼本身对祖国的爱慕之情。急需认同祖国文化及自已寻根的迫切,也是创办《叻报》的动力。薛有礼別名崇仪 , 足以说明他本人对文化礼仪的重视。也正因如此, 他可以辞去汇丰银行( Hong Kong & Shanghai Bank) 这份酬劳丰厚的买办(comprador)职位，可以拒绝殖民地政府要他当市政局 (Municipal Board) 议员的邀请 (1892年),一心一意地办报[47] ;更难得的是: 当1890年《叻报》面临危机时，他还是毅然地继续维持下去。如果没有一种对“文化使命感”的冲动,是很难做到的 ! 薛有礼曾说：“慨夫叻地同侨，囿于旧俗，身之与国，漠不相关，惄然忧之，遂以觉世牖民，引为己责，念裨风教者莫良于报，于是毅然奋发，独任其难” [48]。由此可见，他是以“觉世牖民”为己任而创办《叻报》，颇有一番抱负 , 这也正是他创报的缘由! 当时《叻报》排版的铅字和印刷机器均从中国购进[49]。

　　旣然薛有礼创办《叻报》是出于“爱国精神”与“觉世牖民” ,那么诱导当地侨民，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保持联系,仍《叻报》精神[50]。因此, 在延攬编辑人才时, 这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只有找到一位与他办报理念一致的编辑, 才能贯彻他的理想。薛有礼聘请编辑人才, 颇感困难。旧时中国人士对新加坡还很陌生，一般书香门弟的子弟多不肯离乡背井来这“蛮夷之域”。几经物色，方以重金礼聘香港《中外新报》的一位编辑叶季允南来主持《叻报》编务。叶季允主《叻报》笔政,一干就是40年 ![51]

　　有关叶季允事迹,陈育崧的《南洋第一报人》(1958年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及拙作“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一文[52] 均有详细论述,可资参考,这里不再重复。概言之, 叶季允是一位传统的中国文人,  儒家思想的追随者。我们从他用的笔名“惺噩生”就可以看得出来。“惺噩生”  这样奇怪的笔名, 灵感旡疑系来自旧时孔庙的第一道大门“櫺星门”, 很有儒学大师的风范。

　　叶季允的办报精神与薛有礼是一致的,否则两人不可能共事这么长的时间[53]。叶季允从1881年《叻报》创刊到1906年薛有礼辞世[54], 宾主相处达25年之久。此后《叻报》由薛有礼长子薛兆熊继办, 叶季允再主笔政15年至1921年逝世,前后服务《叻报》达40年[55], 由此可见薛氏父子对叶季允办报精神的肯定。陈育崧誉叶季允为“南洋第一报人”, 真是没有言过其实。

　　《叻报》的精神,其实就是叶季允本人的传统文化理念,也就是薛有礼的办报哲学。叶季允曾说过 : “报中之我，一我也；报外之我，又一我也。报外之我，不能移于报中，即报中之我，亦不能列诸报外。盖报外之我，为一己之我，权衡取舍，我自操之，非他人所得而强干。报中之我，为众人之我，一予一夺，必须屏去我之私臆，然后众人之我，说乃可行。”这里说的“报外之我”指的是他本人,是小我。“报外之我”一旦进入报中,通过《叻报》这一媒介,起了质的变化而成为“众人之我” (大我),形成了社会舆论,这就是“报中之我” [56]。

    叶季允严格地区分“报中之我”与“报外之我”，一方面说明了他的办报哲学，是严正公谨，不偏不党的, 同时他也知道报纸作为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力。正因如此,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借助《叻报》的影响,向华族社会传递自已的理念。笔者认为,有三个判断指标可以说明《叻报》的立场及其精神。这三个判断指标分别为: (一) 版首纪元 (二) 新闻报导 (三) 社评专论,细述如下:

    (一) 版首纪元

　　《叻报》创办于光绪七年十月二十日, 公元1881年12月10日[57]。创刊号经已失传，现存最早的一份列号1724出版于1887年8月19日(星期五) [58]。从这份版首纪元看, 《叻报》用的是三种时间纪元方式,即 : 大清年号,农历纪元与公元纪元。如: “大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七月初一日”, “大英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八月十九号礼拜五”。以后都是以这种时间纪元方式出现於版首。

　　然而,当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权后, 《叻报》仍将版首纪元的“大清宣统三年”字样改为“岁在辛亥年”(1911年11月8日) [59] 。可是这“岁在辛亥年”的纪元也仅仅用了一个月, 到1911年12月11日(星期一)就改为黄帝纪元。同一天, 《叻报》的版首设计也改变, 第一次出现“The Lat Pau”的英文字样,煥然一新,颇有改朝换代的感觉。这一天所用的纪元是“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西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现存的档案中,笔者没有找到自1912年1月1日至3月18日这近三个月的《叻报》,或许又已遗失。但1912年3月19日(星期二)这天, 《叻报》用的是“阳历第一年三月十九日”与“阴历壬子年二月初一日”。“阳历第一年”即中华民国元年。值得注意的是 : 只有到1913年1月3日《叻报》才将开始用“中华民国”纪元[60]。这一天的版首日期是“中华民国二年一月三日”与“阴历壬子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西历法并用。这种时间纪元方式, 一直用到1932年3月31日 (星期四) 停刊为止。

    从《叻报》版首纪元,版首设计的改变,可以看出《叻报》的基本立场,始终是亲当权派的,亦即是维护中国的正统政府。

    (二) 新闻报导

   《叻报》每周出版6天,周日休息旡报。出版时间原係上午, 1906年以后改在下午出版。我们旡法确切知道《叻报》对新闻报导的遴选标准。但从已发表的新闻看, 举凡上关国体,下恤民情, 都在报导之列。有些新闻来自外电 (如《太晤士西报》),其中也有转载朝廷公文的“谕旨恭录”, 甚至一些芝麻琐事的民间案件等 (如骗案登录),也有报导。此外, 如诗词联语、物价报导、广告启事等, 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早期新华社会的面貌。正因如此, 《叻报》为我们真实地保存了至少50年的新华社会史料。

    不过, 《叻报》对国内重大事件报导并不及时。最明显的例子是发生在1894年9月17日的中日甲午海战。甲午海战爆发后，《叻报》并没有即刻报导。直至1894年9月24日，在大东沟海战发生后的一星期，我们才在《叻报》上看到一则“首报海战:中日海军交战电音”的新闻说: “两国海军已在高丽海中开战”。17年后的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  也是事隔一周后 (1911年10月17日) 才见报。报导不及时, 或许是由于当年通讯不甚快捷之故!这是时代的局限所使然, 旡庸非议!

    (三)  社评专论

    从1881年12月3日创刊到1932年3月31日停刊,这50年的历史画卷,波澜跌宕, 高潮起伏。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这段期间 : 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一次大战等等。作为早期唯一的华文日报, 《叻报》是华族社会的喉舌, 《叻报》社评可视为海外侨民的心声, 至关重要。叶季允任《叻报》主笔期间,许多社评乃出自其手笔。文言文句子, 又没有标点符号, 若无古文根底, 是很难看得懂的。

　　《叻报》创办初期，曾不断地向侨民灌输传统的道德观念，俨然以社会导师的态度出现。我们从当年《叻报》所发表的社论，可见一斑。《叻报》对这些说教文章的发表，似乎十分满意。在1888年2月4日的社评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近年来叻地…已大有中国衣冠文物之气，非复昔年狉獉初启简朴之风”。

　　必须指出: 这种文化现象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一人缔造的成绩，而是经过多年经营和努力栽培的结果。叶季允与早期南来的文人过从甚密, 唱酬频繁, 再加上以左秉隆的领事署为中心所倡导的会贤社月课,亦有以致之[61]。当然,《叻报》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仍不容忽视!

　　尽管早期《叻报》如何恳切地教导侨民，然而，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局势的阽危，使《叻报》不得不转移目标，开始引导侨民注意中国动向。我们不难发现自是年以后，说教文章逐渐减少，而有关中国政治问题文章显然激增[62]。

　　正如上文所述, 在对中国政治问题上，《叻报》的立场始终是亲当权派的。1887年11月北洋舰队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史无前例, 《叻报》郑重报导其事，连续几天刊载北洋舰队在新加坡的活动消息。1887年11月14日《叻报》新闻“中国战船纪略”热情洋溢地写道 : “中国有此战具，行将宏猷大振，雄视中原矣 ! 海隅百姓，得瞻宗国旌旗，无不欣欣然额首相呼，欢声雷动。战具若此，民心若此，则富强之业，不可企而待哉”，表露了海外侨民对祖国的复兴大业，寄以莫大的期望 !

　　可是当大东沟海战爆发, 北洋舰队四艘军舰被击沉没后，1894年9月25日的《叻报》社评“虑患篇”开始对北洋舰队的作战能力，产生怀疑 ! 及至北洋舰队全军覄没，在“急救中国之病论”的社评中，《叻报》已对清朝政府颇有微词了! [63]

　　虽然当年满清政府屡败于列强手中，但《叻报》仍认为中国政府的基本组织无需改变。在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新政时，《叻报》尊重康有为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所以发表其政论。可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叻报》即谴责康有为，又向慈禧太后效忠[64]。辛亥革命成功后,《叻报》更倾向支持国民政府,上述版首纪元及版首设计的改变,是最好的证明!

　　《叻报》自1921年叶季允去世以后，后继无人，不仅报纸内容贫乏，而且绝大多数篇幅为广告占据，加以其时各华文报风起云涌，相继出现，《叻报》赶不上时代，遂于1932年3月31日停刊,结束了其52年的出版岁月。此时上距薛佛记逝世85年; 薛有礼逝世25年; 叶季允逝世10年! 这些数据,至今看来,让人唏嘘不已!

    五  开创许多的“第一”

　　一百年来,薛佛记及其家族成员在新华、呷华两地社会, 开创了许多的“第一”：

* 恒山亭第一任大董事, 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

* 制定新华社会第一个庙宇管理条规

* 四子薛茂元是开新华领导层世袭传统风气的第一人

* 长孙薛有礼创办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日报

* 幼孙薛有福是中法马江海战中殉国的唯一本地清朝海军军官

* 姻亲陈金声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创始者

* 妹婿梁美吉是马六甲青云亭第一任亭主

　　青云亭亭主制度实行91年，共有六位亭主。自梁美吉, 薛佛记之后, 青云亭亭主全部由薛佛记的姻亲陈金声家族包办[65]。在新加坡,直至1919年,中华总商会及福建会馆会长薛中华 (See Teong Wah 1886-1940)为薛佛记的曾孙[66]。薛佛记家族不愧是新马两地的豪门, 这个家族对新呷两地华族社会的影响, 历百年不衰, 值得称颂!

　　这里要附带一笔的是 : 2010年7月6日,笔者于马六甲旅次,在当地民俗专家林源瑞太平局绅的指引下, 走访了薛佛记第五代孙拿督薛长才 (Datuk Seet Tiang Chye) 。薛长才时年74岁, 目前在马六甲经营餐饮业。除了餐馆内悬挂着数张其祖上画相外, 薛长才对其家族历史认识不多,但对笔者的研究极感兴趣, 并希望笔者能提供给他多一些这方面的资料[67] 。於是, 笔者将拙作“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一文影印本送他, 并简单地讲述了薛佛记的贡献, 他深表感激 !

    六  结语：闽帮的优良传统

　　要了解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结构，必先了解“帮”的定位。“帮”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结构的特征, 是由于移民群中有说不同方言而造成隔阂所形成的。在新马，“帮”的表现远较东南亚其他地区突出, 这当然是有其历史因素的。陈育崧在“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的长文中，有详细的分析, 很有参考价值[68]。

　　新加坡开埠后, 莱佛士把岛上住民分成商、工、农三个阶级，由不同的民族中各任命一人为“客长”，类似荷属殖民地的“甲必丹”(Kapitan) 制度。这些人对殖民地统治者负责他们属下的聚落的治安，因此, 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也就组成了若干不同行业的阶层, 和若干不同方言的社群，导致了华人社会零散、分割的局面，及充满小群观念的集团。恒山亭就是完全反映着由统治者安排下来的格式。

　　代表商人阶层的漳泉集团，似乎是最高的也是比较纯粹的一个阶级，其次是代表工人阶层的广府集团，再其次是代表农人阶层的客家集团。这两个工、农阶层，比较复杂 ,“帮派制度”由此产生。由于在明清时代，闽粤两省的移民相当活跃，他们向南方岛国移殖时，带着高度的地缘性和血缘性，这种极具有积极的社会与经济功能，在莱佛士的“客长”制的规划中,几乎全都考虑在内。

　　漳、泉人士因为共同通用一种方言——厦门语系，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人，能互相水乳。他们是福建省最早出国的移民群，最早在海外与外国人接触，因此漳、泉人被认为代表福建人，漳、泉话也就是福建话了。只有漳、泉人才配称福建人，后至的闽北人——福州、福清和兴化等籍，都被挤于福建人之外。

　　“帮”旣是代表说一种方言的社群，也正因如此，它一方面强化了地缘关系，另一方面却冲破了地缘的限制。漳、泉人控制下的福建帮组织，只能代表漳、泉人的利益，为占有利益而加紧结合，高度的发展地缘性作用，因而产生了排外的小群意识，造成了封建的“帮权”威望。反之，许多较小的不同地缘，不同方言的社群，为适应环境，就必须组成一股力量，互相结合。

    最显著的例子是广、惠、肇集团。说广州话的一群广府人，跟说客家话的惠州人，与另一群说不纯正广州话的肇庆人，联合起来，和较强的大帮争立足地。为着企图跟嘉应州并驾齐驱而组成的丰、永、大三邑祠，是三个同说客家话而属不同地缘的社群，包括广东省潮州的丰顺和大埔两县, 与福建省汀州的永定县结合起来自成一系的。纯方言和纯地缘的嘉应五属集团，是嘉应州与其辖下的兴宁、长乐(五华)、平远、镇平(蕉嶺)等县所组成的。这两个同说客家话社群的分立，却把另一个说客家话的惠州群孤立了! 因为惠州辖下的六县，只有海丰、陆丰两县少数人口南迁，他们不为丰、永、大三邑所吸收，又攒不进嘉应五属，结果他们投到不同方言和不同地缘的广州和肇庆的怀抱，搞一个广、惠、肇集团。

　　上述三股力量又再汇聚起来，结成广、惠、肇、(1) 嘉应州、(2) 丰、永、大 (3) 的七属集合体，这说明了地缘在移民社会里的脆弱性和强靭性是并行的。方言对地缘的机动是发生调节作用的，它造成地缘的统合，也造成了地缘的分化。

　　由於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靠地缘、血缘和业缘三者交织而成的，帮的发展又有着极其浓厚的宗亲观念, 因此在海外移民社会里，帮的作用和机能，就更加显著。

　　在新加坡, 中国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而福建省移民多来自：漳州、泉州、福州、永春、南安、同安和兴化。来自福建省的移民，似乎没有分帮分派，形成小集团的现象。反之，来自广东省的移民至少分为四大帮，即广东、客家、潮州及海南。1881年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人口调查时，福建省移民并没有被细分成更小的单位计算。是年的人口统计，福建人、潮州人和广东人是三个主要移民群, 明细如下 :

                   表一 : 1881年海峡殖民地口调查

籍贯

人数

福建人

24,981名

潮州人

22,644名

广东人

14,853名

海峡侨生

9,527名

海南人

8,319名

客家人

6,170名

其他

272名

总数 (约)

86,766名

                        资料来源:

                        Maurice Freedman, “Immigrants and Associations: Chinese in Nineteenth-Century Singapo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3, No.1, 1960, p.26.

   上表说明, 除海峡侨生 (Straits Chinese)外, 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乃分为闽帮、粤帮、潮帮、琼帮、客帮五大帮派。50年后, 1931年的官方人口普查显示, 除了停留的渔民外,新加坡的福建人共有180,066名,占当地华族人口的43%, 福建帮仍然是最大的方言族群 :

                表二 : 1931年海峡殖民地人口调查

籍贯

人数

福建人

180,066名

潮州人

82,369名

广东人

94,191名

海南人

19,896名

客家人

19,222名

总数

395,744名

                           资料来源: Singapore Census Returns,1931

(初稿2010年4月27日. 2011年3月2月日定稿)

 原载 柯木林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 （新加坡：福建会馆，2012年11月），页318-327
  

[1]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载柯木林著,《石叻史记》 (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7年8月)，页65-73。

[2]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reprint), p. 25.

[3] 

 此文列出了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15位领袖，他们是：陈志生(陈送) 、蔡沧浪、陈笃生、佘有进、陈金声、胡亚基、章芳琳、陈明水、陈金钟、陈成宝、颜永成、佘连城、陈若锦、林文庆和宋旺相。由陈金钟起以后诸人，皆为十九世纪后期新华社会之领袖人物。--参阅杨进发作,陈万发译, 

 “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 ,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页36。

[4] 

 《东山薛氏家谱》是陈蒙鹤于1963年撰写她的硕士论文《新加坡早期的华文报（1881-1912）》时，向薛中华的女儿Mrs Lucy Chen借得的。10年后(1972年元旦),陈育崧在《南洋商报》发表一篇“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的长文，正式肯定了薛佛记在新华社会史上的地位。此篇绪言其后收录在陈育崧，陈荊和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部出版 ,1972年) ，页3-29。

[5]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p. 24.

[6] 

 林孝胜，“开埠初期的新华社会”， 载柯木林, 林孝胜合著《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 南洋学会,1975年) ，页29。

[7] 

 同上注。

[8]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前引书, 页 18。

[9] 

 同上註,页 6。 

[10] 宁宜河介于森美兰与马六甲两州之间,是百余年前华族先辈前往马耒半岛内陆拓荒必经的历史河流。文后宁

 

 宜河附图摘自陈嵩杰著,《森美兰州华人史话》(森美兰 : 中华大会堂,2003年9月), 页40。又参阅柯木林

 

 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年11月, 第1 版），页 213。

[11] 

 从道光十年（1830）《恒山亭碑》上看，恒山亭于1830年建竣时，共花费宋银5336.2元。薛佛记捐银764.2元，占总建筑费14.3%，被推为大董事。

[12] 

 张夏帏，“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载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页39-46。

[13] 

 《东山薛氏家谱》,页 10 : “第十七世仁佛记，字文舟，中衍公之长子, 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九月廿四日亥时，卒于道光廿七年（1847年）丁未八月十八日丑时”。

[14] 

 柯木林，“火烧恒山亭的感想”, 《联合早报》 (1992年5月17日)

[15] 

 柯木林，“从碑文资料看恒山亭”, 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217。

[16] 

 金兰庙建筑物已不复存在.遗址现为邻里公园(金兰园)。有关《金兰庙条规》,可参阅《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页 56。

[17] 

 峇峇即土生土长华人 (Peranakan), 亦称侨生或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他们吸取了马来文化,又保留些许中华文化. 平时在家中使用马来语及英语, 男的叫峇峇(Baba), 女的叫娘惹(Nyonya)

[18] 

 道光八年 (1828)“福弥春秌”匾, 下款刻曰“漳郡浦邑东山上营社大董事薛佛记敬立”，此匾在1992年5月11日大火中被毁。

[19] 

 马六甲青云亭内的道光二十五年 (1845)《敬修青云亭序》碑, 其落款亦署 “漳郡浦邑亭主薛文舟谨志”

[20] 

 同註 13

[21] 《东山薛氏家谱》(页 10) : “十六世中衍…娶邱氏…生子三,长佛记,次明记,三佛世;生女五,长名田娘,次名和娘, 三名世娘(邱氏出,适泉州南安县梁美吉官), 四名文娘, 五名瑞娘” ;又参阅青云亭《梁美吉碑》(道光戊申年,1848)

[22] 

 《恒山亭重开新冢布告事碑》(道光廿六年,1846）。

[23] 《重修恒山亭碑记》(光绪五年,1879）。

[24]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 前引书, 页86。

[25] 

 参阅 The History of TTSH 

 (http://www.crescent.edu.sg/ipw/2000/sec1/13g10-ttkhospital/Website/history.htm) 及《新华历史人物列传》,页 104 & 150。

[26] 

 杨进发, 

 “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领导层”，《新加坡华族史论集》，前引书, 页 44。

[27] 

 同上註。

[28] 

 《叻报》 新闻 “漏述补登” (1887年11月19日)。

[29]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 前引书, 页 83。

[30]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前引书, 页 9。又：庄欽永认为崇文阁非学校. 见庄欽永,《新呷华人史史料考释》(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年），页201-222。本文採用陈育崧的说法.

[31] 陈金声生于1806年11月18日,1864年3月14日逝世。其位于马六甲Jalan Tan Tai Pringgit墓地的石碑上, 至今仍然清晰地刻着 “ (丰山) 同治三年岁甲子桐月榖旦 皇清显考特授呷政諡尊荣陈府先生佳城 孝男明岩明水 明惠 明月 女玉喜娘 玉合娘 孙若淮 若楠 若琛 若锦 若銓 若銮仝立石”

[32] 

 柯木林，“从陈金声纪念喷泉谈起”, 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230-233。

[33] 

 崇文阁有两塊碑记 :《兴建崇文阁碑记》(同治六年,1867) 与《重修崇文阁碑记》 (光绪十三年,1887). 至于《萃英书院捐题石碑》(咸丰十一年,1861), 目前保存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在大巴窑(Toa Payoh)办事处园区内 (2001年4月搬迁至此)。

[34] 

 柯木林，“崇文阁与萃英书院”, 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226-229。有关庆德会组织,参阅同书页57-64:吴华, “不被注意的庆德会”。

[35] 

 《兴建崇文阁碑记》(同治六年,1867)。

[36] 

 《萃英书院捐题石碑》(咸丰十一年,1861)。

[37] 

 柯木林, “薛佛记家族对新华社会的贡献”，《石叻史记》, 页 73。

[38] 

 黄景棠，是新加坡谦源公司“黄福翁之少君，生长星洲，丁酉科 (1897) 拔贡，朝考以知县分发河南，留粤与郑孝廉家让、陈茂才芝昌力断时敏学堂，固最留意学堂之人也。”--见《天南新报》(1901年12月14日)。

[39] 1889年4月19日《叻报》刊载有梁耀流：〈送吴君席卿茂才旋闽赴试偶占七律为赠〉：“才如江海气如虹，

 

 旷览山川眼界空；少伯生涯馀伟略，班候事业属英雄。南游已历三千里，北上还搏九万风；把酒临岐何惜

 

 别,早期归去步蟾宫。”此诗可见吴席卿亦为中国南来之文人。另送别吴席卿诗又见于1890年7月14日《叻

 

 报》。有关资料亦可参阅梁元生, “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中 ‘士’阶层之分析”，载梁元生著,《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新加坡 : 国立大学中文系, 2005年2月初版), 页 21-24。

[40] YEN Ching-hwang, THE ROLE OF HOKKIEN CHINESE IN THE HISTORY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Volume 9, 2006 ) , pp. 79-104 .

[41] 

 Chen Mong Hock, opcit, 

 p.28。

[42] 

 同註12。

[43] 

 马六甲是新马峇峇文化的发源地. 此博物馆 (The Baba Nyonya Heritage Museum) 位于No. 50 Jalan Tun Tan Cheng Lock, Melaka, Malaysia。

[44] 

 陈育崧 “石叻古迹导言”, 载《石叻古迹》, 前引书, 页 iii。

[45] 

 《东山薛氏家谱》,页 11 : “考讳有福,乃荣樾(螟蛉子)第三子,係王氏(如意)所出,生于同治元年（1862）壬戌十二月十五日亥时。自八岁习中华书。于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在江苏上海县应出洋肄业总局考试，蒙列优等，赏给官学生衔取录,侯派出洋。于七月隨同之批委员邝其照驰往美国。九月抵美，奉派在士布令非炉地方学习语言文字。光绪元年(1874) 调赴厚诺地方实学院肄业。三年七月升赴该处中书院。六年四月考进波时顿大书院学习工艺。七年（1881）四月考起第三班,即奉调回华。八月抵沪，九月选派到福州船政衙门,蒙总理船政大臣黎,考验赏给军功七品顶戴。十月派入后学堂, 学习水师驾驶、天文算学、战阵等技。八年六月考列优等。十一月派赴扬武轮船学习帆索枪礟, 涉历风涛。至十年(1884)七月初三日傍午,为法人寇福垣马江，考见危授命，尽忠殉难，没于王事，仅廿三岁而已”。

[46] 

 笔者曾于2010年5月16日专程考察昭忠祠。有关阵亡官兵数据,乃取自祠中的《勅建马江昭忠祠碑》(光绪十二年,1886年),该碑文字出自福建按察使,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1832-1891)手笔; 而薛有福的名字,则见于庙内 “碧血千秋”祠堂之铭刻。

[47] 

 Song Ong Siang, opcit, p. 104.。

[48] 《叻报》社评“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 (1911年12月11日)。此文一连两天在《叻报》发表,文章注明 “本报今日，纸张扩展，适届出世，三十周年，题字序之，以作纪念 ”。文末又有“黄帝二千六百九年冬十月惺噩生季允氏识于位育选楼”的字样。

[49] 

 潭江, “谁是海外华文日报第一家？” , <中国新闻网>, 

 2006年09月12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hr/hrlt/news/2006/09-12/788462.shtml)。

[50] “本馆居停，生长炎洲，沈潜学海，囊归祖国”---参阅前引文“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

[51] 

 前引文“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记录当年叶季允被聘南来担任《叻报》主笔乛事 : “不佞时方及冠，寄迹香○○○界楼迟，勉励撰述，乃不以为不肖，于数千里外驰○相○○三致函，再致电，并遣人在港延纳，促至坡中”。

[52] 

 柯木林, “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 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81-90。

[53] 

 “刊发之初，即由不佞一肩担荷，言谕得由自，行事许以便宜，宾主之间，颇有苔芩之雅，推之置腹，沥胆披肝，相见以天，猜嫌悉泯.”---参阅《叻报》社评“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续), 1911年12月12日。.

[54] 

 根据《东山薛氏家谱》记载, 薛有礼于光绪卅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元1906年8月29日逝世,终年55岁.

[55] 

 陈育崧曾赋诗一首赠予笔者,诗云: “豆腐街头棲隐处,短垣残壁半生烟.报人心血诗人泪, 缀网劳蛛四十年”。该诗题为 “同木林访叶季允故居”,载陈育崧著, 《椰荫馆文存》(第一册), （新加坡：南洋学会，未曙出版年月) , 页 XV.

[56] 

 《叻报》社评“惺噩生绪言”(1906年9月18日)。

[57] 

 本文的《叻报》创办日期系根据王慷鼎的考证。1932年3月31日最后一期《叻报》(列号14781) 的版首右上角有这样一则告白 : “本报创办于前清光绪七年十月十二日,编辑及发行所在新加坡哥劳实得力十一号及十三号,电话七一六四号。总理薛梦熊,督印人兼编辑主任梁显凡…”,查光绪七年十月十二日即公元1881年12月3日。此日期与王慷鼎考证所得的1881年12月10日相差7天 (参阅王慷鼎“叻报创刊日期正式确定”，《星洲日报》，24-5-1982)。笔者再根据《叻报》于1911年12月11日刊载的“本报出世三十周年纪念序”一文来看 , 《叻报》的创办日期应是1881年12月10日 (星期六)。

[58]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馆藏《叻报》档案。《叻报》目前已有网址可查阅,方便研究者 (http--www.lib.nus.edu.sg-lebao-index.htm)

[59] 

 前一天 (1911年11月7日) 无报。

[60] 

 前一天 (1913年1月2日)《叻报》遗失。

[61] 

 梁元生, “十九世纪末期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之士人雅集” 载《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 前引书, 页 45。

[62] 

 柯木林, “叶季允任主笔期间的《叻报》” 载《石叻史记》, 前引书, 页 83-84。

[63] “虑患篇”评曰:“中国…十余年训练之海军，未尝一出而呈其效，坐使徒徒麋钜帑，亦洙可惜…此时水师之人材，是否皆堪胜任，亦在不可知之… ”; 又 : 1895年2月26日 (星期二) 《叻报》社评“急救中国之病论”有这样的一段话: “呜呼惜哉…何京师衮衮诸公，不知古今之时局大不相同也 ! ”

[64] 

 同註 58。

[65] 

 青云亭座落于马六甲市区的庙堂街(Temple Street)，是新马两地历史最悠久的古庙, 约建于1673年。青云亭实行亭主制历九十一年，共有六位亭主，各亭主姓名及其在任年代如下: (一) 梁美吉 

 (1824－1839); (二) 薛佛记 (1839－1847) ;(三) 陈金声(1847－1864) 

 ;(四) 陈明水 (1864－1884); (五) 陈明岩 (1884－ 1893) ;(六) 陈若淮 (1893－1915) 。亭主制度取消后，由四大理事代行亭主权。最早四大理事是傅金忠，曾德才，陈祯禄与罗金水。--- 参阅《马六甲青云亭》(http://www.mba.net.my/mybuddhism/Temples/QingYunTing-Melaka/MyBuddhism-Temple-QingYunTing-Melaka-Content.htm)。

[66] 

 Song Ong Siang, 

 opcit, p 104。

[67] 

 薛长才所经营的娘惹餐馆宝号为 “亲切餐馆”(Restoran OLE SAYANG), 位于198/199 Taman Melaka Raya. 他说薛茂元 (薛佛记四子,1879年恒山亭重修时任大董事) 为其曾祖父。薛长才的父亲薛明岩 (Seet Beng Kam), 祖父为薛祈安 (Seet Kee Ann 薛茂元哲嗣), 到他这代正好是第五代。如果包括薛长才的子孙在内,则从薛佛记至今,也有七代了。

[68] 

 陈育崧,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前引书, 页 15-18。

[69] 

 林孝胜, “二战前新加坡华社与帮权政治”, 载林孝胜著《新华研究 : 帮权、人物、口述历史》(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10年1月)，页 8-14。

[70] 

 《联合早报》焦点新闻 “中华总商会撤消方言族群代表选举” (2010年5月28日)。

《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 薛氏家族·《叻报》·闽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