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年（1369）二月，大同正式进入大明王朝的版图。因“居边隅之要害”，为蒙古诸部南下中原的必经之地，由此拉开了大明王朝边疆军事重镇的帷幕。

  洪武三年（1370）正月，首“置大同左右二卫，屯兵万余”。为解决戍边军需，除卫所督兵屯种外，于同年六月效法宋元时期的“入粟中盐法”，召商人往大同、太原仓输粮而给盐引，称之为“开中”。临近塞北的大同成了第一个实行“开中”的区域。

   洪武四年（1371）正月，置大同都卫，治所白羊城（今山西左云县城东），统辖东胜卫、大同左右卫、蔚州卫、朔州卫5卫。同年，大同都卫指挥使耿忠请奏“以蔚、忻、崞三处民丁与军士协力修浚大同城堑”，开启了大同军镇城防的修建。

   大明王朝的北疆军事策略以洪武五年（1372）徐达二度北征失败为界限，由主动进攻调整为“敛兵守塞”的积极戍边。开始修筑沿边重要城池的同时，不断增设卫所，形成具有相对独立又保持相互联系的北部防御体系。

   洪武五年（1372）大同城在徐达主持下增筑完成，其形制“周围十三里，高四丈二尺，壕深四丈五尺，以砖外包”，“设四门（东曰和阳、南曰永泰、西曰清远、北曰武定）”，四门外均有瓮城，“角楼四座，敌台楼五十四座，窝铺九十六”，不仅城池规模大城墙也高且厚，具备了府城和边防重镇的双重规格。

   洪武七年（1374）改大同路为大同府，又“置大同前卫”与大同都卫同治白羊城。

   洪武八年（1375），“以在外各处所设都卫，并改为都指挥使司”。北疆防线向外推出很远，南北幅员过大，山西都司显得鞭长莫及，加之大同军事地位之重要，特改“大同都卫为山西行都指挥司”，隶属后军都督府。形成了“都司-卫-所”三级军事基层架构并成为始终贯穿整个明朝的建制。

   洪武二十五年（1392），开启大同“藩王靖边”的序幕，代王朱桂驻守大同，。山西行都司治所由白羊城迁往大同府城，与代王同治一城。次年进入到广置卫所的高峰期，从14个猛增至27卫、6护卫、6屯卫和7千户所。

    山西行都司作为军事建制，承接了原大同都卫的管辖范围，要比大同府大很多。北部包括今内蒙古阴山、大青山一带，东部含今河北蔚县直抵太行山以西，西部跨黄河囊括今内蒙古包头及其南鄂尔多斯北部地区，南部与大同府辖区重合。

   此时的大明王朝沿边共设立辽东、北平、山西、陕西四个都司以及北平、陕西、山西三个行都司，七个省级军事机构初步形成了九边重镇的军事格局雏形。

   需要说明的是，洪武年间设立的七个都司形成了各自的防区，但互不统属。基于“通为一边”的整体防御，以巡边、备边等名义临时派元勋宿将“修理城池、练兵训将，以备边陲”，一旦边防有警，才授以印信充当临时统帅。尤其是“塞王靖边”后，驻守边塞的藩王成为了最高统帅，这种既不常年驻守又无明确辖区的临时性差遣也得受藩王节制。说明此时的北疆边防体制尚未发展至九边军事重镇阶段。

                      明大同镇及山西行都司所辖区域

   历经“建文削藩”和“靖难之役”，山西行都司所辖卫所大多改隶、移徙甚至废弃。永乐元年（1403）三月初三，江阴侯吴高“镇守山西大同，防御胡宼，节制山西行都司诸卫”，开启大同边防体系的调整。永乐七年（1409），“置镇守总兵官，于是大同称镇”。永乐十二年（1414），“命都督朱荣充总兵官，镇守大同，节制山西都司、行都司备御军马”。自此，以常设驻守总兵官为标志，大同成为了“九边”中初设边镇的四镇之一。

   大同镇与山西行都司管辖同一区域，大同镇属于军事驻防重镇，主要职能是军事防卫，作战时“卫所精锐悉从抽选”；山西行都司则为当地实际管理机构，主要职能是管理军户、保障屯田以及提供兵源。战时从军，归大同镇统领；闲时耕种，归山西行都司管理。

   同时为了防止镇守总兵官总揽一方军政权力过大，特设“镇守内臣”作为耳目进行监督，称之镇守中官。

   此时大明王朝的北疆军事策略延续了积极防御，“边卫内迁，防线内缩”，“聚天下精兵于京师”，“边镇各宿重兵以镇其地”，以“天子守边”替代了“塞王实边”。同时对蒙古诸部采取扶此抑彼并伴以军事打击，将“塞前歼敌”进化成了“以攻代守”。

  如此以来，大同自称镇伊始便肩负起“拱卫京师之藩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永乐十一年（1413）在创修卫、所及县城等重要城池以加强防守的同时，首开大同镇修筑明代边墙之始，“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开始了军镇与边墙的结合，由此确立的长城防御体系框架为后世所继承。

   洪熙、宣德时期，北疆军事策略调整为“来则击之，去则勿追”，以“守备为本”的消极防御。尤其是开平、东胜卫的内徙，使得宣府、大同二镇遂临边地，管辖区域相应缩小，战略地位愈发重要。尤其大同镇“三面近塞”，彻底暴露在蒙古铁蹄之下。

  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大同镇实行了“每于冬初命将率兵出塞烧草，名烧荒”，既“防虏南向”又“耀兵也”。“烧荒”策略逐渐向整个北部防线推广，最终上升为备御蒙古的一项常例。

   洪熙元年（1425），“颁将军印于诸边将”，总兵镇守制度成为定制。

   宣德三年（1428），镇守中官成为了常设官员。由于有“内臣监督、巡视军务”之责，权力往往凌驾于总兵之上。

    宣德十年（1435）在内官监军的同时，重设巡抚都御史。其职权为征收赋税、考劾属吏、提督军务，但属于临时性派遣，“事毕旋归，置罢不常”。

   “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正统后，边备废弛，声威不振”。尤其是“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精锐军队损失殆尽，北疆边防政策彻底沦为被动防守。尽管有景泰时期相比较洪武永乐的小修小补，但也无力改变“边境之祸遂与明朝终始云”了。

   到成化、弘治时期，“守为长策”的北疆军事策略得到进一步确立并延续，大规模的修筑边墙以宣大为中心展开。作为京师左翼的大同镇频频遭到袭扰，除却专门操持火器的神机营驻扎大同镇城外，还整顿并扩充兵马，使之“马至万五千，精卒数万，大同兵遂为天下最”。在余子俊的主持下，以边墙、营堡、城寨、墩台的结合，首度构筑了大同镇大小边两道立体长城防御体系。

   进入嘉靖时期的大明王朝因“大礼议”使得北疆军事策略并无明确策略，在“闭关绝贡”的政策下，“欲守无力，欲战不能”，“战无守策，专事蒙蔽”。

   大同镇“无岁不为战场”，“晋北沿边侵扰吃紧，云中、应、朔之区时时备虏”。伴随着蒙古骑兵南下掳掠的频率，“倚墙固守”的长城防御体系毁而复修，修而复毁，大同镇的长城防御体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翁万达所主导构筑的长城防御体系“墙堞近远，壕堑深广，曲尽其宜，宼乃不敢轻犯。墙内戍者得以暇耕牧”。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自嘉靖初年撤回监军中官后，嘉靖十年（1531）将巡抚都御史由派遣性质改为常设。形成总兵低于巡抚，巡抚受总督节制的权力结构。比如宣大总督总览大同、宣府及山西三镇，“总督主征集官兵，指受方略；巡抚主督军务，措置粮饷；总兵设法操练，亲临战阵”，此三者节制又相互配合的权力结构一直维系至明末。

  隆庆五年（1571）“俺答封贡”达成和议后，“绝无一骑入扰”，“大同一镇，得以晏然无事”。随着北疆“东制西怀”的边防策略，长城防御体系的防御重心向东转移，原本作为军事前沿的大同镇开始转变角色。随着十余处以供互市的开放，大同成为了一座繁华的商业重镇。“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么物之精好，皆边塞之所无者。盖市款既久，未经兵火故也”。

   大同镇“西起丫角山，东止阳和，边长六百四十余里”的立体长城防御体系构筑一直持续至万历年间得以大成，为大明王朝带来了崩塌前的一丝安全感。终明一世，大同镇在长城防御体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大同守口堡长城

                                                 大同李二口长城

   最后补充的是，进入清朝后，大同镇的镇戍体系遭到了瓦解。

   顺治六年（1649），大同镇的镇戍士卒改编为员额明确的绿营兵。

   顺治七年（1650），裁撤大同镇辖区诸卫，同时裁撤的还有卫所官员及戍兵。

   至雍正二年，“内地所有卫所，悉令归并州县”，军堡由此转为民堡，戍兵也随之改为民籍。历经几番裁撤，实现了军政分离。大同镇明末的八万余驻军，至乾隆年间时仅余18687人了。

   顺治十七年（1660）时，“自西宁以抵宣大等处长城数千里，皆颓败已尽”，成为了大明王朝九边重镇大同最后的长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