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九边”成为大明王朝北疆边防的代名词被世人所熟知的时候，“边墙”已经由“边防之墙”成为了“边界之墙”。山西镇因北疆边防形势的严峻而为加强防御而设，跻身“九边”构成长城防御体系中内长城最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环。“内恃三关为屏蔽”，成为了最刻骨铭心的一段山西长城记忆。”
大明王朝的山西长城--记忆九边重镇之山西镇
“九边”是大明王朝在北疆相继设立的九座军事重镇，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山西镇跻身“九边”的过程随着北疆边防形势变化反复又曲折，称镇时间时至今日仍存在诸多争议。
那么，山西镇是何时完成建制，其间留下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长城回忆？
“表里山河”的山西在历朝历代都充当着重要角色，被冠以“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的称号。大明王朝从从洪武元年始，“度要害之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拉开了山西境内设置卫所的序幕。
洪武元年（1368），明军占领泽、潞二州（今山西长治、晋城）置潞州卫后追随着溃败的元朝势力继续北伐。
洪武二年（1369）相继设蒲州守御千户所、平阳卫后，“山西遂定”，置山西行中书省。
洪武三年（1370）“常遇春自太原帅师征大同”，设太原左、右、前三卫。同年攻克大同后，于太原府置太原都卫，隶属大都督府，领上述卫所。
北元宗室势力四大王藏匿于岢岚山中据险顽抗，于洪武六年（1373）特设振武卫以控雁门山一带，洪武七年（1374）“置镇西卫于岢岚州，建设砖城”。
洪武八年（1375），改“太原都卫为山西都指挥司”，卫所设置也初具规模，共辖8卫2所，覆盖除大同外的山西全境。
明山西都司卫所分布图
此时的山西境内设置了山西都司和山西行都司两个省级军事机构，以恒山至太行山一线为界将山西分为南北两块军事区域。山西都司负责除山西北部大同以外其他区域的军队日常操练、防守城池及屯田等事务。
洪武十一年（1378）设宁化守御千户所（今宁武宁化镇），直隶山西都司。
洪武十二年（1379）“于代北四十里设雁门守御千户所”。
镇西卫所属官兵分守沿边、沿河各要地，尤其是西北靠近东胜卫的偏头关、西部靠近黄河的河曲、保德等渡口。治所岢岚州周围群山环绕，特在芦芽山地区设置行太仆寺，专职放牧马匹以供边镇军队使用。
镇武卫则依托“自宋有之”的“雁门东西十八隘”，在山间各隘口设置驻守。最重要的是“其兵马粮饷胥皆仰给于此”，尤其是运往大同、宣府的军饷、粮料等主要由此转输。
宁化守御千户所居于镇西、镇武卫之间，形成镇西（今山西岢岚）、镇武（今山西代县）两卫为核心的两大防区，初步构成了以偏头守边、雁门守险的内长城防线。
洪武年间山西都司北部卫所
洪武、永乐年间山西都司属于疆域腹里，戍守任务并不繁重，其所属卫所官军常被调往大同协防操练。
需要明确一点的是，永乐年间相比较洪武时期形成的“数千里声势联络”边防体系虽已呈内缩趋势，但以关隘、屯堡、烟墩、墙壕相结合最初的长城防御体系依在外层防线以内。同时“以攻为守”的军事策略，延续了洪武时期“王者无疆”的局面。
此时的大明王朝只有边疆而无边界，并无“边墙”的概念。
宣德元年（1426）“命都督佥事李谦镇守山西，抚恤军民，操练军马”。以偏头关的边防建设为重点，掀起了山西都司辖区北部的第一个城堡修建高潮。
同时，请求大同镇将调往协防的官军“一万三千”人“止留精兵五千，余悉发还”。
有学者认为李谦镇守山西为山西镇之始者，以“宣德四年置总兵官，镇守三关，驻偏头”为据。当时李谦为镇守官而非总兵官，更何况且尚无“三关”之说，也就谈不上外三关内长城防御体系的建立了。
正统六年（1441），“自今其即于境外要害之处，约量道里远近，可置界碑”，“使外夷不得擅入为非，而我官军亦不得私自出启衅，庶内外各安其所”。宣德时期“不勤远略”使得北疆防线再度收缩，永乐年间所修筑的“边防之墙”已逐步转变为“边界之墙”。至此，“边墙”一词才应运而生。
“土木之变”后“东胜、开平俱失”，山西都司所辖偏头、雁门防线显现重要价值。“都督佥事孙安镇守山西”并“移驻雁门关”。“敕或砌城垣，或塞空缺，或凿壕堑，多方设法断贼来路”。由此，掀起了雁门关周边防御的全面建设，“东抵平型二百四十余里，西抵芦板之寨一百八四余里，城堡、墩台焕然一新。壕堑之深，遥连万里之城”。
同时，“山西惟偏头亦称外边，与宣、大峙”，不仅增筑烟墩、构筑黄河东岸七堡和东北四堡以及置保德千户所等措施完善偏头关区域防守体系，还如临边军镇开始实施“烧荒”策略。
天顺元年（1457）“命五军左哨把营总署都指挥佥事王信往代州守备，兼提督雁门关一带关隘”保障京师之西部通道。
鉴于偏头、雁门之间绵延八百余里，无法协调策应。成化二年（1468）改宁化守御千户所为宁武关，次年肇建关城。
宁武道辖中路
岢岚道辖西路
雁平道辖东路
成化三年（1467）“镇守山西署都督佥事王信代州，提督雁门、偏头、宁武三关”，开启了内长城外三关防御体系的建设。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向朝廷提出设置总制三关武将的建议，但被驳回。
成化十六年（1480）“命山西分守代州都督同支玉充右参将”，这是山西第一次设参将，“督雁门、宁武、偏头三关守备”驻代州，这是三关初次形成统一防御体系。
成化二十二年（1486），“偏头关距山西往还千里，猝有边警，俟听镇守、巡抚节制而行，恐致误，请改分守为镇守”，结果将分守参将改为镇守右副总兵，这是三关第一次设副总兵。
成化二十三年（1487），终于命“周玺充总兵官，仍居代州”，这是山西第一次设总兵官。
有学者认为任命周玺为总兵官之时应为山西建镇之始。但设置总兵官不到两年便又复改参将，仅为一时暂行之例，并未形成固定建制。
值得注意的是，成化十一年（1475）才在偏头设置守御千户所，成化十九年（1483）之时“雁门关军马仅八百余，步军不满二百”。未能成镇的主要原因还是“虽有侵扰，然赖大同之威远、平虏地方，屏蔽于外，犹若腹里”。
进入弘治时期，在以宣、大为中心“守为长策”的军事战略下，“修筑偏头关边墙一百二十里，补黄河边墙二千六百余丈，添筑宁武墩堡十座，挑浚横山壕堑长二里，补雁关墙及铲削壕堑共五十八处”。
弘治十一年（1498）增设宁武守御千户所。
弘治十三年（1500）“增设镇守山西副总兵一员，专驻代州，往来提督三关，原来设参将改分守，驻偏头关”。至此，“副总兵镇守山西，提督代州三关”，形成了山西“准军镇”地位。许多文献及学者均认为此为山西称镇之始，但进入正德年间后又在副总兵和总兵之间反复三次，故建制为临时设置并未固定。
进入嘉靖年间，“虏宼无岁不警，警告无不至镇城下者”，长城防御体系俨然“边界之墙”了。
嘉靖二十一年（1542），“俺答诸路兵经朔州破雁门关，越太原南下，列营汾水东西，四出劫掠潞安、平阳诸州县。复返回太原北上，分掠定囊、五台、盂县，自代州出繁峙、灵丘、广昌，由广武出关，徐徐通过大同左卫及阳和塞而去。”
此次俺答部自六月入塞，至七月出关先后掳掠山西十卫、三十八州县，杀害男女约二十万人，掠牛马羊豕共二百万，焚毁官军民舍八万余所，蹂踏田禾数十万顷。
消息传至，“京师戒严，朝野震惊”。
嘉靖二十一年，大明王朝“特设重臣，提督三关，遮绝宼冲，障蔽畿甸”，“升山西副总兵戴廉为总兵官，镇守山西地方”，以总兵镇守制度为标志的山西镇正式确立，总兵官驻守宁武关居中调度偏头、雁门二关。
山西镇又称“三关镇”，辖大同镇以外的山西全境，即恒山以南之地。还兼“分守大同自丫角山至右卫双沟墩一百四十里”，“遇警互相应援”。
山西称镇是随着大明王朝北疆边防形势的严峻而为加强防御而设的，“畿辅之地安危系焉”，“三关疆域所系非轻，与宣大并称重镇”,与居庸、紫荆、倒马三关形成了内外长城三关拱卫京师为主的防御体系。也是在“弃地守墙”军事策略下“边防之墙”成为“边界之墙”的缩影，构成了大明王朝内外双层防线的立体纵深长城防御体系。
明代内外长城关隘整体布局
宣、大、山西三镇 长城沿线分布的内三关与外三关
跻身“九边”后的山西镇开始大规模修筑边墙，直至万历四十年（1612）七月方才结束，形成了西起保德黄河岸边，经偏关、宁武关、雁门关等关隘，至黄榆岭一千六百余里的山西边墙。
“隆庆和议”后战争不再，山西镇的军事功能逐渐弱化。随着晋商的发展，逐步形成以代州、雁门关为中心的商贸圈、以宁武为枢纽的商贸要地和以偏关、保德为边境交易的水旱码头。
“清室一统天下，四海为一家，九边一隅不复为边防重地”，至雍正三年，因山西镇所辖卫所都设置于府州县境内，军民杂处，“或改郡县”，多数成为了村落。基本奠定了今天的行政建制，比如宁武关“改作郡城，属以宁武、偏头、神池、五寨四邑”，“宁武、偏头各营堡改为郡邑”。
至此，山西镇退出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