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学派”诞生于南宋，由于代表人物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都是温州人，温州古称“永嘉”，因此得名。

不过，晚清之前的史籍中，往往称其为“永嘉之学”、“永嘉学术”、“永嘉事功之学”等。

“永嘉学派”的说法，则是晚清温州学人孙衣言在其编纂的《瓯海轶闻》中正式提出的。

“永嘉学派”研究什么？若只能用一句话介绍，那便是——研究治国理政的制度新学。学者们探究制度变革以求改善民生、最终实现富国强兵。该学派在当时的思想界有着重要影响，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立。与理学和心学相比，前者更侧重“内圣”之学，永嘉学派则是更侧重“外王”之学，认为两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宋代之后六百年间，永嘉学派逐渐融入到元、明、清浙学的发展进程中。

△永嘉学派馆

“永嘉学派”重振于晚清。1840年鸦片战争后，针对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孙衣言认为，振兴学术是首要任务。他将家乡“永嘉学派”视为变法图强的重要思想资源，希望以“永嘉学派”的务实、经世致用，来有补于时局。

因此晚年回乡后，孙衣言便以复兴“永嘉学派”为第一要务。在兄弟孙锵鸣和儿子孙诒让的帮助下，他征访乡贤遗著，编校刊刻《永嘉丛书》；撰写《瓯海轶闻》，梳理温州学术发展脉络；建玉海楼，保存乡邦文献。宋恕曾评价“温人始知有永嘉之学”。曾国藩读过叶适书后，直言可以“释古今之纷”。

也正因为晚清孙衣言等人的大力推广，宋代诞生于温州的永嘉学派，在近现代得以重振复兴且扬名全国。

汉唐五代时期，温州还未能进入王朝国家“精英文化”层面，尚属“僻远下州”。

“永嘉学派”发端于北宋，兴盛于南宋。这既与大的时代背景有关，又与宋代温州的经济文化发展息息相关。

从大背景来说，宋朝力图摆脱积弱困境，政治制度日趋完备，进行了多次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如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特别是实行科举取士后，读书之风兴起，平民知识分子大量涌现。北宋时期，洛学、关学等传入温州。宋室南渡后，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迁，温州得到长足发展，崛起为东南文化重镇。隋唐大运河的出现，使得宋代温州人前往东京开封府，以及西京河南府（洛阳）等地的交通较为便利，求学交游之路变得更为通畅。

就温州而言，宋代因北方始终没有统一，海上丝绸之路兴盛。温州地处瓯江入海口，航运贸易、造船日益兴盛，北宋绍圣年间（1094—1098），杨蟠诗句中描绘的永嘉郡城已是“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南宋时期，温州发展为重要港口城市，建立了“市舶务”，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发达的工商业经济，为永嘉学派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也是其重视工商思想的现实根源。此外，早在唐末五代，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已让温州吸引大批移民；宋室南渡后，又有一大批名门望族移居温州，激增的人口也带来了经济文化繁荣。

△永嘉学派馆

浓郁的书院文化，则为永嘉学派的兴起奠定了文化基础。温州书院兴办早于苏州、多于杭州，学塾更是不计其数。宋代以来，永嘉学人领风气之先，讲学著述、设立书院，泽被一方。由永嘉学人创立、讲学的书院占书院总数一半以上。如东山书院、雅俗塾、南湖塾、仙岩书院等，聚集了庞大的门人群体，成为永嘉学派思想发展与传播的平台，拓展了永嘉学派的影响力。

△清代移建于积谷山的东山书院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温州地区学术繁荣、人才辈出，温州迎来文化史上第一个“高光时刻”。南宋时期，温州地区考取进士1187位，占浙江省的五分之一；“省元”9名，人数高居全国第一，另有王十朋等5位状元。时人因此盛赞：“温多士，为东南最”、“人物满东瓯”。

“永嘉学派”不是突然出现，而是在时代大背景和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一步步诞生的。从其学术源流来看，经历了“皇祐三先生”→“元丰九先生”→南宋中期三个阶段。

宋代温州学术，始于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

“皇祐”是宋仁宗的年号。在此前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等人推动了著名的“庆历新政”（1043-1045）。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教育改革，加强儒家经典在科举中的比重，并允许州县立学。中国开始在各地兴建府学、州学，官方参与办学、并提供经费。宋仁宗时代出现了大量文化名人，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都活跃在此时。

以王开祖、林石、丁昌期为代表的“皇祐三先生”，正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兴起。其中，王开祖最早提出“道学”。他讲学东山，从者数百人，后形成温州历史上第一所书院。王开祖被认为开创了温州学术的先河，被称为温州学术“开山祖”。

熙宁二年（1069）至元丰八年（1085）的王安石变法，进行了科举制度改革和整顿太学。科举考试从原来考经义辞章，转向考策论，力求选拔出经世致用的实干之才；朝廷不断对太学进行改革，扩充人数，增加解额，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直接为官。

著名的“元丰九先生”( 周行己、许景衡、刘安上、刘安节、戴述、赵霄、沈躬行、蒋元中、张辉) 就是这次改革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在元丰年间进入太学学习，其中前六人相继考中进士。元丰九先生传承“二程”的洛学和张载的关学，为永嘉学派自成一派埋下了种子。

△周行己

例如元丰九先生之首的周行己，师从理学宗师程颐，后世认为浙学兴盛从他开始。他关注民生，强调学以致用，对后来的永嘉学派影响巨大，学者称“永嘉诸子重视实用之学的风气，实由周行己开其先河。”

进入南宋后，郑伯熊被视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协助朱熹刊刻图书，传播“二程”理学，开设书院。他自居周行己“私淑弟子”，后在薛季宣的影响下，学术理念从性理转向事功。他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将温州本地的学术人才串联起来，形成了联袂成帷的盛况，是永嘉之学传承和凝聚的关键人物。

这些温州先哲有力地推动了地区文化，形成永嘉之学，在此基础上催生出了永嘉学派。

时至南宋，经过百年酝酿，温州人才辈出，学术自成一派。在薛季宣倡导之下，永嘉学派正式创立，重心从务虚的性理之学转向务实的事功之学。再经过薛季宣的学生陈傅良进一步发展，永嘉学派得以传播和继承。最终，由陈傅良的学生叶适集其大成，永嘉学派遂成为与理学、心学鼎足而立的主流学派。

学派创立者：薛季宣（1134—1173）

△薛季宣《浪语集》

字士龙，号艮斋，温州城区人。少时随伯父宦游各地，师从“二程”弟子袁溉。他探究各项制度历史渊源，以通世变；主张“道在器中”“以利和义”，反对空谈义理，注重研究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等世务，焕发出永嘉之学经世致用、开物成务的精神，被认为是永嘉学派创立者。他设立雅俗塾（又称稚新塾），培育了一批知名弟子。陈傅良也是他的学生。著作有《浪语集》《书古文训》等传世。

学派中继者：陈傅良（1138—1203）

△《陈傅良》连环画（2011）

字君举，号止斋，温州瑞安人。曾求学于薛季宣、郑伯熊，后在温州南湖塾讲学多年。他创立“乾淳太学体”，又称“永嘉文体”，后世称“止斋之论，论之祖也”。他是永嘉学派中继者，将事功思想用于实践，主张“变通当世之治”，注重民本、巩固立国之基，以实现民富国强。著有《止斋先生文集》《春秋后传》等书。

集大成者：叶适（1150—1223）

△叶适龙泉青瓷墓志（现藏于温州博物馆）

字正则，号水心。他师承薛季宣、陈傅良，晚年定居温州城外水心村，著述讲学。叶适称永嘉之学为“制度新学”，希望从制度入手，解决社会问题，改善民生。反对“义利两分”，在经典诠释与思想体系的建构上，集成了永嘉学人的思想精华，并将之系统化，把永嘉学派推向鼎盛，被誉为宋代浙学的最后一位领袖和集大成者。著有《水心先生文集》《水心先生别集》《习学记言序目》等传世著作。

△《宋元学案》

明末清初史学家黄宗羲所著的《宋元学案》，是系统梳理宋元思想史的经典著作。这部书正式确立了永嘉学派的学术地位。全书一百卷，提及到学者约2000人，其中叶适与司马光、朱熹等极少数学术大家一样，分上下两卷进行介绍，可见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薛季宣、陈傅良也有单独成篇的学案，永嘉学派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永嘉学派是研究治国理政的制度新学，务实重商，推崇事功，核心思想是“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探究制度变革以求改善民生，最终实现富国强兵。

学派先贤系统研究历代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制度，并在货币理论、财政理论上颇有建树，提出重视商业的正面社会价值，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其对于治国理政的真知灼见，对于当下仍有启示意义。永嘉学派推祟“事求可，功求成”，主张将动机与实效统筹考虑，从而与偏重个体心性修养的理学旨趣不同，但都同属于开创新风的儒学，深刻影响了后世浙江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开祖，首次提出“道学”概念。

周行己，首次提出货币准备金理论。

叶适，首次阐述劣币驱逐良币的货币现象。

陈傅良的《历代兵制》，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军事制度的专著。

△清康熙通志堂刻皮纸印《太平经国之书》四册

郑伯谦的《太平经国书》，是目前中国最早论述会计理论图书。

从南宋到晚清再到现代，永嘉学派对于温州的影响持久深远。特别是崇实重商的传统，让改革开放之后的温州人求实创新，创造了国内瞩目的温州模式，这些文化基因也不断激扬和滋养着温州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