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礼制完整地讲，应称之为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礼的部分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的部分主要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前者是所有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制度运行的形式和保障。
一部中华文明史，实际上就是礼乐文化发展史。
周公礼制对中华文明的重大发展，分述如下：
一、周礼起源
西周王朝的国都是丰京和镐京，在历史上一起并称为“丰镐”，一说周公制礼作乐由丰镐开始，一说在成周，周公又与召公在洛水之旁营建了新都洛邑，周公完成了“制礼作乐”。记录周代礼制最为详备的著作是《周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是儒家经典，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载：“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此处存在争议，一说此处周官为《周礼》，一说为《尚书·周官》，《后汉书·卷三十四·百官志第二十四》亦载：“昔周公作《周官》，分职著明，法度相持，王室虽微，犹能久存。”
周公制礼作乐，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潜移默化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这就是周代的礼制。周礼目的是以周人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内容，并通过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个不同等级的统治阶级中去；其意义在于扩大周文化的影响，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其本质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
周礼起源背景：
（1）社会背景
现代学者郭沫若认为：“大概礼之起源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礼”在甲骨文中是个会意字，原作“丰”，是由祭祀中奉献鬼神的礼器引申为祭祀鬼神之仪式的。事神仪式（礼）与事神歌舞（乐）的结合，也就是“礼乐”的初义。尽管“礼乐”这一概念的深层含义及其复杂的思想内容直到西周才确立，但作为事神仪式的礼乐实践，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
礼乐文化孕育于远古，形成于“三代”，西周定型和成熟，并为后世历朝历代所继承和发展。《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为秩宗，“典三礼”；舜还任命夔为典乐，“教稚子”，“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史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但是，作为华夏文明的初创期，五帝时代还属于礼乐文化的萌芽时期，或者说属于华夏文明发展的神守时期，即巫祝文化期。而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才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形成时期。
关于礼乐起源的因，古代经典多有论述，而以荀子所作《礼论》和《乐论》最为典型。
荀子的礼源论是：“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
荀子的乐源论是：“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
（2）经济背景
礼乐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世代定居的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是礼乐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这种经济社会基础与西方文明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游牧经济和城邦社会基础根本不同，因而造就了中华礼乐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根本区别：前者强调孝道尊祖与和谐合作；后者则强调信奉神与自由竞争。[16]
（3）政治背景
从夏到商，五帝时代的巫祝文化发展至极盛并由盛而衰，与此相伴随的是礼乐文化的孕育和成长。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大量考古发现，特别是殷墟卜辞和西周金文的出现及对其所作的研究，呈现出一幅从巫祝文化称盛到礼乐文化孕生、确立的历史场景。夏人“遵命”；殷人“尊神”。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因此而称夏文化为“遵命文化”，殷商文化为“尊神文化”。
在夏、商“尊命”和“尊神”文化中，甚至在此之前的五帝时代，礼乐虽已萌生并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但礼乐主要是作为辅助宗教性政治活动的外在形式而存在，就是说，那时的礼乐文化是笼罩在巫术宗教的氛围中发展。周人则“尊礼尚施”。
《礼记·表记》记载，殷人不问苍生问鬼神，崇信鬼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事无巨细都要请示占卜，礼仪用乐、甚至用多少乐工，也常常要卜问神鬼才能决定，这就是殷墟为何出土的甲骨数量如此庞大的原因。殷人利用宗教维持统治，全然以神鬼的威严来压制和恐吓人民，其礼乐的意义是着眼于处理人与神鬼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属于原始宗教文化，而殷商也就是一个原始的教国。二十世纪初，考古学者在殷墟发现了一百多座杀人祭祀坑，出土人骨将近六百具，其中的两个坑内还埋有十七具惨死的幼童。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他们死于商朝血腥的祭祀典礼。殷商统治者敬畏天象，而草菅人命，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
殷商晚期，巫觋失宠，流散民间，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一个前兆，直到武王伐纣从政治上对商进行了彻底革命，周公又用周礼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对商进行了彻底革命，断绝了传续千百年巫觋主导国家一切事务的体系。
二、形成演化
周朝建立伊始，周公旦将从远古到殷商时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即礼乐成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领域的重要文化结构，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礼乐之治。《礼记·明堂位》记载：周朝初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诸侯朝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从周初开始，礼乐“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礼乐文化典籍，如《易》《诗》《书》《礼》《乐》，包括神、天与人文，典章制度、仪表仪规与文化素养、思想风范等等；以此为基础，礼乐文化发展成为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政治伦理的标准。周公的“制礼作乐”标志着礼乐文化的形成，也标志着在此之前很长历史时期对礼乐文化的“自发”遵行转变为对礼乐文化的“自觉”意识。从此，中国文化从神守时代发展到社稷守时代。
武王伐殷、周代商立、制礼作乐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代表了两种不同文明间的兴衰更替。傅斯年所著《夷夏东西说》认为：三代及三代前，古族有东西二系，夏与周属西系，夷与商属东系。殷周间的剧烈变革“盖民族代兴之故”，是两个民族，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替。[21]殷商王朝强调自己“天命神授”，但代表神意的殷王朝却被无情的推翻，这个事实给周初统治者以深刻教训，使之逐步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对传统的宗教神学作了深刻修正。其重要标志是提出了“德”，强调“敬德保民”，认为“德”体现上天意志，“敬德”即“敬天”。从“天命神授”到“敬天保民”，体现了中国神权政治观的发展和演变，统治者重视总结历史教训，借鉴前代统治经验。周人并非生来就是无神论者，他们也信神鬼，只不过采取了“事神敬鬼而远之”和不为神鬼所惑的理智态度，周人的这种态度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神权”让位于“政治”的历史规律。周人灭商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以周族极少的人口来统治广袤的中原大地，面临的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而非人与神鬼之间的宗教关系。因此，周人首先在政治上实行了封侯建国制，即分封制，在所封诸侯中，姬姓宗族约占三分之二的比例，这是“周人贵亲而尚齿”[23]，试图用血缘关系来划定贵族的等级地位，维护宗周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上至周天子，中至诸侯卿大夫，下至士和庶民，各有其等级尊卑秩序，各安天命。与这种政治措施相应的，周人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对传统礼乐进行了改造：将各种礼仪和音乐作了严格的等级规定，并且，各种礼仪所用的音乐主要是“雅乐”——即宗周丰镐的京畿之乐。对礼乐作如此改造，其目的是要用周人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的内容，并通过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个不同等级的统治阶级中去；其意义在于扩大周文化的影响，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其本质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这同样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对周族小宗和外族实行统治的一种治国方略。此即所谓——“礼乐治国”。
三、历朝发展
先秦时期：
周朝初期的礼乐为氏族贵族所专有，礼乐传授在官府，亦“学在官府”。到了春秋时代，这种“礼不下庶人”的制度逐步遭到破坏，即《汉书·武帝纪》所载的“礼坏乐崩”，并由此引发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老子和孔子是推动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兴起的主要代表。老子和孔子以后又有庄子、孟子，还有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在礼乐文化的思潮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思周朝“礼坏乐崩”的深刻原因，并系统阐述礼乐文化的内涵及其重大意义，史称“百家争鸣”，共同推动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转型。[16]
老子：面对西周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的传统，以及春秋时期“礼乐崩坏”的局面，作为周朝守藏史官的老子不能不对此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思考。他将礼乐的核心精神与其道论联系起来，以其道论来解释周朝礼乐的精神价值，同时又以礼乐的内在意义来解释其道论的价值内涵。具体来说，老子一方面继承周朝礼的秩序和质朴的精神，同时继承乐的和谐和宁静的特质，另一方面又以道来给予这种精神和特质以新的解释，因此，以道论来诠释西周礼乐的内在意义，既有继承也有创新，由此形成其深刻反映礼乐文化精神的道家学说。道家的礼乐思想主要反映在《道德经》中。
孔子：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子则从具体的礼乐规范中探寻和揭示蕴涵于礼乐之中的内在精神实质以及它对于社会、政治和人生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进而形成高于具体礼乐规范的“仁道”的思想体系，并将其作为礼乐的理论基础，使礼乐由政治上层的外在规定，变为包括为政者在内的所有人的自觉追求。他还删述礼乐文化经典，由此创立儒家学说，成为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由于出生于礼乐文化最盛的周朝第一封国——鲁国，因而对周朝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情有独钟。他不仅在理论上系统阐述礼乐文化，而且将他所阐述的礼乐文化普及于民众。他开创学习礼乐文化的私学学派，并有弟子三千。他教弟子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教），而以礼乐为先。儒家的礼乐思想主要反映在《礼记·乐记》及其它相关文献和典籍中。
道家和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中兴起的两股主要的思想力量。这两股思想力量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甚至世界思想史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和“百家争鸣”的结果表明，“礼坏乐崩”只是周朝封建宗法制度的“崩坏”，并不意味着礼乐文化的崩溃。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自春秋以来，礼崩乐坏，表面上是诸侯僭越、破坏制度，实际上却是社会发生变革，要求礼制进行适应性的调整。经过这次礼乐文化思潮和“百家争鸣”，不仅彻底改变了“礼不下庶人”的局面，而且经过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的争鸣和解释，礼乐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更进一步为人民所掌握。因此，这次礼乐文化思潮和“百家争鸣”进一步确立了礼乐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地位。
秦汉时期：
从秦朝开始，中国进入长达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帝国时代。在这两千多年间，礼乐文化始终是中国历朝历代治理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中华各族人民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秦汉之际是中国大一统帝国时代礼乐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秦朝以前的春秋战国和秦朝初期更信奉法家，实行“霸道”。汉朝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逐步实行礼乐之“王道”之术。汉朝初年主要遵循老子道家的礼乐学说，到汉武帝时期又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将孔孟儒家的礼乐文化思想确立为其治国理政的统治思想，由此推动礼乐文化在大一统帝国时代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从此以后，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洗礼的礼乐文化就正式成为大一统帝国时代的主流思想。
魏晋隋唐：
汉朝灭亡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之际，隋唐之际，是中国大一统帝国时代礼乐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其突出特点就是礼乐文化思想和体制的“系统性、完整性与丰富性”，并使两汉时期开始从印度逐步传入中国的释家佛学与老庄道学和孔孟儒学一起，形成“三教并立，共同发展”的局面；甚至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老庄道学和释家佛学的地位优胜于孔孟儒学：南北朝和唐朝初年的“尊孔读经”，不足以与当时兴盛着的老子道学和释家佛学相抗衡；唐朝太宗年间皇帝支持玄奘“西天取经”和佛学的广泛传播和影响远远大于儒学。但无论偏爱儒学，还是偏爱道学或佛学，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礼乐文化思想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隋唐时代对“三代”以来礼乐发展的成果进行全面总结和创新，使礼乐文化发展到又一个高峰。隋唐两朝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相继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为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政府在思想学术上也进行了统一，将南北经学归于一统，从文字和义疏方面为五经确立了标准本，颁行天下，成为开科取士的标准教材。
宋元明清：
唐朝灭亡后的五代十国和宋、元、明、清，是中国大一统帝国时代礼乐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其突出特点就是儒、道、佛三家成为并立承载中国礼乐文化思想的主要流派。这三个并立的流派在礼乐文化思想的范畴内“争鸣”和“交流”，促进礼乐文化在更深的层面上继续向前发展。从宋明“理学”到明清“朴学”、“实学”或启蒙思想，孔孟儒学在总的方面要优胜于老庄道学和释家佛学的地位。从地域范畴来看，这个时期礼乐文化发展的重心逐步南移。从五代十国到南宋立国，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其礼乐文化发展的重心也从北方转移到南方。这一时期的儒学大家如宋明之际的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和王阳明以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几乎是清一色的南方人，他们继承并发展了长期植根于北方地区的礼乐文化体系，并使其具有鲜明的南方特色。礼乐文化重心的南移，形成了中国大一统帝国时代礼乐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高峰。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工业文明的进入，使产生和发展五千多年的礼乐文化这一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自那时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与以宗教文化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之间孰优孰劣，始终是社会各界志士仁人持续争辩的永恒话题。鸦片战争爆发后的晚清之际，既有因循守旧、不思变革的顽固保守派，也有全盘西化、崇尚变革的革命派，还有介于二者之间，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或其变种——变法维新派。由于哪一派都没能占据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因此，满清皇朝在西方工业文明进入中国之后半个多世纪就迅速瓦解。“国将亡，本必先颠”，清朝不能继续坚持和运用自己固有的邦本理念即礼乐文化精神，因而必然走向灭亡。
中国大一统帝国时代礼乐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再加上“三代”时期礼乐文化的形成阶段，中国礼乐文化形成和发展共有四个大的阶段，并有四个高潮：西周时期，秦汉之际，隋唐之际，宋元明清之际；还有四个低潮：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四个阶段共有四千余年历史。“三代”以前的巫祝文化就是礼乐文化的前身。
因此，一部中华文明史实际上就是礼乐文化发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