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份，薛禹谷写了一本书，叫《微生驻痕》，送给我。书中讲了她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经历，讲了她的父母，特别是讲了她与小叔孙冶方的关系。孙冶方原来姓薛，后来到前苏联留学改成姓孙。

　　书前的序言这样写道：“我是一个希望从科学救国出发，能为祖国繁荣富强添砖加瓦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向往民主自由，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共产党员。十年浩劫几乎把理想变成了梦幻，改革开放又展现出希望的曙光……但又意想不到的阴云出现。社会进步终究要遵循自身发展的规律，但愿从实践中能把真理寻找，期待着明天比今天更明亮。”这代表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心态，代表了像她那样从科学救国出发，然后参加共产党的一批人的心理。字里行间熔铸了对党、对人民、对祖国无比的忠诚和深沉的爱恋……包括《微生驻痕》中的若干文章，用十分简洁明快的语言，朴实无华地记录了她光彩夺目的人生。

　　这使我想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一个知识分子，无论职位高低，无论是男是女，只有将自己融入历史，融入人民之中，始终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才能创造出光辉的业绩。

　　神秘的中共女地下党员

　　解放初，我当杭州市副市长的时候就与薛禹谷认识了。我知道她是一位神秘的中共女地下党员，有着传奇式的革命经历，因此，她被推选为杭州市第一届人大代表。

　　薛禹谷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工作。1948年8月下旬，她收到父亲薛明剑―――荣氏家族（共和国副主席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的大管家，也就是孙冶方的长兄来自无锡的一封信。这是在震惊全国“五二○”惨案后，复旦大学整个校园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她当时是助教，父亲担心女儿思想左倾（并不知道当时她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怕她在复旦大学有危险，想调女儿去江南大学任教。薛禹谷及时向中共南方局上海分局领导请示，经组织上研究，考虑到形势发展的长远需要和她在无锡有有利于做党的工作的社会关系，决定叫她立即应聘去无锡。组织给她的任务是，除做好江大的教学工作外，要通过家庭的社会关系，做好无锡工商界上层的统战工作，并在我军渡江前后协助安排护厂护校等任务。

　　荣德生与兄长荣宗敬出身农家，经历过艰苦的学徒生活。但他们都胸怀大志，救国利民，晋身实业，在市场不利的逆境中，敢做敢为，知人善任，终于从一个乡下小企业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庞大企业，到20世纪30年代，已成为中外有名的“粉纱大王”。荣德生是申新公司的总经理，薛明剑则是该厂的厂长，两人互相信任，关系十分密切。薛禹谷作为中共无锡临工委委员，在中共无锡临工委书记高山的领导下，曾陆续把我党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文件给她父亲阅读，特别是我党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文件，他不仅自己认真阅读，还都转给荣德生看。荣对我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指导方针十分重视，反复研究并仔细询问。1948年底，她介绍高山到家中直接与其父面谈。希望转告荣德生先生，谈明政策，不要迁厂，继续搞好生产。临近解放，她曾和父亲多次去荣家，把最新的政策文件及时送给荣看，逐步解除了他的最大顾虑―――“共产党来了，能不能继续开厂做生意？”并为迎接家乡的解放，组织了人民自卫队，在护厂、护校、护市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4月23日夜11时，无锡解放，荣德生所经营的工厂一天也没有停产，并得到了人民政府的贷款和提供原料等多方面的帮助，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不久，荣德生被邀请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工商界代表，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他对能参加人民政权建设感到无上光荣，不过仍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家创办企业的生产发展方面，主要任务是，积极发展生产力借以克服困难。

　　当时，薛禹谷的家就在学前街江苏省工业协会会址的楼上，常有机会和前来的无锡上层人士接触和交谈，如商会主席钱孙卿、立法委员孙翔风、县参议长李惕平、《人报》主编华洪涛等。薛禹谷身为长女，从小就比较懂事，学习成绩又好，深得父亲的钟爱和器重。她的意见或建议常受到父亲重视，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父亲的看法和做法，父亲始终只以为她女儿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不是共产党员。一直到无锡解放，她参加无锡地区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员会师大会时，才告诉父亲自己是共产党员。其父备感惊讶，深深地凝视了女儿片刻，又似高兴又似无奈地说：“家中都有了共产党，共产党哪能不胜！”

　　我国微生物科学的传承人

　　解放后，薛禹谷当了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所长戴芳澜的助手。戴老退休后，她作为副研究员、研究员，将科学救国的动力，转化为科学强国的实际行动，在微生物学领域刻苦学习，努力钻研，撰写科学论文50多篇。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她临危受命，挑起了副所长、所长的重担，亲自组织整顿被破坏了的科研秩序，收拢涣散的人心，把握微生物科研的大方向，并多次出国访问，参加国际学术活动，把我国微生物科学带到国际科学的前沿。

　　在薛禹谷八十大寿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专门出版了《薛禹谷文集》。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我国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谈家桢，为薛禹谷教授的《薛禹谷文集》写了前言，客观地评价说：

　　薛禹谷教授，1945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她从事科研工作50年，取得了一个一个骄人的业绩。

　　在20世纪50年代，她在中科院微生物所选育了糖化酶和蛋白质高产菌株，特别是在“文革”以后，她率先在我国开展链霉素质粒遗传和链霉素基因工程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为我国开展链霉素分子遗传和基因工程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该工作多次在国际会议上进行交流，获得国际同行的重视和好评。

　　在20世纪80年代末，她又率课题组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对产生的一种天然食品防腐剂―――乳链菌肽进行了高产菌株选育，发酵条件研究和分离纯化，为该产品的中试和工业化生产试验奠定了基础。目前，乳链菌肽已在我国投入大规模工业生产，其产品远销国内外。

　　她在担任微生物研究所所长期间，对科研成果应用开发工作十分重视，例如二步法发酵生产维生素C项目，不仅在全国应用，使我国一跃成为维生素C的生产大国，而且在1985年以550万美元转让给瑞士Roche公司，成为当时我国最大一宗技术出口项目。

　　薛禹谷离休以后，仍然关心和支持所里和课题组的工作，为多种报刊撰写科普文章，继续为科教兴国出力。她如今视力明显下降，请家人给她读报和学术论文……生命不息、学习不停、工作不止。她一个瘦弱的人，用她自己的话说，一个“微生物”，在许多人看来，也和她小叔孙冶方一样，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的能量。

　　伟大而平凡的中国女性

　　薛禹谷也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中国女性。她不但事业上成绩斐然，同时也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她有五个子女，个个有出息，个个成才，个个孝顺。历史这样记录着她的成长经历：

　　薛禹谷的父亲薛明剑，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个人生活十分节俭，粗衣淡食，对公益事业则积极慷慨。幼年时给她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刻在家中大厅柱上的两句话：“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母亲李钟瑞，是蚕桑专家、妇女活动家。母亲说过“人既来到世间，总要或多或少地做点好事留在人世”，“女孩子对家务事不用专门去学，需要之时再学也来得及，但读书则要抓紧，过了时间则不易读进去了”以及“交友要注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937年抗日战争时，薛禹谷随家避难到重庆，在迁川的国立二中女子部读书。她也曾和同学们常喜欢在北陪嘉陵江边洁净的沙滩上，凝视着天空变幻无穷的白云，悠悠地编织着一个少女对未来的憧憬。只有当远处传来拉纤船工有节奏的劳动号子时，才惊醒了她的好梦。眼看着成排的纤工弯着几乎和沙滩平行的腰背，吃力地与江涛搏斗的情景，思绪万千，想到祖国还有无数苦难的人。

　　薛禹谷在合川蟠龙山下度过三年高中，那时候经常响起敌机将临的空袭警报。一次，敌机在蟠龙山上进行了密集的机枪扫射，她亲眼目睹有位新来的同学，在宿舍里被穿过屋顶的一颗子弹打中胸部死去了。当解除警报后，只见防空洞前空旷的田野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不少受伤的老乡，鲜血染红了大地，有的断臂残肢竟然挂在树枝上。

　　她18岁考入以“求是”闻名的国立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说：“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这语重心长的话语，如警钟一样回荡在她的耳畔。她在心里回答，到浙大来，就是要学习科学技术，报效祖国，造福人民。将来毕业后一定要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当年许下的诺言。

　　无锡解放不久，1949年薛禹谷调到杭州，先后在浙江省农科所、省农业厅工作。1954年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学部，直到1957年调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从事工业微生物、放射微生物和分子遗传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致力于分子遗传学、基因工程和遗传育种方面的研究。1965年作为访问学者曾去英国进修。

　　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薛禹谷同样受到冲击。“文革”结束后，薛禹谷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她拼命工作，努力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1993年她离开了科研第一线，一生奔忙，开始有了歇息，但仍关心课题组的科研工作，致力使实验室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自然规律是谁也不能违背的，她也不由自主地进入了老年行列。在生活上可以放缓步伐，抛开几多烦愁，抖去一身风尘，放眼上下，悠然安排晚年时光了。但一颗革命者、爱国者、科学家的良心，仍驱使她一如既往，执著地关心着党的命运、祖国的前途和百姓的冷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