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青先生拿着一本不薄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志》清样，嘱我写篇序。这是一本关于大槐树移民的专书，由此使我想起了一件事……
1986年初夏，我到南京图书馆查资料，住在了一个不大的旅馆里。旅馆守门的一位约60岁左右的老头儿，操着一口山西晋南靈州方言，回答我的问话。我以为遇上了老乡，于是亲热地问老人家什么地方人。回答是：“南京人。”我再叮问：“老人家您老家是哪儿的？”“老家就南京的。”这使我非常吃惊。第二天我到一家商店买衬衫，当售货员将衬衫递给我时，脱口说了一句：“你说话很像南京人。”同时我发现南京城内及市郊早餐摊点大多是绿豆粥、馍馍、饼子之类，这与山西的习惯也很相似。这件事引起了我久久的思索。
我想起了唐人张籍《永嘉行》诗中的一司话：“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这里的这个“晋”字，很多人以为是“西晋’的“晋”，但我更倾向于指山西的“晋”。南京居民的祖先，应当有相当多的一批都来自于山西或与山西为邻的陕西。否则，南京、山西相距数千里，其方言何得相似如此?
移民，这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一个主要渠道。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历史学家们曾不止一次地说：“山西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之一。”我相信这一点，但我更倾向于“中国文明起源于山西”。我们知道，食物是人类文明发生的支撑点，只有食物问题相对获得解决，礼仪文明才有可能发生。中国文明发生的黄土高原上的居民，其早期最主要的食物是小米，而山西是盛严小米的地方。在山西晋南、晋东南一带，自然气候自古以来就是很适宜小米生长，因而中国历史的第一篇——《尧典》，便从这里开始写起； 中国文明扉页的第一件大事——冶理洪水，也从这里开始（见《禹贡》）!传说中中国文明始点上的三个圣王尧、舜、禹都建都在这里。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根在山西。
然而如果没有移民，这里的文明靠什么向外传播呢？据早期的记载，尧都平阳，即今山西的临汾。可是《帝王世纪》又说：“帝尧氏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河北唐县)。”《元和郡县志》又说：“定陶故城，尧所居也。”同样关于舜，也有生于诸冯(山东菏泽)、都于蒲坂、卒于鸣条或九嶷之说；禹有建都平阳、安邑、阳城等地之说。其实这种种岐说，都与移民有关。对于上古移民情况，因书阙有间，我们不好随意猜说，此地可以《汉书一扬雄传》大文豪扬雄自叙的谱牒作一例证：
扬雄，宇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杨（即大槐之故乡洪洞境内），因氏焉……扬在河、汾之间。周衰而杨氏或称侯，号曰扬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伯弊。当是时逼扬侯。扬候逃于楚巫山(今湖北境内)，因家焉。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先谦补注：江州今重庆巴县西)。而杨季官至庐江太守（庐江在安徽）。汉元鼎问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四川郫县)…
扬雄家仅是上古从山西迁徙出来的无数移民中的一支，在不到四百年的时间里，就辗转五个省市，迁徙路线少数也有七八千甚至上万里。在古代因逃避灾难、谋求生存，像这样不断迁徙的家族何至千百！而发祥于山西的古代文明，正是通过这样成百上千的移民。在成千上万里的迁徒过程中，源源不断地传向四方的。因此可以说．山西这片古老的土地，为中国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山西移民也为中华文明的传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不过我们要知道，山西及山西移民，并不只是在中华文明的扉页上有过辉煌，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有其一定的地位。山西古名晋，《释名》说：“晋，进也。其地在北，有事于中国则进而南也。”言外之意，中原诸国诸侯向北犯于此却是十分不易的。山西东有太行之险，西有吕梁之阻，南有大河之堑，北有大漠、雁门之蔽，使此地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安全岛”。关中王朝都城所在，故为兵家必争之地；河南、河北、山东则是战场所在，同时也是黄河洪水恒灾之区。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原地区一次次地遭受到周期性的社会大功荡与黄河太泛滥的冲击、摧毁，而山西赖有大山、大河作屏障，却获得了相对稳定发展的机会。而且在每次黄河泛滥或中原逐鹿大战中，大批中原难民便流向山西。山西地虽贫瘠，但可以养人，只要在山丘沟壑中找上一片荒地，即可安居为生。大难过后，一部分流民再返回家园。这佯山西就像一个调节器，在灾难频发的古代中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调节作用。如汉末社会大动乱，洛阳“城内扫地殆尽”，“关中无复人迹”，山东富室强族“还相吞灭”，关东诸州“民人死者且半”，“州郡萧条，悉心为丘墟”，而山西却因有高山大河之阻，破坏较小。曹魏统一北方之后。这里便成了大后方，为曹魏政权及西晋王朝培养了大批人才。象卫觊(曾为曹魏尚书，为魏之大手笔，著有《魏官仪》、《孝经固》、《卫觊集》)、毋丘俭(曾为魏幽州刺史，封案邑侯，有集二卷)、王昶(魏骠骑将军，著有《治论》、《兵书》、《家诫》等)、王沈(王昶之侄，曾为征虏将军，著有《魏书》四十八卷，有集五卷)、王浑(王沈之弟，曾为征东大将军，有集五卷)、王济(王浑之子，曾为骁骑将军，有集二卷)、王浚(王沈之子，曾为骠骑将军)、裴徽(魏冀州刺史)、裴楷(裴徽之子，曾任晋散骑常恃，河内太守等)、裴秀(曾为魏司空，著有《禹贡地域图》、《易论》等)、裴顾(裴秀之子，哲学家，当时御史中丞周弼谓其‘若武库，五兵纵横，一时之杰也。’)、孙资(魏骧骑将军)、孙宏(晋南阳太守)。以及‘天才英博’的孙楚及孙盛、孙绰、孙统等，书法家卫恒等，主持编撰《晋令》的贡充允及才女季婉等，还有温峤、郭璞等。故杜佑《通典》说：“山西土瘠，其人勤俭，而河东魏晋以降，文学盛兴。闾井之间，习于程法。“这一大批才士，作为一种特殊的移民，将山西文化带到了全国各地。
山西的特殊地理生态环境。不仅使山西在大乱中多次获得平稳发展的机会，同时也保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柳宗元，在其《晋问》中即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阳，尧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士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俭啬；有温恭克让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让；有师锡金日畴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谋而深；有百兽率舞、凤凰来仪、于变时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恶；有昌言儆戒之训。故其人至于今恢思而畏祸；有无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尧之遗风也。“朱熹在《诗集传》中言及《魏风》时说：“魏，国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贡》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挟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于《唐风》言：“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思深远，有尧之遗风。’《大明一统志》亦曰：“尧之遗风，忧思深远；虞夏治迹，俗崇礼让，人多勇敢，其民勤俭，其性朴实，民淳事简。”在中原各地遭受到灾难性的大破坏时。礼仪文明自然也遭到了大冲击，而山西却将传统保存了下来。仅目前所知，山西古建筑遗址就达一万五千余处之多，占全国总数的70％以上，古建筑的大量保存。是一种文化传统得以持续的旁证。山西迁徙于各地的移民，不仅对于其时代的经衍建设、对于中国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作用，同时也为中华文化传统的保持与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
对于移民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可以说是门外汉。但在我的印象中，大槐移民。是近古由官方组织的一次最大规模的移民，移民分布共18个省498个县市，这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其对于中田历史及文化发展意义之巨大，也是不言而喻的。张青等同志为此汗搜邱**，整理有关家谱史乘，而成此帙，这对于研究历史、方言、民俗及文化传播等，部是极有价值的。为此，我在庆贺之余，谨识数言，以示对其为中国文化事业作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