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清末著名思想家、政论家和外交家。生于清道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1838.4.12）。其父薛湘（日记中避讳作“相”），字晓帆，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历任湖南安福、石门、新宁县知县，后擢江西浔州府知府，未及赴任，于咸丰八年（1858）病逝于新宁县官署。母顾氏，生子六人，女一人，以长子福辰、三子福成、四子福保最为知名。
咸丰年间，因风闻太平军将挥戈直下江南，其家徙居至苏北宝应县东乡。同治四年四月（1865.5），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师北上镇压捻军，张榜招揽人才。闰五月初六日（6.28），薛福成在宝应运河码头曾国藩座船上谒见曾，递上万言书论时事，为曾氏赏识，招入幕府。在幕府中，曾国藩不断“以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训勉僚属”，薛福成为曾氏拟办过许多文稿，从而熟悉了兵事、饷事、吏事，也熟悉了曾氏所办的“洋务”，得到比较全面的锻炼。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3.12），曾国藩在南京两江总督衙署病故，薛福成在当天的日记中深情地说：“予于爵相有知己之感，有受诲之益，有七载追随之谊。方午间对弈（按：曾与薛下围棋）之时，岂料即永诀之时哉!追念哲人，默忧时局，不自知涕之流落也。”
曾国藩死后，薛福成即离开两江总督衙署。九月，由江苏巡抚张树声举荐，到江苏书局（局址在苏州府治）校订《辽史》、《金史》、《元史》，并参与整理刊刻曾国藩奏稿的工作。
同治十三年（1874）冬，薛福成往山东济南，时其长兄福辰已擢升山东东、泰、武、临道，四弟福保在丁宝桢抚衙供职。同年十二月（1875.1），同治皇帝载淳病故，朝廷决定“博采谠言，用资治理”，谕令“内外大小臣工，竭诚抒悃，共济时艰”。光绪元年四月（1875.5），薛福成应诏陈言，将所作《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请山东巡抚丁宝桢代奏。由于薛氏的应诏陈言内容丰富，切中时弊，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关注。时论评之曰：“当此疏初上时，京师颇多传诵者。议论一播，鼓动中外，建言者往往响应而起。”就在这一年的八月（1875.9），薛氏即被直隶总督李鸿章延揽到北洋幕府中，作为办理洋务的重要助手。
薛福成在北洋幕府十年时间，多所赞襄策划，协助处理了许多重大事件，其中最受人称道的是：
一、处理“马嘉理案”。他根据英国政府面临的国际局势和英使威妥玛的矛盾心态，在《上李伯相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中，建议采取“以拒为迎”，在加强防务的同时，运用谈判技巧，以横保全和局的对策。
二、抵制任英人赫德为“总海防司”。他在《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中指出：“彼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若复授为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李鸿章按照薛福成的意见，函达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以总司海务应专司练兵、开去总税务司一缺为由函告赫德。赫德两利相权，不得不放弃“总海防司”一职，这样就使中国的海军建设和指挥大权未落入外国人之手。
三、定计平定朝鲜内乱，挫败日本扩大侵略的阴谋。光绪八年六月（1882.8），朝鲜因宫廷党争爆发内乱，日本乘机派遣陆海军干预。时李鸿章丁母忧，由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薛福成撰《上张尚书论援护朝鲜机宜书》，建议张树声奏请朝廷迅速出兵援助朝鲜“平乱”，并迁朝鲜大院君李罡应于保定，抢先一步稳定了朝鲜政局，打乱了日本的侵朝部署。薛氏因此功晋升为道员。
薛福成在北洋幕府期间，不仅参与处理许多重大洋务事件，而且通过对洋务的全面考察，写出了《筹洋刍议》十四篇，全面地论述了他对筹办洋务的主张，在海内外广泛流传，尤其在《变法》一章中，他首倡“变法”，在思想界引起了震荡。
薛福成在曾、李幕中近二十年，直到光绪十年（1884）夏，被朝廷实授为浙江宁、绍、台道，才结束幕僚生涯。当时，法国侵略者所挑起的中、法战争逐步扩大，福州马尾、台湾基隆均遭法军攻击。浙东宁绍台道处于抗法前线，薛氏到任后，加强防御准备以对付法军来犯。
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五日（1885.3.1），法国舰队司令孤拔（Courbet，A.A.P。）率“两铁甲、两兵轮、一木船扑犯镇海口”，意在寻觅“开济”等三兵轮，未见。“孤拔坐小轮来测水道，我炮台击之，未中，乃遁去。申刻，一大黑舰直扑招宝山，我炮台、兵轮合力迎击，折其头桅。该舰连中五炮，创甚，败退。三法舰继进，放排炮，我亦开排炮御之。苦战良久，法船乃退。”二十七日，法船又来，放十余炮。二十八日，又来犯，放九炮，均未伤人。二月初四日，夜四更，袭击法船，命中五炮，伤人颇多。后闻“孤拔亦受伤”（不久死于澎湖）。三月，法国与清政府停战，镇海防御战至此结束。以上记载，见《浙东筹防录》卷四，可补薛氏日记之缺略。
薛福成因筹防浙东军务有功，后经浙江巡抚刘秉璋和两江总督曾国荃的奏保，获布政使加衔。光绪十四年九月（1888.10）奉旨升任湖南按察使，未及上任。次年四月（1889.5），又被清廷任命为出使英、法、义、比四国钦差大臣。在准备出国过程中，因其兄福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逝世和他本人生病，以及英、法时疫发生，至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一日（1890.1.31），始由上海乘法国“伊拉瓦第”号邮轮，赴欧罗巴就任使臣之职。在国外五年，其官职有所更动：光绪十六年九月，补光禄寺卿；十七年六月，调太常寺卿；十八年八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薛氏出使期间，除办理日常外交公务和活动外，还做了以下各事：
一、当时在香港、仰光、槟榔屿等处的中国人不下三百万。为了不受外国的欺侮压迫，上疏请在南洋各处已有领事（如新加坡）地方外添设领事，以保护华人利益。（光绪十六年）
二、对于国内各地发生的教案，上疏提出治本治标的办法。（光绪十七年）
三、与英国外交部谈判，商定派员会立坎巨提（回部）头目，以防沙俄插手。（光绪十八年）
四、上疏密陈帕米尔情况。（光绪十八年）
五、上疏请豁除海禁旧例，准许商民出洋经商，并给予护照，任其回国治生置产。（光绪十九年）
六、议定中英滇缅界务商务条约。（光绪十六年开始谈判，十九年十一月签订条约）
七、订购船只、军舰及各种机器，雇用技术人员及其他事项。
以上各事，在日记中都有反映。
光绪十九年十月（1893.11），清政府任命龚照瑗接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召薛氏回国。薛福成于二十年四月（1894.5）卸任，乘轮船于五月二十八日（1894.7.1）抵上海。途中因“红海炎热，闽洋台风所苦”，到上海后即病卧不起，医治无效，于六月十九日（1894.7.21）病卒，年五十七岁。
薛氏著作已刻印的有《庸庵全集》包括《庸庵文编》、《庸庵文续编》、《庸庵文外编》、《庸庵海外文编》、《筹洋刍议》、《浙东筹防录》、《出使奏疏》、《出使公牍》、《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出使日记续刻》（十种）、《庸庵文别集》、《庸庵笔记》等。其日记稿本三十九册，今为南京图书馆收藏。
《薛福成日记》自清同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至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1.25—1894.7.1）前后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时期，薛氏日记对许多重大事件都有记录。日记大致可分出使前后两个时期，出使前的日记是记载他在曾国藩、李鸿章、张树声幕府近二十年的所见所闻，其中有许多非局外人所知之事，内容相当广泛。大部分资料是从各种公文（包括上谕、奏章、禀报）、函牍、电报、报刊、杂志中抄录的，其中有极少见或失传的文字。今略介绍一些内容于下：
一、关于捻军、回民起义军、苗民起义军的战争情况。
二、有关军事工业如江南机器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的情况，以及向国外购买枪炮、弹药、船舰、机械等。
三、国防工程如在天津大沽口、广东虎门、浙江镇海等处修建炮台，以及江防、边防等情况。
四、有关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资料。
五、有关漕运、盐务、矿山、河工、粮饷、海关、税收以及对外贸易情况（有的有统计数字）。
六、在香港、南洋及在各国的华人情况，其中包括华人被掠卖的记载。
七、国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如日本废藩府，明治维新，吞并琉球；朝鲜内乱；法国侵略越南，以后发展为中、法战争；沙俄在东北、新疆的侵略活动；布（普鲁士，即德国）、法战争，还有一节提到巴黎公社。
日记中对于天气（如阴晴风雨）以及自然灾害都有记载，如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记云：“淡水地震，人多死者。”同治七年六月初八日日记有苏、松、太道应宝时给曾国藩信中说，上月底“大风，太属（按：指太仓州所属地方）木棉皆摧损。自宁波以北，黑水洋以南，货船漂没者所在皆是”，当是由于台风的原故。此外还有陨石、彗星、江岸坍塌、火灾、火药库爆炸等记载。
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一日（1890.1.31）出使以后的日记，是薛氏身临其境，对西方文明进行全方位考察的记录，“凡舟车之程途，中外之交涉，大而富强立国之要，细而器械利用之原，莫不笔之于书，以为日记。”其目的在认识西洋富强之本原，以探求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部分日记虽已刻为《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出使日记续刻》，但与稿本核对，还有不少内容为刻本所无，举例如下：
一、光绪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三月二十五日、五月二十日、九月二十六日日记中说到陈敬如（名季同，驻法使馆参赞）为李鸿章向奥国商人伦道呵借银三千万两，借款利息四厘半，“由特旨准借，以后准伊代办一切借款购体。”因李鸿章嘱陈“千万慎密”，故薛氏在刊刻日记时将此四天日记中借银文字统统删去。
二、光绪十七年二月初十日日记中有庆霭堂（庆常，使馆参赞）与薛氏谈及驻俄国公使洪钧在回国时，谒见俄皇亚历山大三世“辞行，与谈三刻之久”。有五百多字为刻本所无，大意是：“贵大臣回国后，……可劝政府务崇睦谊，切勿为浮言所惑。”所云“浮言”，指外国有谓俄“欲与中国为难，又谓有窥伺朝鲜之意”。这些文字自然不便刊于刻本之中。
三、光绪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刻本在俄人于阿尔泰“山之北麓开矿炼金，特派大臣驻西伯利亚以经理之”下删去：
每岁出金约值二三千万两，其漏税入中国之金约值银二百万两，大约由恰克图入库伦，经张家口而至京都。其十之二三在京销售，十之七八由京转至津、沪海口流入西洋云。
四、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七日日记：
本年万寿庆典，各督、抚率屑报效巨款，派员进京点缀景物并援照乾隆年间成案备仪进祝。……皖省有沈仲帅（按：沈秉成字仲复，安徽巡抚）所备计灵壁宝石九块，灵芝草九盆，玉如意一对，翡翠麻姑一尊，……
这一节在编《出使日记续刻》时有顾忌，全部删去。
此外，在光绪十九年八月初三日日记中有薛氏对出使各国使臣所作的评语，对有些评语不佳或名次低下的，薛氏后人在刻日记时（其时薛氏已去世）为了不得罪人而将一些人的姓字以□□替代，略举三例于下：
□□（稿本为“子峨”）才学亦颇可观，□□（稿本为“马尾”）一役，身败名裂，故居第十二。
按：何如璋字子峨，前驻日本国公使。
□□（稿本为“云生”）以气节自矜，居心实甚巧诈，建议亦多纰缪，足以贻误大局，故居第十五。
按：刘锡鸿字云生，前驻德国公使。
□□（稿本为“地山”）以□（“头”）等公使自夸，与□（“俄”）人商定约章，误国病民，为世大戮，故居第十六。
按：崇厚字地山，前驻俄国公使。
以上如果不见稿本，就难以知道所云系指何人。
日记不是每天都有记载，其中有缺记处，对于缺记过多的，查明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九日下，接着是同治十年正月十六日日记，因其仲兄福同病逝，回无锡料理丧事。
二、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九日下，接着是光绪元年三月初十日日记，因薛氏生病（咳嗽）未愈，又患感冒，后又“吐血数口”，经医治休养，至三月初始愈（见《摄生经济》，附录在同治十三年末日记后）。
三、光绪二年正月三十日后至三月二十一日始有日记。据《郭嵩焘日记》，知薛氏此时在北京。郭时任兵部左侍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曾和薛氏在一起晤谈并请他“小酌”。
四、光绪三年正月十九日后至光绪四年三月初一日始有日记。因母病重，往济南省侍（母就养在长兄福辰山东泰东道官署中）。母去世后，与兄料理丧事，在此期间未写日记。
五、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五日以后至四月十五日无日记。据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此年二月二十三日王在上海遇薛，三月初二日二人同乘“江裕”轮船往天津。王作诗一首，题为《从叔耘司使泛海有作即送入朝》。三月初六日抵天津，二人同往见李鸿章。以后薛往北京，至四月十八日奉命充出使四国大臣。
此外就不逐一列举。
为了将薛氏日记提供学术界参考、利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提议由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与南京大学历史系协作，组织人员整理，于1984年达成协议。具体分工是：同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至光绪九年十月十五日（1869.1.25—1883.11.14）的日记（原稿1—19册，约70万字），由南图古籍部整理；光绪九年十月十六日至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1883.11.15—1894.7.1）的日记（原稿20—39册，约70万字）由南大历史系整理。参加工作的人员（以姓名笔画为序）有：南图古籍部的王小宁、江凌、陈政、周馥、徐春生；南大历史系的朱槿、孙江、杜景珍、李子龙、何炼生、童光华。由我和南图古籍部的江世荣同志共同担任主编。
整理的方法：
一、改繁体字为简化字，改原来的直行为横行。
二、标点，分段。
三、日记为阴历，后面用括弧注明公元年月日。
四、校订文字，除了必须在注中说明者外，一般都以符号表示。对原稿中错字，在错字后加〔 〕号，将订正的字置于〔 〕内。增补脱漏的字置于〈 〉内。衍字置于[ ]内。残缺字或无法辨认的用□表示，如缺二字作□□。难以确定的，字下用〔?〕表示。
五、在日记中对原稿每一册末尾加上“以上见原稿第×册”字样，以保持原稿面貌。
六、由于出使以前日记中的人名较多，除明白记了人名者外，其以字、号、别名、官职、谥号、隐语出现的，尽可能注出其姓名，以供参考，并按笔画顺序编了索引，附于全书之末。原稿书眉上的文字，为便于排印也在注中说明。
《薛福成日记》从倡议整理至编成出版，历时二十余年，在这一过程中，与我共同签订协议的原南京图书馆副馆长潘天祯同志、参与主编工作的江世荣同志先后因病逝世，全书最后的编审定稿只好由我负责。限于水平和能力，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日记的整理，得到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的部分资助和南京图书馆副馆长宫爱东的关心与支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将它列入文献丛刊出版，谨此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