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薛氏：南京竹子巷与青海汉族移民

6/5/2014 4:07:31 PM | 4307867次阅读 | 来源：中华薛氏网

一、问题的缘起

青海民间广泛流传着一个传说，认为青海汉族是从“南京竹子巷”迁来的。故事的大致情节是：在明朝洪武年间的某个正月十五日，“南京竹子巷”的民众在演出社火时捆扎了一个大脚马猴，有位大臣认为侮辱了马皇后（隐射马皇后脚大而丑，当时的女人以小脚为美），朱元璋便将这些老百姓都发配到了西地。故事有多个版本，^[1]在青海民间至少流传了几百年。^[2]“竹子巷”是音译，有关的史料和民间家谱中有苎丝巷、珠玑巷、主司巷、珠市巷、朱子巷、珠子巷、竹丝巷、诸市巷、猪市巷等多个异名。

关于这个传说，地方学者和老百姓中形成了四种主要观点^[3]：一是文化符号说。认为传说只是一个符号。这种观点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了青海汉族的祖源，认为来自江南的汉族只是明代移民中的极少部分，而传说中的事件又不见于《明史》等正史，说明是当时的文人为团结汉民族而创造的一个符号。二是机构说。认为“竹子巷”是明朝的一个官方移民机构，凡是通过这个机构办理手续的人们就以机构借指来源地。三是驿站说。认为“竹子巷”是明朝移民集散的“驿站”，人们以“驿站”名借指来源地。四是信史说，确信传说中的地点和事件是真实的。上述观点中，信史说影响最大，流传范围也最广。机构说和驿站说是部分学者的假说。文化符号说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但需要补充一些有力的新材料，来解读符号化的背景及演化过程。

民间传说的社会影响力非常强大，因此不断有人到南京寻找“自己”的祖籍地。2005年4月11日至21日，青海日报社主办的《西海都市报》以“寻访娘家”为专栏，每日专版讨论青海汉族的祖源问题，两名记者还专程到南京市寻访传说中的故地，众多专家学者参与讨论。^[4]据说报社每天都要接到上百个与此有关的电话，“有西宁、平安、湟中、大通、民和、乐都、湟源（等县市）的读者”，^[5]有的提供线索，有的提供族谱来作证，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这次引人注目的寻访最终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实际上，这样的寻访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进行过多次，其中还有政府行为，^[6]据说有人还找到过竹子巷，本人也感到非常骄傲。^[7]笔者作为传说中的“南京竹子巷”人的后裔，非常关注这次讨论。本文拟结合文本资料和民俗资料，对这个传说作一梳理考察，以求教于方家，不当之处，敬请斧正。

二、民间传说的文本资料和民俗资料

青海汉族被充军发配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留下了许多文本资料和民俗资料。

(一)文本资料

1.方志资料

《民和县志》：“据现有宗谱及口头传说，大都认为民和地区汉人，先祖于明朝洪武年间来自陕西、山西、南京、扬州等地。如峡门乡石家庄《石氏源流》碑文记载：‘石氏祖籍南京主司巷人，洪武年间来西域……’《赵氏世系源流》碑文记载：‘赵氏始祖椒实蕃衍其丽，不意其肇南京，流迁甘肃……’马场垣乡下川口村冯氏宗谱载：‘大明洪武年间，从陕西凤翔、宝鸡县迁湟。’川口地区张、王、李、刘、曹、狄等姓家族，相传祖上南京人，因在洪武九年(1376年)上元节扎糊一个大脚猴骑马的花灯而获罪充军。”^[8]《化隆县志》：“今化隆境内大部分汉族自称祖籍南京珠玑巷或山西洪洞(桐)县。”^[9]《平安县志》：“民间多传南京苎丝巷。”^[10]《湟中县志》：“鲁沙尔镇赵家庄张氏，于清顺治三年九月修纂的《张氏宗谱》：‘张氏本是南京凤阳府凤阳县人，明洪武初有一祖从军征剿西番有功，补升百户，后奉朝旨与十八家迁户共防边地，拨发古湟中新设西宁卫之地，每户分田二十余石，出兵两名，以备国民，……万历年间，九世祖张进玺卜居河湟之南，置田庄于西川赵家庄……’西堡乡花园钟氏，于清乾隆十二年三月立的墓碑载：‘予始祖千户职，明洪武十八年由扬州江都迁居湟中，迄今三百五十年矣。’据大源、大才、共和、维新、西堡、鲁沙尔和省图书馆共存17户姓氏家谱资料：其中11户是明洪武年间从南京迁来，内有军户、罪犯和被株连的百姓，均为举族迁移。其余6户，山西曲沃县元树村1户，陕西三原县1户，扬州江都1户，北京1户，河州1户，原籍无考1户。”^[11]《贵德县志》：“洪武十三年（1380年）当德城修筑竣工，从河州拨民48户，开垦守城。以后，从河州卫拨世袭百户王猷、周鉴、刘庆三人各携眷属来归德守御城池，设王、周、刘三屯。据《西宁府新志》，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明初拨来的48户已发展到9835人丁，王、同、刘三屯有462人丁。乾隆后，从山西、陕西、甘肃相继迁入大批汉族商人和工匠。”^[12]《城西区志》：“还有从陕西凤翔、宝鸡迁入河湟的汉民和来自于南京珠玑巷的汉民。”^[13]《城北区志》：“马坊乡下朝阳村《王氏家谱》：‘始祖政孝公，系南京凤阳府凤阳县人，明隆庆初年从军西征，补为指挥使，至晚年弃武就农定居。’大堡子乡三其村魏姓始祖也系南京人，明洪武七年，兄弟二人从军来西宁，年老未归。二十里铺乡二十里铺村《薛氏家谱》载：‘始祖原居南京薛家巷，后贸易来宁，因娶城北上刘堡刘姓之女为妻，赖亲谊相携，遂入籍兹土。’”^[14]《城东区志》：“城东中庄乡、十里铺乡多自称祖先自明洪武闹社火犯禁而发配。据中庄乡10个行政村调查，世代口传或有家谱记载由南京一带迁来的有王、朱、谢、曾、边、张、都、傅、褚、赵、袁、韵、戴等13个姓氏。”^[15]

上述方志中，《城东区志》、《湟中县志》、《平安县志》、《城北区志》、《民和县志》等五部志书记载有民间传说，有的完整，有的简略。从方志记载看，这个传说主要流传在青海东部农业区。

2.文史资料

柯扬先生在其《“花儿”溯源》^[16]一文中引用了顾颉刚、丘向鲁和柴萼先生的研究成果，都与青海民间的传说有关。顾颉刚：“河州人相传为南京大柳树巷人，洮州人相传为南京紵丝巷人，俱谓自明初迁去，西宁人亦云然。”^[17]丘向鲁：“某年南京人士于上元时节耍花灯的时候，朱子巷居民异想天开，装了一个猴灯倒骑在马上。后被马后所闻，以为开玩笑竟开到马皇后头上来了，一怒之下，把南京朱子巷居民全部充军到了西宁。作者认为，这虽然只是街谈巷议的一种传说，不能作为可靠的史料来引用，但‘西宁的言语与礼节，和南京有一部分相同，却是事实’”^[18]柴萼在《梵天庐丛录》卷一中，说到南京人因上元张灯有影射马后事，被明太祖杀戮、充军的故事，只是没有明确指出充军到西宁。

《纲鉴总论·广注·明朝篇杀京民条》的注述：“帝以元宵灯谜画一妇女，手怀西瓜乘马。而马后脚甚大。上曰：‘彼以皇后为戏谑’，盖言淮西妇马后脚大也，乃大杀京民之不安本分者。”^[19]

《青海地方史略》：“现今青海汉族居民中广泛地传说‘从南京迁来的’云云。考之史实，大都是明初的军户或民屯而来，民间保存的碑记和谱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湟中县大才乡孙家窑东侧王氏坟茔石碑云：‘原籍南京，拔户来宁’。《清郭氏家谱》记：‘明初徙居西宁’。如此等等。至于民间传说中有‘来自南京竹子巷’乃音讹，应是珠玑巷。”^[20]

《高原古城西宁》：“明代移民也并非全是京城的老百姓，除了南京外，还有江淮各地的。明代中叶后，北京移民来青海的也不少，还有陕西、山西的农民更是源源不断。或谓京城里设了专管移民事宜的主司官员，让各地进京待迁的移民暂居‘主司巷’，于是通过官府迁来的移民们便自称从南京主司巷来。”^[21]

此外，《西宁文史资料》、《西宁市城中区文史资料》、《贵德文史资料》等文史资料都收录有有关南京竹子巷的文章。

(二)民俗资料

1.青海汉族方言与吴方言中很多词意相同。如表：

表1 两地方言比较

此外，青海人把装面的面柜叫作米柜（本地不产米），檐前引水的木槽叫漏瓦槽。《民和县志》：“今民和方言，有不少是吴越词汇。”方言的雷同被看作是青海汉族来自“南京竹子巷”的有力佐证。有些江苏籍木匠用方言交谈时，青海人都能听得懂，他们也非常奇怪。^[22]

2.青海汉族的婚丧习俗与南京人也有惊人的相似相同处，如结婚时的绞脸、婚后三日娘家人来下面（南京称为“元饭”），将婚后家境的好坏变化归结为妻子的“脚气”；丧事中的打狗饼、招魂幡、吹唢呐、葬穴形制、葬后三日全山（复山）等，^[23]两地习俗完全一致。

3.青海汉族常在花园中栽一束竹子，有一种说法认为隐喻了“南京竹子巷”，为念祖之意。^[24]

4.青海人（农业区）走路时多喜欢“背搭手”。相传在发配途中，犯人都背扎着手，若干人连为一串，一路走来，胳膀扎硬了，解开绳子也放不下来，形成了现有的习俗。^[25]此外，青海方言中将上厕所称为“解手”，相传也来自发配途中要求军爷为其解手方便，之后简称为“解手”，流传至今。

综合上述资料，传说中的事件有其事实依据，“机构说”和“驿站说”不能成立。柯扬先生认为，柴萼先生所引资料系亲自抄录于日本神户图书馆所藏明代秘史百余种之抄本，是比较可靠的历史材料。明朝时在南京确曾有过一个叫苎丝巷（紵丝巷）的地名，明初大将金朝兴也来于此地。^[26]《明史·本纪第二》：“（洪武）三年者……辛巳，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者田临濠，给资粮牛种，复三年。”民间传说所指的极有可能是这次移民。“田临濠”可能有二个意思，一是实指，在安徽临濠种田；二是隐指“临近濠”，“濠”的含义从护城河引申为国家的边界线，暗指去边疆地区耕田，即“移民实边”，并不仅指一地。这也符合历史事实。在这个大背景下，广州、贵州、云南等地都产生了汉族来自南京竹子巷的传说。明朝时来青海的汉族大致有三类人：一是任职的官员；二是戍边的军卒；^[27]三是发配的犯人。传说中发配的犯人只是明政府在实施“移民实边”政策中的一起个案。

家谱是可以用来证明祖源的，但在青海汉族中没有明代的族谱，而且伪修严重，^[28]因而大多不能当作信史来使用。

三、青海汉族的历史及人口变迁

河湟流域是青海的主要农业区，现今全省85%以上的汉族人口居住在这里。

汉族进入青海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直到元朝灭亡前的1400多年间居住在青海的汉族，可称为原居汉族，现今较难查明他们的后裔。二是明朝“移民实边”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的600多年间移居在青海的汉族，可称为世居汉族。三是新中国成立后，移民到青海的“外地人”中，^[29]汉族占有绝对数量。他们的人数和来源比较清楚，在这里不作讨论。民间传说所指的青海汉族专指世居汉族而言，他们集中居住在青海河湟地区。

（一）原居汉族是青海的早期居民之一

1.历史上，青海为羌文化地区。自汉武帝元鼎六年汉朝势力进入青海。宣帝时，设置郡县，移民屯田，逐渐形成了第一个较长时期的汉文化发展繁荣期。从上世纪70年代后，考古工作者在西宁、大通、湟中、湟源、互助、贵德、共和、海晏、平安、乐都等市县相继发现了大量的汉墓群^[30]和汉代的文物。^[31]魏晋时期，青海东部的汉文化势力依然比较强大，形成了郭、赵、田、卫、麴、游等“河右大族”。^[32]曹丕篡汉还引起了西平（今西宁）地方势力连续起兵反魏，^[33]兵败后，郭姓大族“遂没入宫”，身为宫女的郭姓女子因“美而慧”，最终成了明元郭皇后，影响曹魏政坛数十年，^[34]说明当时河湟地区的汉文化是比较发达的。魏晋时期的古墓葬在青海东部时有发现。^[35]南北朝以来，青海河湟地区先后被鲜卑（吐谷浑、南凉、西秦、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氐（前秦）、汉（隋、唐、北宋）、匈奴（北凉）、吐蕃（吐蕃和唃厮啰政权）、蒙古等民族交替统治。一千多年间，各民族进行了深刻的文化融合和民族变迁。

2.原居汉族人口记载有详有略，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时，今兰州以西，青海日月山以东的黄河、湟水河及大通河下游居住着三万八千四百七十户，十四万九千六百四十八口人。^[36]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时，今甘肃兰州以西，青海日月山以东，今青海东部黄河以北的区域和大通河下游等地居住着三千八百五十八户，万八千八百四十七口人。^[37]魏晋南北朝时汉族人数不详。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青海东部湟水流域等地居住着三千一百一十八户，青海东部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居住着二千二百四十户。^[38]唐朝时，在鄯州（今乐都、民和、循化一部分、西宁）有民户五千三百八十九，口二万七千零一十九；在廓州宁塞郡（今化隆、贵德、尖扎、循化一部分）有民户四千二百二十一，口二万四千四百，^[39]这些民户大多是汉族。“安史之乱”后，百万汉族陷于吐蕃，逐渐变成了吐蕃，即“安禄山之乱，肃宗在灵武，悉如河西戍卒收复两京，吐蕃乘虚取河西、陇右，华人百万皆陷于吐蕃。”^[40]北宋经营河湟地区的20多年间，数以千计的内地汉族农民又迁入河湟地区。^[41]元朝时，青海汉族人口数不详，但汉族的地位较低。^[42]1929年，青海从甘肃省析出建省，之前青海隶属于甘肃省，从地域上看，上述统计数字可能不完全准确。

（二）世居汉族是青海的主体民族之一

1.明朝以降，内地汉族通过移民、戍边、经商、发配、逃难等原因大批迁居青海东部并不断向西迁延，逐渐成为青海的主体民族之一，汉文化也成为该地区的强势文化。

2.明清时期青海汉族人口的统计较为准确。如表：

表2 明清时期青海汉族的人口

表中所反映的，只是编户人口，大量牧区和未编人口没有统计。上述数字显示，明前期的半个世纪中，青海汉族人口增加缓慢，有时出现负增长，这可能与青海蒙古部落的频繁抢掠有关。明朝前期和中期，河湟及河州（今属甘肃）等地被蒙古部落频繁侵扰和掠夺，“河湟地区岁无宁日”。^[43]例如，万历十六年（1588年），青海蒙古入掠湟中，在今西宁南川^[44]斩杀了明军副总兵李魁。两年后又攻河州，包括副总兵李联芳在内的三千人全军覆没。而规模较小的侵扰每年都有数次之多。^[45]民族矛盾较为尖锐，朝廷为此专门设立番营来防御蒙古部落的侵扰，留下了“四营”和“札什六营”^[46]等地名。

据估计，明嘉靖年间，西宁卫汉族人口有九万人左右，番族人口不超过八万五千人。^[47]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青海东部农业区汉族人口及驻军共有40256户，220912人。

另据《青海省志·人口志》记载，乾隆十一年（1746年），青海全省总人口已达71.4万人，其中汉族（含驻军）人口已占31％，各少数民族占69％。1929年青海建省时，青海省民政厅根据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户口调查统计报告规划》的调查结果，青海有98379户，560739人，其中汉族占53.6％，回族占21.2％，藏族占14.6％，土族占9.2％，蒙古族占1.4％（不包括牧业人口）。^[48]汉族52316户，300279人，其中西宁县18010户，109231人；贵德县4422户，10002人……^[49]如表：

表3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青海东部农业区汉族人口及驻军人数表

清朝时，青海汉族的人口出现过两次明显的增加，一是在明末清初。这可能是民众迫于战争困苦，逃难到青海。二是清朝同治年间近12年的撒拉族回族战乱，波及陕西甘肃青海等地，老百姓为躲避战祸，族群迁亡，陕甘地区“汉回人民空亡大半”，^[50]其中许多汉族迁到了青海河湟地区。^[51]

青海汉族的历史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人口的增减与中央政府的政策关系密切。青海汉族是内地汉族的移民及其后裔，大部分是随着开疆扩土而来的，如西汉的“罢兵屯田”，明代的“移民实边”等。二是民族成份十分复杂。青海汉族并不单纯是从外地迁移来的，也有其他民族融合而成的双血统成份，这种融合也是青海河湟地区各民族关系的一大特征。民族融合表现为两种方向：一是汉族融合演变为其他民族。“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河湟地区，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52]百万汉族演变成为吐蕃，“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53]司空图的诗中也有反映。^[54]明朝政府通过移民实边，青海汉族人口增加很快，但民族融合一直没有停止过，比较典型的是今天黄南州同仁县热贡地区的古代民族中，来自江南的汉族演变成了藏族和土族。^[55]二是别的民族融合演变为汉族。据湟源县1985年对本县11个村子的1704户家族家谱进行的调查，有64户320人原为藏族和蒙古族，清末改习汉俗，成为汉民。^[56]

由此可见，民间传说将从南京竹子巷的少数移民当作了青海汉族的全部历史，这正是有些学者们否定传说并引起争议的原因所在。

四、民族语境中故事的记忆与流传

民间文化^[57]和宗教文化（人文宗教和民间宗教）成为影响民众记忆的主要的文化形态，其中宗教文化在民间信仰中属于上层文化，许多民间记忆和民间文化中的精神遗留物就来源于宗教文化。由于移民而带来的移民文化则逐渐融入到了民间文化和宗教文化中。

青海汉族主要信奉汉传佛教、道教和藏传佛教，其中汉传佛教是随着汉民族的迁移进入青海的。在来自江南、北京、山西、陕西等地的汉族移民中，^[58]能够形成汉族祖源传说的有“山西大槐树”，“北京东郊民巷”，“南京薛家巷”，“南京大柳树巷”，“南京竹子巷”等多个选择，“南京竹子巷”最终成为了主流说法，形成了很大的流传范围和社会影响，在本质上是周期性的上层文化影响的结果。周期性活动具有记忆修复和唤醒功能，很容易形成母题扩散。道教在青海没有形成佛教一样有社会影响力的周期性文化活动。藏传佛教对汉族的影响是较晚的事，不会形成汉族祖籍传说。据笔者考察，现今民和麻地沟的汉族是南京竹子巷的真正移民，麻地沟能仁寺（汉传佛教寺院）所主持的宗教剧《目连戏》和河湟地区的民间社火是“竹子巷”传说的真正载体和传播者。宗教戏是阐释宗教教义，宣传宗教思想的工具和载体，在民众观赏剧目的同时，记住的是剧中的情节和内容，接受的则是所信仰宗教的说教，这些说教最终都转化成了他们的记忆。

寻找自己的本源，是各民族中常见的话题，青海汉族也不例外。在没有文本记载的前提下，这种寻找往往以民间故事的记忆形式呈现出来，被口头传承。一般条件下，民众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只能维持二至三代。笔者在河湟地区调查藏族（大多没有家谱）谱系时发现，许多人叫不上自己爷爷的名字，需要其父辈的同龄人来纠正。有些同族人对他们来源地有不同的解释。对历史事件的记忆遗失也是比较快的。青海作为清朝同治时期撒拉族回族战乱的主战场之一，经历了12年的社会动荡，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得人们的记忆缺失非常严重，这倒为“南京竹子巷”传说的流传提供了条件，补充了人们的记忆缺失。

（一）《目连戏》是民间传说的传播源

以往研究者极少知道青海有《目连戏》，更没有注意到《目连戏》就是南京竹子巷传说的记忆保存者和传播源，因而在否定传说的同时，无法解答传说形成的真正根源。

流传在青海民和麻地沟的民间手抄本《目连宝卷》^[59]是明朝时带入青海的（详见下文），该剧本的序言中有一段话：“吾大龙山能仁寺刀山盛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规模之大，盛况惊人。名闻西北，艺高群英。据文料考证，吾本会先祖祖籍南京珠玑巷居民。明代洪武初年元宵节，该巷居民为庆祝元宵节扮演社火以兹闹市。扮演中有一位市民，化装马猴跳跃出丑，逗得观众取笑。时值明太祖朱元璋出驾街市，由马皇后伴驾。意示与民同乐，看到珠玑巷社火别具一格，龙心大悦，尤其是看到扮演马猴舞得风趣，久观忘返。此时有位大臣奏道，扮演马猴是对皇后侮辱。皇上大怒，降旨将此地居民一律充发西头屯居。值此吾祖宗徒步西迁，来至现在的青海省民和县东沟乡麻地沟官庄红庄居住，迄今六百余年。”虽然序言为后人所作，但当地人对这个故事确信不疑。其中官庄的王氏人家还供奉着朱元璋及其99将图。

《目连戏》是宗教剧，它的演出有着巨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据说过去每3年演出一次，能够回忆到的，最近只有四次：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年，1907年）、民国二年（1913年）、^[60]民国五年（丙辰年，1916年）、民国三十四年（乙酉年，1945年）。《目连戏》中“上刀山”（《目连戏》的最后一场戏）的社会影响巨大，波及四川、陕西、甘肃、宁夏等地。民间有“民和的上刀山，四川的下油锅”的说法，分别是两地《目连戏》中的压轴戏。据统计，1945年的《目连戏》演出中，积蓄（主要是化缘）小麦、杂粮6石（9000斤），外缘收粮9石（13500斤），共15石（22500斤），现金（纸币）1万元。宗教仪式和戏剧结束后，结余粮食7石3斗，余现金1000多元。^[61]这次演出中，当地人认为有一半以上的青海人前来观看，一般估计约有14万人。^[62]笔者采访王存瑚老人时，他认为加上外地客商，总数近百万。^[63]1943年时，青海人口达1512823人。^[64]按照前者的估计，1945年的演出中，观众人数占青海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可能有些夸张，但无疑形成了很大的记忆群体，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普通民众对《目连戏》的许多情节深信不疑，再加上民间社火和民间说书人（详见下文）的传播，《目连戏》的影响遍及整个河湟地区，它深刻影响着青海汉族的观念和生活，甚至规范着他们的日常行为，例如，不能破坏有字的纸，晚上叫门不能应声等目连戏的情节在民间至今还在遵守。^[65]在人们的意识中，《目连戏》就是从南京竹子巷带来的，自然汉族也来自南京。当然，除了文人的因素外，这种观念背后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详见下文）。

时隔60多年后，社会制度的深刻变迁和历史事件的影响，民众对《目连戏》的记忆几乎完全缺失。上世纪八十年代，青海日报社高级记者辛存文等人在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发现了《目连戏》，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这一地方剧种才被收入《青海省志·文化艺术志》中。^[66]2004年底，文化部专家组到民和麻地沟实地考察《目连戏》。2005年3月，文化部有关部门在北京又组织全国目连戏专家对青海《目连戏》进行了论证，专家们认为青海《目连戏》的演出时间在全国是最长的，剧本保存最完整。^[67]

（二）民间社火是传说流布的载体

社火大概是在明初传入青海的，^[68]社火的流布与青海汉族的迁移几乎是同步的。社火深受《目连戏》的影响，这也是以往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

1.《目连戏》对社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民间称社火为“丑社火”，因为社火中有大量的秽语，这些语言与《目连戏》中人物的对白是一样的。《目连戏》有固定的台本，而社火说词大多是口头创作，随意性较强。社火借用《目连戏》台词的风格和语言是宗教影响民间文化的一个特例。

2.《目连戏》和社火都存在于汉文化区。青海社火春节期间的演出时间各地不一，大致在正月初六至正月十七左右。开始演社火叫“出演关”，由“灯官”（角色）率领所有社火角色跪在火神像前，讲述自身的来历，祈祝一年人畜平安，风调雨顺，称为“表咐”和“吩咐”。^[69]“表咐词”有严格的韵文格式，每年都重复相同的内容，具有周期性的特点。湟中县拦隆口镇图巴营村的“表咐”词中说：“我本灯府从南京竹子巷，身带了毛草社火，路过了‘路步桥’（不详），杀掉了桥夫，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今湟中县拦隆口镇图巴营。”^[70]在民和县满坪马营一带的社火祈祷词中，有“南走了南京朱子巷了”的祝词。^[71]平安县一带的社火词中也有来自南京竹子巷的说法。^[72]各地的社火中最早时可能都有来自南京竹子巷的说法，“文革”之后，这种记忆严重缺失。随着懂得社火仪规的老年人相继过世，“表咐”词失去了韵文格式，除了祈求风调雨顺的内容外，扮演者可以随机编词，没有严格的规定了。

3.青海传统社火演出圈和民间传说圈在地理上完全重合，在社火影响力范围内，都流传着青海汉族祖源的相同传说，这一现象还没有引起地方学者的注意。在传说的流布中，有二个渠道是比较清晰的：一是社火的流布及其周期性活动，二是民间说书人的宣讲。普通老百姓将社火说词和民间“说书人”^[73]所讲述的内容都认为是信史，把讲故事称为说书，书即是历史。正是这种反复的宣讲使竹子巷的名字不断传向民间，成为民间记忆的符号。

（三）民间传说的三个层面

1.心理层面：上层文化和皇民思想

主持《目连戏》演出的能仁寺始建于明朝，是汉传佛教寺院，供奉着地藏王菩萨。该寺原系南京碧峰寺分而迁之，和尚派脉列辈与南京碧峰寺派脉出于一归，自认为是正统宗派。^[74]秦淮河畔的碧峰寺能仁禅院是朱明王朝的皇家寺院，据说《目连宝卷》是当初能仁禅院的镇院之宝，因为寺院高僧为竹子巷居民无辜发配抱不平，遂于洪武三年(一说是九年)带着宝卷，与发配者一同来到民和麻地沟。《目连戏》是正统的皇家文化，因此，“南京竹子巷”代表了上层文化的概念。

南京是朱元璋称帝的地方，西迁的老百姓虽然是发配的“犯人”，却是皇城居民，“南京竹子巷”隐含了一种等级制思想。明朝灭亡后，上述人文心理又转变成为遗民思想，成为皇民思想的代表。

2.宗教层面：宗教文化的归属感

青海主要盛行藏传佛教，自汉族大规模移居青海后，汉传佛教也随之而来，但与藏传佛教相比，势力较弱，体系不健全，影响范围只限于青海东部。《目连戏》主要演绎汉传佛教教义，由此而流布出的“南京竹子巷”说也烙上了汉传佛教的烙印，代表了“汉族人的宗教”的内涵。在青海的汉传佛教寺院中，除了能仁寺主持的《目连戏》外，其他寺院都没有这样规模的文化宣讲仪式。

但是，宗教记忆演化为民间记忆，还有一个过程。在汉族人口不断向西扩散的过程中，宗教信仰成为融入当地社会的一道难题，许多汉族人“入乡随俗”，信奉了藏传佛教。宗教信仰的改变随之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反应，使原有的宗教记忆出现新的缺失。在不同宗教派系的碰撞和改宗易俗中，只剩下了一个宗教仪式剧的记忆符号，其他文化内涵缺失殆尽，最后演变成了一个民间传说，成为汉族人来源的代名词。关于这一点，从传说流传的地区可以看出一斑，在民族（主要是汉藏）交错居住地带，当地藏族群众一般都会说：“你们汉族是从南京来的”。^[75]

3.文化层面：文化圈属的概念

明清时期，统治者推行“因俗施教”方略，宗教在青海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现今青海的寺院大多建于明清两朝。宗教寺院成为集宗教权和治民权于一体的特权集团，有着自己的管理范围，对圈属内的民众实行着精神和人身的双重管理。例如，乾隆元年（1736年），为了适应大通川地区已经形成的政教合一的局势，清政府批准设立大通川土千户一员，历届土千户都是广惠寺的大拉浪（大僧官）担任的，到1931年改土归流时，历二十二任。有的地方不属于土千户管理，却有相当于土千户的寺院“拉浪”执行着同样的职责。^[76]今民和县藏族弘化部落，世代由当地弘化寺国师管领；灵藏部落则世代由当地马营寺禅师管领，实行着很典型的政教合一统治。^[77]

寺院的特权还表现在占有大量土地，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78]寺院的收入主要有二项：一是租田收粮，这是很大的收入。如大通县的托洪庄租种广惠寺地约一千零五十亩，每年交租粮九千斤（六大石），纳干粮馍六百个，炒面三百斤，并规定每年三月十五为交租日期。^[79]二是信教群众的布施。“番、土人死，则以产业布施于寺，求其育经，子孙不能有。故番、土益穷而僧寺益富。”^[80]普通老百姓有的受地方政府管理，种民堡地，直接向当地政府交粮当差；有的受佛教寺院管理，种寺院喇嘛地，为寺院交租纳粮；还有的既种民堡地，又种喇嘛地，既为寺院交租纳贡，又为当地政府纳“番贡粮”。

由于寺院的这种特殊性，形成了以寺院为核心的文化圈，大的文化圈内又有许多小文化圈。以塔尔寺为例：

塔尔寺属寺 → （如尕珠寺）村庙→（宗教圈内的村庙）

 ↓

 塔尔寺六族^[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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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德哇

（如“莫西德哇”、“却西德哇”^[82]）

一个文化圈也是一个地理范围。“南京竹子巷”是以民和麻地沟能仁寺为中心形成的精神文化圈，相当于一个大的“德哇”（即庄子）的汉语代名词。这个文化圈包括了青海河湟地区、甘肃的庄浪、古浪等地。^[83]文化圈内的属民具有族属认同感和区分标识，一个文化圈既是一个宗教范围圈，也是婚姻圈，泛家族圈，一个文化“卡码”。^[84]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汉文化圈正是汉藏文化的过渡带。

五、余论

新中国成立后，南京竹子巷的记忆不断被冲淡，主要原因是：

1.移民人口超过本地居民。1950年至1986年间，青海省共迁入人口346.90万人，迁出282.58万人，相抵净迁入64.32万人，平均每年迁入17865人。36年内，净迁入人口占人口增加总量的24.8％，即36年机械增加人口约占四分之一。^[83]这些新增人口大多是汉族，还不包括他们在青海所生的子女。大量移民在数量上超过了原有汉族，他们大多集中居住在城镇，对当地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很强的冲击。

２.新中国建立后，打破了原有的寺院文化圈。“文革”期间，寺院经济和统治地位被推翻，^[86]老百姓摆脱了对寺院的人身依附关系，寺院文化圈失去了原有封闭性和约束力。

3.《目连戏》的失传造成故事源中断。1945年《目连戏》最后一次演出至今，有二代至三代人没有听说过《目连戏》，新生代受到现代文化教育的影响，对《目连戏》和由此而产生的故事和禁忌不能理解，出现了记忆断层。

汉族的祖籍传说对其他民族也产生了深刻影响，部分藏族（家西蕃）便认为他们是蒙正的后代。^[87]河湟地区的藏族家中大多也栽有竹子，他们认为吉利，没有其他的说法。

“南京竹子巷”是青海汉族族源的记忆符号，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超越了汉族本源的自身意义，反映了正统的皇民思想和宗教归属的荣誉感，在600多年的时间里，真正起到了汉民族的向心力和民族精神的塑造的作用，其历史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没有圈属纷争，符号失去了往日的功能，“南京竹子巷”正在悄悄地淡出大部分青海汉族人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