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祖先进到有文字记载的殷周时期，也即我们今天所能从古代文献中所了解到的时期时，姓和氏的区分与作用已经相当明显了。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对此有一段全面而准确的概括：“三代之前(按：这里的“之前”是指三代结束之前，即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代)，姓氏一分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今南方诸蛮此道犹存。古之诸侯诅辞多日‘坠命亡氏，踣其国家。’以明亡氏则与夺爵失国同，可知其为贱也。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按：即指秦时期及其以后)，姓氏合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这里，谈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
首先是“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姓所以别婚姻”，这是我国古代姓与氏未台一之前姓与氏最基本的特点。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政治舞台基本上由男子独霸，所以男子都必须以氏相称。方能“别贵贱”。也正因为如此，当时各种各样的氏相当多，正是用以反映男姓之间各种各样的差别。先秦的男子是不称姓的，郑樵在《氏族略序》中曾指出，司马迁在《史记》中、刘知几在《史通》中称周文王为姬昌、周公为姬旦是错误的，“三代之时无此语也”。郑樵还由此而慨叹：“虽子长(按：司马迁字子长)、知几二良史犹昧于此”!后来，顾炎武在《原姓》中也曾明确指出：“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最贵者国君，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他在举出春秋时期若干例子后进一步指出：“考之于《传》(按：此指《左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有些同志不明白先秦称谓制度的这一重要特点，至今还在重犯前人早已指出过的错误。例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的《中国历史人物辞典》中就以“姬昌”、“姬发”、“姬胡”、“姬宜咎”、“姜小白”之类作为辞目，而以“周文王”、“周武王”、“周厉马”、“周平王”、“齐桓公”之类作为附见辞目处理，这是和先秦的实际完全不合的。相反，《辞海》就未这样称呼先秦人名，是正确的。
与之相反，先秦的妇女却都称姓。因为当时的妇女平时不参加社会活动，她们一生中作为社会成员之一被社会其他成员所注意，要与其他成员相区别，最主要的时刻就是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出嫁。为了“别婚姻”，不至出现同姓通婚的禁忌，她们的姓是决不能含混的。所以，她们不但必须称姓，而且终生不变。未出嫁时，一般都在姓之前加上排行，称为孟姬、仲姜、叔媿、季姒之类。或在姓前加上自己所自出的国名，如秦嬴、齐姜、褒姒等。出嫁之后，则在姓之前加上丈夫的国名或氏，如孔姬、棠姜、息妫之类。西周王室长期是姬、姜二姓通婚。周王的王后，在世则称“王姜”，死后一般在“姜”之前加姓的号。春秋时鲁国国君的夫人之见于《春秋》者，桓公夫人称“文姜”、庄公夫人称“哀姜”、僖公夫人称“声姜”、文公夫人称“出姜”、宣公夫人称“穆姜”、成公夫人称“齐姜”(此据《日知录》卷四《仲子》的统计)，基本上没有例外。民间传说“孟姜女哭长城”的孟姜，史无其人，但却是先秦时期妇女最常见的称呼之一。所谓“盂姜”，就是姜姓家的大女，“孟”是老大的意思。如果理解为姓孟名姜，那就全错了。此外，当时称呼妇女还可以在其姓之下加一个氏字，如姜氏、赢氏等。《仪礼·士昏礼》称“祝告妇人之姓日：某氏耒妇”，正是指的这种情况。直到近代，还常见“娶妻张氏”、“有妇人王氏” 之类称呼。至于将出嫁以后的妇人称为“张王氏”、“李赵氏”等，就更为普遍。这种对妇女以姓相称，出嫁后又加上夫家的姓的习惯，完全是先秦时期习俗的遗存。
由于“姓”是母系氏族时期形成的，同一女姓祖先者始终同姓，是“统系百世而不变”的，所以先秦时“姓”的数目很少。据顾炎武的统计，“见于春秋者，得二十有二”(《日知录》卷二十三《姓》)。如周王室及其同姓封国鲁、晋、郑、卫、燕、虞、虢、吴、随、巴等国都是姬姓，齐、申、吕、许等国是姜姓，寨、徐等国是赢姓，宋国为殷人之后是子姓，越国为夏人之后是姒姓;陈国为虞舜之后是妫姓。可是，“氏”却比“姓”多若干倍，因为“氏者支也”，是要不断分化的，正如刘恕在《通鉴外纪》所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顾炎武任《原姓》中所说：“氏焉者，所以为男别也;姓焉者，所以为女坊也。”随着子孙的繁衍，为了“别贵贱”的需要，氏就必然不断增多。或者以祖辈父辈的某些特征作为自己的氏，或者因天子、诸侯的赐予而得到新的氏。《左传·隐公八年》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这里的“氏”与“旗”是同义词。这段话的大意是：天子封建诸侯，因为他出生于某姓而决定他的姓，根据所赐予的土地之名称而作为他的氏。诸侯以字作为自己的谥号，后人就以此作为自己的氏。作官而又世代有功，后人就以官名为氏;此外，也可以以所封的采邑为氏。
氏的不断增多，主要是在周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有着多方面的来源。古代典籍中对此有较多的记载。顾炎武在《原姓》中认为“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次则公子，公子无氏，不称氏称公子。”“最下者庶人，庶人无氏，不称氏称名。然则氏之所由必，其在于卿大夫乎?故日：诸侯之子为公子，公子之子为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若谥、若邑、若官为氏。氏焉者类族也，贵贵也。”顾炎武真不愧是大学者，他的这段论述是相当全面而准确的。王、侯不称氏，称国，如晋午、郑胜之类(当然，也可以认为，王、侯就是以国号为氏，如郑文公叫郑捷，蔡庄公叫蔡甲午之类);王侯的子孙不称氏，称公子、公孙。广大的卿大夫(公子、公孙的非嫡传后代也是卿大夫)就要讲究“别贵贱”的氏。广大的庶民百姓，本身就是贱者，当然也不会有氏。这样，卿大夫和士就成为讲究氏的有无与变化的主要成份，他们或以祖辈之字、谥、邑、官的不同，就有了不同的氏。如果看得更细一点，得氏的来源远不止这四种，《通志·氏族略》分得最细，有三十二类。汉代的《风俗通义·姓氏》(按：此篇全篇已佚，现据《风俗通义校释》所辑佚文)与《潜夫论·志氏姓》都分为九类。如《风俗通义·姓氏》所载：“或氏于号，或氏于谥，或氏于爵，或氏于国。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职。以号，唐、虞、夏、殷也;以谥，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伯、侯也;以国，曹、朱、朱、卫也;以官，司马、司徒、司寇、司空、司城也;以字，伯、仲、叔、季也，以居，城、郭、园、池也;以事，巫、卜、陶、匠也;以职，三乌、五鹿、青牛、白马也。”这里有几点需要补充解释一下。“以字”为氏，就是以前辈之“字”为氏，《潜夫论》所举例子更为清楚：“伯有、孟孙、子服、叔孙，所谓字也。”“以居”为氏，即以居住之地为氏，《潜夫论》所举例如‘东门、西门、南宫、北郭”。“以职”，《潜夫论》作“以志”，应理解为突出的标志，不应理解为官职，因为前面已经有了“以官”。至于“以志为氏”的实例，汉代有三乌群、五鹿充宗等，只是数量很少，后人遂难以洞其原了。在《风俗通义》和《潜夫论》二书中，共载了当时所见的氏六百余个，这应当是先秦时期常见氏的汇编(古代文献中最早专门记载姓氏的是《世本·姓氏》，可惜佚亡过甚，现在几种辑本都是零残之文，故而要了解先秦的姓氏，还不如汉代文献)。
当我们了解了古代的这种姓氏制度之后，方能消除若干误解。试举几个先秦的知名人士为例：
春秋时期的孔子，绝不是姓孔名丘。“孔”只能是他的氏，孔子是宋国贵族之后，宋国是殷代遗民所建，故而孔子的姓应是殷代贵族之姓。即姓“子”。所以以“孔”为氏，这是因为他的先祖本宋襄公之后，先是以“公孙”为氏，到孔父嘉时，“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孔子家语》卷三十九《本姓解》)，即不能再以“公孙”为氏，孔父嘉之后遂以“孔”为氏。这属于“以字为氏”之类(孔父嘉应是以公孙为氏，嘉为名，孔父为字)。孔丘是孔父嘉的六世孙，仍以“孔”为氏。
战国时的屈原，当然也不是姓屈，但以屈为氏;以屈为氏的来源，是因为屈氏的祖先本名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史记·屈原列传》《正义》引王逸说)。即是说.是因封地在屈，以地为氏。
战国末年的杰出帝王秦始皇，不少书籍都称他叫嬴政，这是错的。当时的男子只能称氏，不能称姓。秦始皇的祖先是赢姓，但他因生于赵国的邯郸，所以是以赵为氏，这在《史记·秦始皇本记》中写得很明白：“名为政，姓赵氏。”《索隐》解释说：“生于赵，故曰赵政。”所以，秦始皇只能称为赵政。不能称为赢政。正因为如此，《淮南子·人间训》才会说“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高诱也才会明白注释说：“始皇生于赵，故曰赵政。”《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西汉初年，陆贾对刘邦说：“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集解》解释说：“赵氏，秦姓也”。这就是说，秦始皇本是以赵为氏，由于当时已有姓氏合一之俗，所以又可以说是姓赵。“灭赵氏，就是灭掉赵家子孙的天下，灭掉了赵家的秦王朝。
在“男子称氏”、“女子称姓”这一总前提之下，先秦时期有几种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1.由于氏的确定比较灵活，所以，不仅子辈孙辈可以有新的氏，就是一个男姓贵族在一生中也可以有新的氏。或一生中可以有几个不同的氏。顾炎武在《原姓》中曾明确指出：“氏可变也”、“姓不变电”。例如人们很熟悉的商鞅，他本是卫同公室的子孙，故既以“卫”为氏，又以“公孙”为氏，被称为卫鞅、公孙鞅。后来他到了秦国，其封邑在商，故又以“商”为氏，称为商鞅。在《左传》中，士会是称呼最多者之一，在《春秋名号归一图》中共列出八个：士会、士季、随季、随会、季氏、随武子、范武子、范会。这其中，“会”是名：
他本身是十，故以“士”为氏，“季”是他的字：“随”和“范”都是他先后的封地，故先后以“随”和“范”为氏;“武”是他的谥。即是说，他先后有“士”、“随”、“范”3个氏。故而他的称呼也就达8个之多。
2.在男子称氏的同时，女子也有称“氏”的。如“姜氏”、“赢氏”之类，这在《左传》等书中较为常见。这里的“氏”，并非姓氏之“氏”，而是与“姓”同义。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引述的《氏族略序》所说，是“姓可呼为氏”。顺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三《氏族》中曾经指出：“姓与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与此相类，“氏、族对为别，散则通也”。《左传》中习见的有“母氏”、“舅氏”、“伯氏”等，这些“氏”，实际上与“族”通用，就是指的族。需要为顾炎武之说加以补正的是，“姓与氏散亦得通”这一说法不够准确，因为“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二者不能互通。当然，这写都是指先秦时期。
3.“男子称氏”，在先秦时期，实际上是指有身份者即统治阶级成员而言。广大的穷苦百姓无“别贵贱”之需要，也不大讲究宗法，故而一般是没有氏的。这就是前引郑樵之言“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顾炎武之言“庶人无氏，不称氏称名”。如果原来有氏，以后沦落到无氏的地步，必然是社会地位发生了大的变化所致。这就是前引郑樵之言：“古之诸侯诅辞多曰‘坠命亡氏，踣其国家’(按：此语见于《左传·襄公十一年》所载盟书)，以明亡氏则与夺爵失国同，可知其为贱也。”
4.在又有姓的区别，又有氏的区别的情况下，虽然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更大，氏的区分也比姓的区分更细，但能否通婚，仍然只能以是否同姓为标准。所以，氏同而姓不同的，如齐国与晋国都有栾氏，氏是相同的，可前者姓姜，后者姓姬，他们之问可以通婚。相反，姓同而氏不同的，如齐国的崔氏与东郭氏，因为都姓姜，他们之间就不能通婚。齐庄公时，崔杼要娶东郭偃之姊。虽然东郭偃是崔杼的下属，可仍以“男女辨姓”为理由，坚决表示“不可”，(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就是一例。
5.当春秋、战国时期“氏”的作用越来越大，已开始起到姓的作用时，曾将姓与氏又称为“正姓”与“庶姓”，称为“本姓”与“氏姓”。如《礼记·大传》“其庶姓别于上”，《注》云，“姓，正姓也。始祖为正姓，高祖为庶姓。”《疏》云：“正姓，若同姓姬，齐姓姜，朱姓子。庶姓，若鲁之三桓，郑之七穆。”《论衡·诘术》：“古者有本姓，有氏姓。”“以本姓则用所生，以氏姓则用事、吏、王父字。”只是这类称呼后来未能流传，故而我们比较生疏。但偶尔也有用的，如我们研究古代姓氏，《日知录》是必读之书，《日知录》最好的本子是黄汝成的《日知录集释》，在卷二十三《氏族》条中，《集释》引沈彤之说，“汉人所云‘姓某氏’者，皆以庶姓言也。”这里的“庶姓”，就是指的汉以前的氏：
6.男子有姓有氏，但只称氏称名。这不仅在先秦文献中从未见到姓名连称者，就是秦代与汉初也是这样。钱大昕曾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姓氏》条中指出：“三代以上，男子未有系姓于名者，汉武帝元鼎四年，封姬嘉为周子南君，此男子冠姓于名之始。”这是后人往往容易忽视的，我们应当加以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