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间最流行的一种关于姓氏的普及读物是《百家姓》。
《百家姓》作者不可考，一般人多谓此书为北宋初年钱塘(今杭州)人所编，当时吴越王钱俶虽已归顺北宋(北宋建立之后，吴越王还残存了19年)，但仍保留王号，故而《百家姓》首句为“赵、钱、孙、李”，将“赵”列为第一姓，“钱”为第二姓。但此说不尽可信。此说最早可能见于南宋人王明清的《玉照新志》卷三：“如市井间所印《百家姓》，明清尝考之，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何则?其首云‘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乃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孙’乃忠懿(按：指晚期吴越王钱俶)之正妃;又其次则南唐李氏。
这种说法，前人早已提出疑问，其主要证据在于宋代大诗人陆游有《秋日郊居》一诗：“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诗下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弟人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这说明《百家姓》在南宋时已成为民间最普及之“村书”，如果是宋初才编成，传播速度不可能这样快。所以清代学者梁章钜在《浪迹续谈》卷七《百家姓》条断言：“《百家姓》之有，自宋前无疑。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有《千姓编》一卷，不著撰人，未云‘嘉佑八年采真子记’，岂即所著耶?”所以，关于《百家姓》的作者与成书年代至今还不能定论。很可能是宋以前已有类似书籍，由宋初人作过某种修订。其实，我国最早的“百家姓”在西汉就已出现。汉元帝时，史游编成《急就章》三十四章，作为识字的蒙学书籍，在一至六章中用三字句形式列出人名，其中共有姓132个，如：“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爰展世，高辟兵，……”这以后出现收录姓氏更多的蒙学书籍是完全可能的。
《百家姓》自宋代以来流传很广，而且有不同版本。目前已知最早的版本是元代泰定年间与至元年间所刻于《事林广记》中的《百家姓古文(汉文与八思巴文对照)》。明代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卷二专门有《(百家姓)不同》一条谈及此事。他所见到的《村学训蒙夜记》本《百家姓》是“四言成句，单姓四百零八，复姓三十”。他所见的另外两种版本略有不同。直到今天的常见的两种传世本，仍有小异，加之对书中有几个姓应是单姓还是复姓的看法不统一，所以全书统计有的是503个姓，有的是504个姓，有的是505个姓，有的是507个姓。还有的是515个姓。我自己用通行本统计，认为应当是504姓，而最早的元泰定刻本则只有427姓。
明代洪武年中，根据官方意旨，翰林院编修吴沈等三人根据当时全国的户籍资料统计出1968个姓，编为一本《千家姓》，以朱元璋的“朱”字开头。故又称《明皇千家姓》。可由于《百家姓》已是家喻户晓，成为普遍使用的启蒙读本，所以《千家姓》根本无法流传，今天连一本也见不到，成为佚书，仅从《明文衡》所载的吴沈《进〈千家姓〉表》知道一个大概。清康熙年间又以康熙帝本人的名义编撰了《御制百家姓》，想用来代替以“赵”姓开始的《百家姓》。这本《御制百家姓》中不收满族姓氏，只收汉姓，是由“孔”姓开头：“孔师阙党，孟席齐梁，……”表示对孔夫子的无限尊崇。可是在家喻户晓的《百家姓》面前，此书仍然未能流行，如今早已被人们遗忘了。
我国无论古今，姓氏的确不少，其中大多数都是罕见的生僻姓氏，常见者并不多。古时缺乏这方面的统计材料，现代的近3000个姓中，常见者不过300，广为流传的“张王李赵遍地刘(流)”的民谚，正生动他说明了几个大姓在全国所占的很大的比例。据上面介绍的杜若甫、袁义达同志所作的抽样调查，我国现代最常见的一百个姓是：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罗、梁、宋、郑、谢、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许、傅、沈、曾、彭、吕、苏、卢、蒋、蔡、贾、丁、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任、姜、范、方、石、姚、谭、廖、邹、熊、金、陆、郝、孔、白、崔、康、毛、邱、秦、江、史、顾、侯、邵、盂、龙、万、段、雷、钱、汤、尹、黎、易、常、武、乔、贺、赖、龚、文。这100个姓占了汉族人口中的87%，其中前19个大姓(凡占1%以上者算大姓)即占了汉族人口中的55.6%。而李、王、张三大姓分别占的比例为：7.9%、7.4%、7.1%。此外，在《中国姓氏大全》一书中还提供过这样一个材料：“在现在的许多姓氏中，常见程度悬殊。例如，北京市户籍卡片中，王姓人口占10.6%，李姓、张姓各占9.6%，刘姓占7.7%，以上四姓，共占北京市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再加上‘赵、杨、陈、徐、孙、马、吴、高’等十二姓，共占北京市总人口一半左右。其他省、市自治区的姓氏组成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台湾省的‘陈、林、黄、张、李、王、吴、刘、蔡、杨’十姓人口占台湾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