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后，我国姓氏制度基本稳定，但秦汉以后的古代姓氏制度与现代相比较，在用法上有个比较大的差异，这是今天大多数人所难以理解的。
今天的人无论是姓什么，相互之间不会有什么高下差别。可古代在很长一段时期，不同的姓之间是要分等级的。这种情况产生于汉代。
在汉代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础上，一些地主、商人财富迅速增长，也有少数官僚获得了大量财产，例如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三世共财。……上下戮力，财利岁倍，乃至，广开田土三百余顷”(《后汉书·樊宏传》)。他家“广起庐舍，高楼连阁，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同上《集解》引《续汉书》)。这种豪门往往建立起规模不小的庄园，拥有保护自己、镇压乡民的武装。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官吏队伍中产生了少数门生广、子孙多、累世公卿的家族，如东汉时期著名的弘农杨氏，四世兰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上述这两类人原来既非六国贵族之后，又非汉代刘氏皇族之后，可门高势重，就形成了新的世家大族，被称为“士族”、“门阀”，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东汉用“察举制”选拔官吏的制度下他们很容易进入仕途，乃至可以控制入仕之途。当时的“选士而论旗姓阀阅”(仲长统《昌言》)、“贡荐则必阀阅为前”(《潜夫论·交际》)之类记载，正是这些世家大族走上政治舞台的明证。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每个军阀都有一些世家大族作为支柱。例如江东的孙坚、孙策就是“外仗顾、陆、朱、张”四姓(《三国志·吴书·陆凯传》)，建立了东吴政权。在东吴政权的文武大臣中，如顾雍、朱桓、周瑜、鲁肃、陆逊等本人就是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到了魏晋时期，又以“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各州郡的大小“中正”往往就掌握在各州郡的世家大族手中，仕进成为他们的特权，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局面。
就在这种情况下，各地都出现了一些高门大户，如上面提到的吴郡的顾、陆、朱、张四姓，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颍川荀氏和陈氏、平原华氏、东海王氏、山阳郗氏、河东裴氏和卫氏、扶风苏氏、京兆杜氏、陇西李氏、北地傅氏等等，都成为豪门大姓，高人一等。盛行修族谱，严格地“别贵姓、分士庶”，“有司选举，必稽谱而考其真伪”(《新唐书·柳冲传》)，形成了统治阶级之中事事以门第相尚的风气。甚至，以国家法令规定士庶之间不得通婚(如《魏书·高宗纪》和平四年，《高祖纪》太和元年、十七年都有这方面诏令)。这股风气，一直延续到唐代，高门大姓仍在统治阶级中享有特殊地位。(当然同姓之中，也有差异，如《新唐书·高士廉传》所说：“一姓之中，高下悬隔。”讲究姓氏者，当然是指各姓中的上层人士)。每一郡之“望族”称为“郡望”，受人尊敬。唐太宗时由中央政府出面重修《氏族志》，共列入“氏族”293姓，1651家，其中又分为三则九等。唐人刘饣束《隋唐嘉话》载，“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自婚娶”，是当时望族中之望族。宋代学者杨亿在《杨文公谈苑》(此书已佚，此据《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八引)中，对唐代情况有一段简明的综述：五姓七家等高门“地势相倾，互相排诋，各自著书，盈编连简，殆数十家。至于朝廷为之置官撰定，而流习所徇，扇以成俗，虽国势不能排夺。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土族，此外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陇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其俗至唐末，方渐衰息。”宋代另一位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四也有同样记载。《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是博陵崔氏之女，故而老夫人不愿将她许给无门望的张生，而要许婚给郑家，正是唐代世风的崔、郑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的写照。而今天还流传在人们口中的“王谢门高非偶”，“旧时王谢堂前燕”的古人名句，也正是来源于古代的这种世风。
关于从汉末到唐代讲究门第、姓分贵贱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可能多作讨论。但从上面简略地介绍之中可以知道，古代有过这样一段大讲血统、姓分贵贱的时期，这应当是我国古代姓氏制度开展中的一段十分特殊而不愉快的阶段。这个阶段在中唐以后逐渐结束，到了宋代就不再起作用。如《日知录》卷六《取妻不取同姓》所说：“唐人最重谱谍，而五代以后则荡然无存，人亦不复问此。”不过，一直到现代，还有某些遗迹。解放前，在某些人家住宅的大门门框上刻有“荥阳”、“天水世家”之类字样，一般称之为“堂名”，这正是在按古代高门大姓的郡望来表示这是谁家的住宅。刻有“荥阳”者，表示是荥阳郑氏之后，这是郑宅;刻有“天水世家”者表示是陇西李氏之后，这是李宅。这正是古代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