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之变】
变的是形式 不变的是传承
一个略显抽象、又含义无穷的词——家风，最近被频频提及。
“富二代”认为，它是“不啃老，不坑爹”；“熊孩子”眼中，它是“爸爸每周打我一次”；“傲娇女”看来，它是“老公挣钱老婆花”。
赵本山说，“不爱国的人我看不起”；郭德纲教子，“吃亏无妨，但当防欺诈”；诺奖作家莫言称，“要勤学上进，与人为善”……
或承袭祖辈训诫，深刻隽永；或由爹娘以身作则，直白质朴。“家”的形式在变，“风”却从古代吹到今天。无论是一句话还是几个词，无论是贴在墙上还是写进书里，长长短短的“家风”、“家规”、“家训”中，都凝结着国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
【家风溯源】
“有时甚至会比法律还要严格”
“家风”，听起来颇为古色古香，事实上，它也的确是历史的产物，且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至深，可大致概括为“五常八德”。前者为“仁、义、礼、智、信”，后者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我们现在理解的家族，只是一个松散的结构，但古代的家族，其实可以看做基层的社会单元。”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师、历史学博士武黎嵩说。“魏晋南北朝，汉代，东汉的时候，国家只管理到乡，再往下没有现代的这种行政村、街道、居委会等等。家族本身是半自治的、要将同一姓氏血缘的成员联系在一起的基层社会组织。这就要求家族除了有亲缘上的关系外，还要有一些凝聚的手段。”
主要的凝聚手段便是家族内部的“社会保障”，比如家族成员中某位男性去世，剩下寡妇带着孤儿，他们的生活费便由整个家族共同承担；若家族中有老人没有儿子，或者儿子去世了，家族也会养他的老。家族成员有穷有富，穷人的孩子想上学，富人便有义务出钱，办私塾或者“义学”，让穷人子弟也能有书读。家族还会有“公墓”，某个成员比较没钱没地位的话，死了之后会被埋入公共墓地，还有人负责打扫。
既然家族制度给成员提供了方便与“社会保障”，当然少不了相应的约束，使他们服从家族的管理。“有的家族以经商为主，会特意讲说，不能重利贪谋，比如放高利贷，假冒伪劣等。有的家族注重读书，子弟很多都中秀才、考科举，家训会规定，再穷的人家，都要想办法让孩子读一点书。清代中期以来，很多家族规定，成员不许‘抽大烟’，如果违反，极有可能被‘开除’，不能享有家族的‘社会保障’。” 武黎嵩强调，有些江南大家族是有祖产的，比如家族的公共钱庄、票号、养鱼池等等“企业”。到了年终，每家每户按照在家族中的地位分成。如果被“开除”了，就什么都得不到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过去的家风不仅是伦理道德上的规定，更带有硬性强制的成分。
有时家族的家训、家规甚至会比法律还要严格。“还说抽大烟这个事情，到了光绪、宣统年间，民国初年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普遍了。国家并没有严格规定说不能抽，社会上也管不了，但家族会管。另外，有些家族还规定说不许纳妾，纳妾在古代其实是合法的。还有的规定，弟子不许经商，不许唱戏，不许跟‘戏子’来往等等，非常细致，因为已经上升到道德层面来看待了。”
广为流传的著名家训
在传统的封建家长制度下，中国人非常注重庭训家教。一些名门望族，有识之士更是致力于锤炼家庭成员的精神与品德，以求后代不辱祖先，光耀门楣。他们的家风与教子故事，向来广为流传，被民众津津乐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齐思想家颜之推写下四万多字的《颜氏家训》，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如何修身、治家、处世、为学，并告诫子孙不可自恃门第、骄逸怠惰，同时希望子弟能将士族门风维系不坠。
颜之推提倡学习，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他鄙视和讽刺南朝士族的腐化无能，认为那些贵游子弟大多没有学术，只会讲求衣履服饰，一旦遭了乱离，除转死沟壑，别无他路可走。
北宋名臣司马光的《温公家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封建家庭伦理关系、治家方法、子弟的身心修养和为人处世之道，并告诫长辈，一定要“以德业遗子孙”。
清朝的何伦，被誉为旧时孝子的典型，相传一天晚上有小偷到他家偷东西，他发觉之后也没有声张。在小偷要把做饭用的锅偷走时，他才说：“请你把锅留下，我明天早晨还要做饭给母亲吃。”小偷很惭愧，把所偷的东西都还给了他。
何伦“被偷不出声”倒是颇为值得商榷，但他在《何氏家训》中谆谆叮嘱后人，“不可攘窃诓骗”；“不可强横健讼、斗狠逞凶及扛帮教唆，生事害人”；“不可为贪心所使，专行崚险之途”……如今读来仍可策警。
说到家风，不得不提晚清重臣曾国藩。他的《曾国藩家书》中，近1500封书信，包含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和治政、治家、治学之道。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曾国藩主张勤俭持家，努力治学，睦邻友好，读书明理。他在家书中写道：“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并留给家人十六字箴言：“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日理万机之余，曾国藩曾写家信给儿子曾纪泽，要求他每天起床后，衣服要穿戴整齐，先向伯、叔问安，然后把所有的房子打扫一遍，再坐下来读书，每天要练1000个字。
在过去的老北京人家里，几乎家家都有家谱，里面记载着历代家人的总结。北京民俗专家赵书曾表示，老北京人每到过年祭祖的时候，都要把家谱拿出来全家学习。
据赵书介绍，“老北京”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家风，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又被称为“八端”。北京有一句最狠的骂人话，就是“忘八端”，也就是忘了做人的根本，后来以讹传讹变成了“王八蛋”。
质朴直白的百姓家风
对于没有旧时大家族经历，也谈不上显赫出身的现代人而言，“家风”似乎颇为遥远。可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却真切地伴随着每一个人的成长。哪怕仅仅是只言片语，哪怕是记忆中的一个短暂瞬间，都在用独有的方式影响着下一代，这未尝不是属于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家风。
51岁的田女士仍能回忆起来20年前，自己的女儿与自己父亲之间发生的一次争论。“那个时候我女儿才6岁，她的外公，也就是我父亲经常教育她要孝敬父母。强调说，不管父母说什么，孩子都要听话，都要去做。我女儿人小主意大，就反问她外公，那要是父母让孩子去做不好的事情呢，比如让孩子当小偷，也要听父母的吗？我父亲就说，不可能，没有那样的父母。孩子就不服气，一直在追问这种‘极端的状况’，祖孙两人争了半天……”
“其实孩子说的有道理，社会上确实也有不负责任的父母”，田女士笑着说，“我们家一直强调对长辈要孝顺，我父亲可能有点固执，忽略了这种‘前提’。我就跟女儿说，当然要明辨是非，但外公的意思是子女要孝顺家长。后来父亲生病，脾气很坏，我们兄妹三人轮流照顾，百依百顺，一直到给他养老送终。孩子这几年也成家立业了，跟我无话不谈，有什么好东西第一时间都想着给我，觉得特别欣慰。”
熟悉刘筱沐的朋友，对他都有不错的评价。这位25岁的山东小伙儿为人低调，办事稳妥，完全没有同龄人的浮躁和傲气。从小父亲就经常教育他，“能吃过天饭，不能说过天话”，意思是话不能说得太满，尤其不要吹牛。
“如果事情没成之前就夸下海口，往往会事与愿违。我父亲是从商的，非常注重个人信誉。给别人帮忙，也不要拍胸脯打包票，万一有什么意外状况就太尴尬了。事前尽力去做，成了以后再说不迟。”筱沐总结，“中心思想就是人不能虚荣，要踏踏实实的。少说多做，用行动去得到大家的认可。”
【家风教化】
体现当下主流价值观
家风，往小了说，只关系到具体家庭中的微观个体。从宏观角度而言，作为社会的“细胞”，家风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社会“肌体”的健康与否。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气质，更与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旧时的大家族组织已经瓦解的今天，重提家风，我们应当深刻反思的，又是什么？
“会把与现代社会不一致的自动过滤”
在日本，孩子从小就会被灌输“不要给人添麻烦”的理念，整个民族严于律己，形成“做事守规矩”、“遵守秩序”的文明。正因如此，日本人对帮助自己的人深怀感恩之心，初到日本的人常常会有“礼貌到过分”的感触。
为了培养孩子的冷静与忍耐力，大人甚至会教育坐在美食边上的孩子，“等几分钟再吃”。这种忍性和冷静使得日本人具有超常的专业精神，无论煮面条，还是打扫卫生，都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日本产品、日式服务由此受到普遍认可。
在德国，父母最关心的就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和动手能力。能不能考上大学没关系，只要孩子学到一技之长，有创新意识和能力，就不愁没前途。
曾有一个关于德国人的故事：下着大雨的晚上，一对父子在去医院的路上遇到红灯。没有人，也没有车，但他们还是在雨中等了很久。儿子实在忍不住，想穿过马路，却遭到患病父亲的严厉训斥，最后他们才发现原来是交通指示灯出了故障。这份“傻劲”的背后，何尝不是德国人令人起敬的纪律与秩序。
在中国，家族的家规、家训等，也是与政治统治思想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师、历史学博士武黎嵩解释，“比如国家宣传礼义廉耻，许多家族都将其作为自己家规家训的基本脉络或者纲领。家风的构建，无论国内国外，实际都是与社会主流意识合拍的。”
武黎嵩强调，过去说家风家规，都是针对男性的家族成员，基本是“管男不管女”。女性出嫁以后，只是作为男性的配偶，在祠堂、家谱上有所体现。并且都是随着夫家的家规，而不是自家的。
一个家族的家风怎么样，对女孩来说，主要体现在她“能不能嫁出去”的过程中。“过去说媒啊，其实不太看重长相，更重视教育、家庭背景这些东西。媒婆给大户人家说媒的时候，会讲这个女孩的家风是怎么样的，比如女孩的父亲是读书人，女孩的家里几代忠孝……如果女孩的家风好，她就能嫁得比较好。”
而女性一旦嫁出去，就要跟随夫家的家规，“这是比较封建的东西，我们看一些资料、电影里面会发现，女性的一些人身自由权利，甚至生命权利都会遭到限制，这是过去制度里面一些比较戕害人权的内容。”
在武黎嵩看来，家风就是对社会伦理道德的体现。“很多人回忆的家风，都是和如今主流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的部分。其实过去很多家风都明确具有重男轻女、只重科举、只重做官的倾向，但今天大家就会把这种不良的倾向，或者说和现代社会不一致的倾向自动过滤掉了。因为大家也知道，道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家风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改变，不合时宜的内容会被扬弃。”
重提“家风”，让空洞说教的儒家文化生动“着床”
经历近百年的变迁，财产制度发生变化，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之下，连过去兄弟姊妹众多的大家庭也逐渐少见。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化为三口之家，甚至夫妻“小两口”。我们早已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家”，而此时重提家风，意义何在呢？
武黎嵩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如“礼义廉耻”、“忠孝礼智信”等，是一个空洞的、说教性的概念。想让它在现代社会生根发芽，需要找一个载体“着床”，家风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载体。
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最根本的结构是以“亲缘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过去的儒家文化，可以通过在亲缘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大家庭来体现，但现代社会早已不再是过去的管理模式，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完全不可能恢复了。
“虽然我们都是中国人，提到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伟人、多少名人，大家感觉离自己还是有点远，毕竟跟我们还是有一定区隔的。” 武黎嵩笑言，“我想，当枯燥的说教对老百姓不起作用的时候，家风的提倡，可以唤起老百姓对于本家族的英雄人物、杰出人物的认可，从而培养出个人道德的原发性。”
武黎嵩举例，比如“卞”姓，晋朝有位政治家叫“卞壸（壸，读音捆）”，是全国所有姓卞的人公认的师祖。卞壸为国捐躯，谥号“忠贞公”，大家都将其视作忠孝的典型。
比如“杨”姓，大家都很认可汉代的一位宰相，弘农杨氏的杨震。这里有个著名的故事，有人以重金相赠，说收下吧，没人会知道的。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杨姓后人建祠堂，以“四知”为堂号，称“四知堂”，是谓“廉洁奉公”的标志。所以对于杨姓人而言，干巴巴地讲“礼义廉耻”，他们或许不太认可，但讲“四知堂”，讲杨家的事情，他们会特别认可。
比如说我姓武，我爷爷的父亲、我的曾祖父，是革命烈士，1939年抗战的时候牺牲的。因为我的曾祖父是为国捐躯的，谈到爱国，我就会很有感触。
中国古代所有的家族，每一个家族在修家谱的时候，都会给自己的家族从历史上找到很多英模人物。比如姓钱的叫“锦树堂”（纪念吴越钱氏的钱鏐）；太原王氏家族的三槐堂（王祐、王旦）等等。毕竟教育后代“要做仁义的人”、“要做廉洁的人”……这种说教很难让人有直观的感受。“如果说我的祖先是这样，这种对荣誉的认可很快就会被激发出来，从道德培养上，也比国家教化的效果要好。晚清以前谈家风、家训，有组织意义，有经济意义，甚至还有社会管理的意义，今天我们谈家风，已经不再是组织和制度层面上的了。这是对精神文明的培养，既是一种荣誉感，又是一种责任感，同时又是对道德伦理的一种认可。”（魏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