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政协薛氏代表(11名)
其中全国人大代表8名；政协代表3名。下为名单及相关提案、报导！
武警部队副司令薛国强: 为改革凝聚正能量
解放军报北京3月11日电（记者邓佑标）军队人大代表、武警部队副司令员薛国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后，对凝聚起改革的正能量的论述感受颇深。他认为，为改革凝聚正能量，既是推动军队建设不断发展进步的内在需求，也是军队责无旁贷的重要职责。
“为改革凝聚正能量，首要的是要切实打牢官兵支持拥护改革的思想政治基础。”薛国强代表说，要采取多种形式搞好思想教育和舆论宣传，使广大官兵坚决听党的话，深刻认识推动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历史必然性，形成深化改革的共识，增强深化改革的原动力。
薛国强代表说，为改革凝聚正能量，关键的是要不断强化官兵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组织纪律观念。深化改革必然会触及一部分人、一些单位的利益，也必然会引起少数人的惧怕甚至抵触。必须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各项指示要求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确保政令军令畅通，确保各项改革决策落到实处。
薛国强代表说，为改革凝聚正能量，重要的是要做好本职工作。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是武警部队的职责使命，这就要求武警部队广大官兵要自觉强化使命意识，始终保持昂扬的战斗精神和良好的战备状态，时刻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指挥，为推动改革顺利进行贡献力量。
27军军长薛爱国: 加强军地统筹联动，以保障部队实战化训练
央广网3月10日消息（记者周宇婷刘鹏王亮李悦）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军区第二十七集团军军长薛爱国围绕强军目标提出建议：加强军地统筹联动，以保障部队实战化训练。
薛爱国代表认为，目前我军实战化训练有发展有进步，训练离实战越来越近，实战作风越来越好，但保障条件与实战要求差距较大，迫切需要加强军地联动。就如何加强军地联动，薛爱国代表说，首先要抓住军地联动统筹重点。利用高铁、大型货轮、飞机，建立空中、水上、公路、铁路四维一体的投送体系，提高投送能力；其次是加强统筹指挥。部队在组织重大战役集训、联合战役演习，可以邀请地方部委领导或主要战略方向地方领导参加，使训练和动员体制同步运转，提高体系运转能力。
薛爱国表示，保障部队实战训练应建立法律规范。对当前部队建设，特别是训练场地、训练设施、战时建设等问题，要通过立法保障和固化，为军队训练和国防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北京市保安公司经营部经理薛志国：打击震慑犯罪，建设平安中国
正义网北京3月11日电(记者张灿灿) 3月10日下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针对报告中提到的:“积极投入平安中国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怀柔分公司望京经营部经理薛志国认为,平安中国建设,就是要通过打击和震慑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稳定,让人们的安全感不断提高。
“一路平安”是中国人习惯的祝福语。这是普通老百姓最朴素、最基础的愿望。薛志国说,平安是幸福的基础,也可以说是最根本的幸福。检察机关这一年突出打击严重影响人民安全感的犯罪,增强对犯罪分子的威慑力,还特别强调对妇女儿童、农民工等群体的保护,和我这次参会所带建议一样。
薛志国认为,平安中国建设,就是要通过打击和震慑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稳定,让人们的安全感不断提高。而从广义来看,平安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也需要保平安,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平安建设。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打击、预防、监督、教育、保护的职能作用,保护人民、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平安中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天津市扫道班长薛海英：让农民工共享发展成果
“我来自基层，文化水平不高，但了解社会基层群体，我会认真调研，把大家的心声带到大会上来。”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扫道班班长薛海英今年45岁，在街道一线已经工作21年了。
薛海英代表说，冬天，他们凌晨5点必须到岗，夏天更早。由于冬天严寒夏日酷暑，不少同事都患了关节炎、皮炎等职业病。
“现在工作环境比以前改善了，大街基本上都由机器普扫，而且是有水作业，不像以前那样扬尘。”薛海英代表说，“现在城市变美了，社会进步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还有很多农民工的生活问题需要去关注。”
去年两会上，薛海英代表提出了异地高考的问题。她说，很多农民工子女高考都要回到原籍地去，实在不方便，“今年天津就异地高考出台了新政策，我特别高兴。”
过去一年，薛海英代表认真对身边的同事，以及建筑、物业、餐馆等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进行了调研。根据调研情况，薛海英代表带来了今年的议案：希望调整公租房、廉租房等住房门槛，让农民工同样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齐慧）
浙江台州市人大主任薛少仙: 加大处罚力度，高压遏制环境恶化
据新华社4日电 “我们已经背上了沉重的生态欠账，现在还是存在不断破坏环境的现象。对于这样的行为必须加大处罚力度，以高压态势遏制我国环境继续恶化。”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台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少仙说。
薛少仙调研发现，我国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跟我国环保标准过低、处罚过轻有着直接联系。
薛少仙认为“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客观上助长了环境违法行为的发生。“在相关的法律规定中，都设置了最高罚款的上限，这个‘天花板’其实就是企业的‘定心丸’。更为严重的是，常见的行政处罚多为几万元，最高也不过几十万元，这种隔靴搔痒的处罚标准变相纵容了环境违法行为的滋长。”
薛少仙建议，要加强污染源头监管，必须制定更为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增加企业排污成本，以市场的角度限制高能耗重污染企业发展。同时建议取消企业污染处罚金额上限，对环境违法采取“按日计罚”的方式，并从法律层面增加污染企业经营及产权拥有者的终身责任。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院长薛江武：立法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安徽省行政执法机关2013年共立案查处行政违法案件26174件，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仅115件，虽经检察机关监督又移送了485件，但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数量与行政违法案件数量相比仍然差距较大，大量行政违法案件游离于司法程序之外，难以有效监督。
对此，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薛江武代表建议，应当通过立法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准确、及时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督促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严格公正执法。
薛江武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主要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行政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行为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司法机关处理，以形成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工作合力的机制。自国务院颁布施行《关于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推动衔接工作。但是，行政执法机关立案查处案件多、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少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与此同时，在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和食药安全等民生热点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对相关行政执法领域违法轻罚、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打击不力等问题反映强烈，对于执法司法机关严格公正执法、严打违法犯罪更加充满期待。
薛江武认为，当前造成“两法衔接”不畅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法律层级较低，制度刚性不足，影响了“两法衔接”工作推进力度。由于相关法律中没有对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作出规定，目前“两法衔接”制度框架主要为行政法规、地方规定和各级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会签的规范性文件，协调性安排多，强制性规定少。而且，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各个参与主体思想认识不一、参与热情悬殊，往往是检察机关“一头热”，部分行政执法部门缺乏法治思维，对“两法衔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部门主义、本位主义思想严重，导致一些地方行政执法机关对“两法衔接”工作消极对待、简单应付，推动“两法衔接”机制建设和制度落实的内在动力不足、外在压力不够、整体合力不强。二是监督信息缺乏、知情渠道不畅，制约了“两法衔接”工作的有效开展，特别是在行政执法机关多头执法、行政处罚权力分散行使的情况下，行政执法信息整体上仍然处于情况不清、底数不明的状态，必然导致司法机关无法及时获取犯罪线索，检察机关发现监督线索的能力也严重受限，立案监督无法有效实施，严重影响了打击犯罪的效果。三是职能延伸有限、监督手段乏力，无法保障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效果。当前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主要是立足于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职能适当向前延伸监督触角，虽已涉及行政执法领域，但整体上还是一种刑事立案监督。此外，案件移送标准不明确、证据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法衔接”工作效果。
薛江武建议，应以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为路径，推动“两法衔接”工作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其一，通过修改行政处罚法，单设一章规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范围、途径、形式、程序等，强化行政执法机关信息公开、线索移送的义务，明确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弥补立法空白，消除监督盲点。同时规定对不履行移送义务的，依法追究失职渎职的法律责任。其二，在时机成熟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关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单行法，明确责任主体和职责分工、移送范围和移送要求、信息共享和协作机制、法律后果和责任追究等。目前，在立法条件暂不具备的情况下，建议国务院商“两高”制定相关办法，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建设，保证行政执法机关严格执法，维护法治政府的良好形象。
安徽省工艺进出口公司董事长薛颖：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企业是致命打击
主持人：2010年的经济状况持续回暖，不知道经济回暖对进出口贸易有什么影响？
薛颖：影响很大，好的影响是国际经济形势总体都在回升，但是对我们的外贸行业来讲，我个人认为不确定性很大，很多因素现在制约了我们快速回升的态势。比如说欧洲有些国家的债务危机问题，影响了国际消费市场的的一种需求。再比如说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性，昨天奥巴马还发表讲话，我也写了一个议案，叫做“稳定汇率、稳定经济”。因为汇率现在对我们外贸行业来讲应该是重中之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外贸行业，本来的利润空间就很有限，如果说人民币升值一个点，我们的利润水平会下降一个点。我们调研的结果是进出口只有3%到5%的利润率，如果说人民币升值，对我们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主持人：毁灭性打击？
薛颖：全球经济复苏致原材料价格上涨，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提出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问题，所有的材料在上涨，包括石油、铜、铁、棉花(资讯,行情)，所有的东西都在上涨，这个上涨是在增加我们的成本。短时间的两三个月的回升不代表着以后可以持续回升，而且我觉得以后的压力更大。
主持人：各种原材料价格的上升会造成更大的压力？
薛颖：是的，让我们的压力更大。还有现在周边一些国际竞争的加剧，就是印度、越南、巴基斯坦、柬埔寨，一些相对贫穷的国家，他们的劳动力资源比我们更低，他们的原材料价格比我们也更低，原来说的中国是世界产品加工地，现在看来这个位置很难再保了。
主持人：那我们的企业应该怎么做？
薛颖：我觉得第一是要自身加快产业转移。第二，传统的优势绝对不能丢。就像我们现在已经有规模了，有客户了，也有一定市场。如果仅仅是因为要求转移而强行转移，或者说我们被转移的，我觉得对中国经济来说是毁灭性的。因为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三条腿，我觉得外贸是不可或缺的。我认为，如果下半年外贸没有止跌回稳，那么我们的GDP达到8.7的增长率是不可能完成的。
主持人：因为外贸出口占GDP比例非常大。
薛颖：对，去年进出口贸易就拖了GDP的后腿。 如果我们再下降更多一点，我们拖得更多。
“民工荒”系媒体炒作
主持人：今年年初南方一些地区出现用工企业找不到工人的状况。您怎么看？
薛颖： 我觉得大家关心民工荒，本来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增加农民工的待遇，给他们提高一点报酬。但是我认为会适得其反，因为几点原因造成的，去年经济比较低迷的时候，很多工厂停业、倒闭，民工出现返乡很正常。现在农民工适当的短缺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没有像媒体操作的那么可怕。这样舆论导向出来的结果什么，农民工对工作的预期提高了，不稳定性加强，总觉得挑三拣四，天天跳槽，对自己的生活待遇不见得有提高，然后工厂因为本身利润空间也有限，一方面要应对劳动力涨价的因素，一方面还要去应对社会保障的全面提高，还要去应对工资的提高，这个空间是有限的，就不敢去多用工，不敢盲目生产，不敢扩大生产，可能对工人的需求量，自身自我约束会少要一点。反而是不好的影响，现在做国际贸易，我们的客户明显的反映是，不敢给你下单，担心你有没有生产能力。中国出现民工荒，你能不能按期交货，产品现在能不能保证。
主持人：民工荒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企业的订单问题了？
薛颖：是，影响到很多。 而且农民工自己对自己也没有清醒的认识，他觉得你看我本来在家休息一个月就可以上班了，很着急，怕工作找不到，都出去打工了。现在都缺，待两个月，回家的滞留期明显延长。
主持人：您觉得2010年进出口贸易整体会怎样？
薛颖：我个人的认为，下半年的话，我们国家的进出口这一块很难乐观地保证很好的势头。现在这种状态，第一因为人民币汇率不稳定，我们长单不敢接，全是短期的。以前每年做的国际贸易心里大体都有数，有的时候客户一签就是一年。今年是不确定性因素很多。
主持人： 进出口经常跟国外的市场打交道，有没有受到贸易保护的影响？
薛颖：太多了。因为现在贸易保护，各个国家的经济都处于非常困难的情况，包括中国经济也是。从美国到欧盟，所有的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就像我们在阿根廷的产品，很多国家的贸易壁垒非常严重，对我们出口产品的要求越来越苛刻，而且这种检验有的时候达到一种顶峰，验厂，验产品。他可以随时随地找你的毛病。
主持人：没有一个规约吗？
薛颖：没有。同时我们经常会遇到汇率不稳定的问题，我们自身也比较谨慎，长单不敢接。汇率不稳定，远期的，我锁定不了汇率，我肯定赔钱，所以现在弄的各方面都在谨慎地维系这个产业，我觉得还是不太好运作。
主持人：对进出口状况还是持不乐观的状态？
薛颖：是的。我们这个行业受政策影响很直接。 政策一定要稳定，不能随着速度的增加而改动，出口下降了政策都来了，出口两个月一涨，马上从另一个方向打压，这样可能非常不好，政策的制定要有前瞻性。政策不稳定，企业就不敢有长期发展的思路，不敢做长远的谋划。
企业要重宣传树品牌
主持人：此前曾有媒体称中国没有国际品牌。我了解到您的企业artshow做得很出色的。
薛颖：一个品牌的设计和推出很简单，但是一个品牌能够成熟，被市场所认可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的。有的一个品牌可能要到十年、二十年，才会被客人逐渐的认同。就像中国总体来讲，品牌还是一直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的市场，包括日本，主要想在美国、东欧、日本推出市场，比我们的理念要先进。从我们的品牌建设，从我们公司的品牌，我也在20多个国家注册。从我们公司品牌建设来讲，光是注册是不可以的，要不断的宣传，不断的运作它，在过程当中，你要跟客人不断反复地去沟通。所以我们以前所有的分工，为什么贴牌多，定牌多，包括加工，品牌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惯性的过程。我要打我自己的品牌，国外客人接受你这个品牌，我们现在所说的不断渗透。在卖产品的时候，也是在逐个逐个，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完全渗透，最后才会形成一定的国际品牌的效益。但是我不认为中国的国际品牌没有，是整个品牌宣传不到位，不会运作。
主持人：刚才您说的品牌就是需要时间去成熟地运作？可能质量到位了，但是宣传运作并没有到位。
薛颖：对，拿我们企业来说，就非常注重品牌的推广与宣传。我们的出口品牌，我们的包装商是打牌子走的，不管你认同还是不认同，我们都做。然后慢慢看，现在到广交会，客人一看是我们的品牌就很认可。我们所有的展位都是精装修，然后每一个展位的醒目位置打上我们的品牌，不断地告诉客人这个产品。因为在中国，产品的定位是比较模糊的，所以我们的产品定位要清晰，然后全力以赴地推广它。
【作者：赵黎来源：和讯独家】
郑州市工商联主席、河南康利达集团董事长薛景霞：
政府报告是民营企业家的定心丸
央广网河南分网消息（记者 胡晓辉）十六大的时候,国家都已经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对公有制是巩固与发展,对民营企业是鼓励、支持与引导。薛景霞觉得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报告里也提出来,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其实,这次在总理的政府报告中多次提到,关于非公有制,民营企业可以参与到一些国有企业中。比如,国企改革、事业单位改革,薛景霞觉得这都是给民营企业家传递出的信息,都是再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应该是,不管你在哪个领域,只要你的企业实力具备,你就可以参与。不仅仅是你所说的石油行业。企业单位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最主要的还是提到一个关于参与金融机构的问题,原来民营企业是不可以办金融机构的。这样来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资金问题也一直是困扰着企业。比如说它的项目研发等各方面都跟得上,但是它缺乏经费,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前景。你说像微软企业,在30年前,它也是一个小型的科技型企业。但是它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资金的支持,经过30年,它成为世界的巨大企业。所以,薛景霞确实感觉到,本届政府包括李总理,看到了民营企业的活力。包括对GDP的贡献,对财政的贡献。还有就是对大学生就业这一块,比例都超过了百分之八十。按照整个国家的层面来讲的话,就是珠三角、长三角和薛景霞们的内地,比例是有差距的,像江浙这一带可能都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那么现在全国的平均水平应该都超过了60%,河南这一块都到72%了,税收都超过了68%。
薛景霞觉得随着未来改革的攻坚,其实就是让民营企业更多的去做,去找市场上需要的资源,去参与市场竞争。那么政府呢,就应该提供更好的服务,薛景霞觉得通过总理的报告,让薛景霞们更加坚定了信心,做民营企业这一块,只要你努力,靠勤奋、靠智慧去创造财富,应该说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共和所有制就是就是民营企业可以参与国有企业还有事业单位的改制,一种混合所有制。薛景霞觉得什么制不重要,最主要的就是,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行业,只要你的商业模式,适应市场行为,它就是最好的。你说现在马云的企业,它是代表民营还是代表……其实它是民营企业发展起来的,现在的规模已经做得相当大了,它对国家的经济有很大的贡献。
全国政协驻晋委员原山西省政协主席薛延忠：
建议国家将山西作为采煤沉陷区治理试点继续给予支持
今年两会上，山西委员代表对于采煤深陷区治理给予极大关注。3月6日，驻晋全国政协委员薛延忠建议，将山西作为采煤沉陷区治理试点，采取维修加固和搬迁建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采煤沉陷区治理，使未安置的受灾群众尽快得到妥善安置。
山西作为全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为国家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做出突出重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累计生产原煤约145亿吨，净调出100亿吨以上，占全国省际煤炭净外调量的70%。在煤炭资源长期高强度大规模开发的同时，山西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
山西省采煤沉陷灾害在全国最为严重，其特点是，沉陷区面积大、受灾人口多、治理任务繁重。据初步调查，全省因采煤造成的采空区面积近5000余平方公里，其中沉陷区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约230万人。
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沉陷区治理仅仅是我省煤矿采煤沉陷区治理的一部分，目前全省还有大量的国有非重点煤矿和非国有煤矿沉陷区2000多平方公里内约170万受灾群众尚未安置，由采煤沉陷引发的地质灾害也急需治理。加快实施采煤沉陷区治理已成为山西转型跨越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次全国两会上，驻晋全国政协委员薛延忠提出，山西省采煤沉陷区治理将按照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要求，参照国家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沉陷区治理标准，逐步将治理范围由试点治理向区域拓展。到2020年（建党100周年前），力争基本完成现有全省采煤沉陷区治理任务，使受灾群众的居住条件、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逐步构建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比照国家对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沉陷区治理的政策，据初步测算，山西省采煤沉陷区治理资金约需240亿元。
薛延忠提出，考虑到山西作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具有先行先试的探索试验权和移植推广好经验政策的优先实施权，建议国家将山西作为采煤沉陷区治理试点继续给予支持：比照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沉陷区治理的政策（国家补助40%），支持我省采取维修加固和搬迁建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采煤沉陷区治理，使仍未安置的受灾群众尽快得到妥善安置。(记者 田凤凤 赵伟）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教育厅薛卫民：改善和加强汉语教育
东南网-福建日报3月8日讯（记者 李珂 杨毅涵 严顺龙） 4日，在本次全国政协会议致公党、侨联联组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薛卫民建议，通过整合资源，为华文教育和汉语推广事业的双赢创造更好条件。 薛卫民说，数千万海外华侨华人分布于全球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有华文学校5000多所，华文教师2万多名。截至2011年7月，全球已建立349所孔子学院和400余个孔子课堂，注册学生约50万人，分布在102个国家和地区。 他指出，接受华文教育的华侨华人，大都属于第二、三代的华裔，在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方面，均和在孔子学院、孔子学堂里就读的“洋人”并无二样。他认为，无论在资金投入、师资配备还是教材编撰方面，由国家汉办和海外教育机构合力推出的孔子学院、孔子学堂都比仅由海外侨团主办的华文学校强很多。随着孔子学院在全球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华文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现象将继续突出。 薛卫民建议，主管部门应整合华文教育和孔子学院的资金和人才资源，确定共同的发展计划；着手规范、整合通用教材，形成数套体系较为完整、针对多层次、多文化背景和不同语言对象的权威教材。 |
全国政协委员农科院党组原书记薛亮：外资种企是压力又是动力
核心提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研究员薛亮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外企业是威胁，对我们是压力也是动力，要力求提高我国种业的竞争力，与国外企业展开竞争。”（每经记者 金微 发自北京）
在外资种业抢占国内市场的背景下，我国种业安全日益受到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研究员薛亮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外企业是威胁，对我们是压力也是动力，要力求提高我国种业的竞争力，与国外企业展开竞争。”
作为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种业问题受到格外关注。去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 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等文件，强调建设种业强国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根本性的保障，提出逐步确立企业商业化育种的主体地位。
去年“两会”时，薛亮就曾呼吁推进种业科企的合作，今年种业问题依然是他关注的焦点。薛亮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说，国务院连续下发两个文件，主要也是为了推动商业化育种的发展，主要由企业来承担育繁推一体化的任务。“以前科研作育种，企业卖种子，两个中间是断开的。改革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推动科研单位与种业企业的联合。”
在薛亮看来，种子商业化有自己内在的原因。比如像农业技术推广就很难进行商业化推广，而在市场上能够进行商业化的而且较好地实现经济效益，种子是比较明显的产品，“可以通过销售把种子投入的成本收回，在商业化中实现优良品种的推广。”
在国家积极整合种业资源时，洋种子公司也在国内攻城掠池。目前，世界种业巨头已纷纷进军中国，并在我国蔬菜、玉米种子市场占据较大份额。快速抢占我国种业市场的洋种子对我国民族种业形成严峻挑战。
当被问到外资种业是否对中国种业安全造成影响？薛亮表示，目前有些政策在调控，比如外资进入我国在股份等方面有些约束。
薛亮说，之所以出台文件，之所以推动商业化育种就是要与国外企业竞争。“过去小而散的种子公司没有办法与国外企业竞争，要有竞争能力必须做强做大，把育种和销售绑在一起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我们企业的竞争力，逐渐与国外企业竞争。”
薛亮表示，国外企业是威胁是压力，也是动力，“我们要力求提高我们的竞争能力，推进科企合作是迅速提高种业整体竞争力的最有效、最现实的途径。”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编辑：蒋帅
在3月5日下午农业组分组讨论间隙，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薛亮委员表示，当前国内的转基因食品标识还有待向前走。他说，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实行了严格的标识制度，“有”或者“没有”，虽然看起来严格，但实际与发达国家有差距。
中国只有大面积的转基因棉花生产，抗病毒木瓜的数量很少，实际上当前我们在市场上见到的涉及转基因的食品只有食用大豆油。按照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的要求，凡中国生产销售的食用大豆油等，必须标明原料大豆是否是转基因产品。
第一批实施标识管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包括五类17项：大豆种子、大豆、大豆粉、大豆油、豆粕；玉米种子、玉米、玉米油、玉米粉；油菜种子、油菜籽、油菜籽油、油菜籽粕；棉花种子；番茄种子、鲜番茄、番茄酱。
美国、加拿大、阿根廷以及中国香港等采用自愿标识政策，除此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大多采用强制性标识管理政策。欧盟对所有转基因产品(食品／饲料)进行强制性标识管理，并设立了最低含量阈值。
各国重视转基因食品标识的主要原因有三：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保护消费者的选择权，利于对转基因食品潜在的危害进行追踪。
我们的制度看似严格，实际有空子可钻，如果严格以转基因成分实际含量进行标识，对于消费者来说更加公平和透明，管理也会更加规范和科学。
(责任编辑：焦培培)
